受估值调整影响金额超5万元，最终获赔近4500元，这样的和解方案让投资者林先生明确拒绝签字。截至发稿，黑猫投诉平台上关于投资者受到国投白银基金估值调整事件影响，且不满国投瑞银相关补偿方案的投诉量已达612条，多位投资者直言补偿金额远低于心理预期并拒绝和解；也有投资者在亏损6万余元后，选择接受约5000元的补偿，理由是参考原油宝等过往案例，认为司法维权难度较大。

　　这起争议并非个例，复盘国内财富管理市场，从2020年原油宝事件中投资者穿仓倒欠银行，到2025年银行因代销信托产品因未尽适当性义务被判赔偿，再到2026年多家银行出现系统故障导致用户资金、征信受损，一系列案例均与极端行情下的规则操作、专业信息不对称、投资者维权举证难高度契合。这些案例与国投瑞银白银基金事件一道，直指“买者自负、卖者尽责”原则的落地痛点：当金融产品的规则风险成为普通投资者“看不见的陷阱”，损失该由谁兜底？金融机构的“尽责”该如何跳出形式合规的框架？监管又该如何填补规则灰色地带，平衡投资者保护与行业发展？

　　投资者维权：

　　5万损失仅补4500元

　　抱团投诉寻求监管介入

　　国投瑞银基金公布的补偿方案显示，本次补偿针对以2月2日净值确认赎回的自然人投资者，采用“超额累退”方式计算：估值调整影响金额在1000元以下的投资者，按实际影响金额全额补偿。这部分投资者占当日赎回自然人投资者的比例超过90%；影响金额超过1000元的投资者，1000元以上部分按阶梯递减比例计算：1万至5万元部分补偿15%，5万至10万元部分补偿10%，10万元以上部分仅补偿5%。

　　南都·湾财社记者采访多位投资者发现，除估值调整影响金额1000元以下的投资者能获全额补偿外，其余投资者的补偿比例大幅缩水，大额受损者补偿比例不足一成，不同受损金额的投资者，对这一方案的接受程度存在明显分化。投资者王女士的估值调整影响金额为900多元，已顺利提交补偿申请并将获全额赔付，她向南都·湾财社记者表示：“基金公司这样处理还算有诚意”。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额受损投资者的不满情绪强烈。林先生在2月2日赎回金额近25万元，受估值调整影响金额超5万元，按方案测算仅能获赔不到4500元，补偿比例不足十分之一。“这个赔偿方案不合理，我不会和解。”林先生向记者表示，他已多次拨打基金公司客服热线沟通，但至今未得到实质性解决方案。

　　另一位投资者刘女士的受影响金额超4600元，测算获赔不到2000元，补偿占比约四成，而她的心理预期是全额返还多扣的金额。南都·湾财社记者采访获悉，目前刘女士仍处于观望状态，暂未签署和解协议，不仅向证监会12386热线进行了投诉，还与其他受损投资者保持密切沟通，抱团寻求维权途径。

　　也有部分投资者选择接受现有补偿方案。一位损失超6万元的投资者透露，其和解金额约5000元，他选择签字的原因是，损失的主要是此前积累的利润，且参考过往类似维权案例的难度，认为打官司胜诉的可能性极低。

　　国投瑞银回应：

　　补偿系自愿行为

　　不涉及法律责任认定

　　针对投资者的质疑，国投瑞银基金在回应南都·湾财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本次专项工作方案遵循“分层分类、便捷可靠”的原则，初衷是最大限度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对于仅补偿2月2日赎回的投资者的原因，国投瑞银解释称，此次估值调整是为了公允反映已发生的市场风险，防止先赎占优，从而保护未赎回持有人的利益。据悉，COMEX白银自北京时间1月30日15：00至2月2日15:00下跌31.5%，国内白银期货两日下跌约31.84%，与国际市场已非常接近。对于未赎回的投资者，调整后的价格更真实地反映了底层资产价值。

　　而场内买卖的投资者未被纳入补偿范围，原因在于场内买卖属于二级市场撮合交易，成交价格由买卖双方基于供需关系形成，不直接等同于基金净值，因此未受本次估值调整直接影响。

　　国投瑞银特别强调，本次补偿并非基于法律责任认定，而是在相关操作已属合规的前提下，以更高标准的服务弥合投资者的“实际感受落差”。补偿资金全部来自于公司自有资产，与基金资产严格分离。“公司愿为改善投资者的体验主动跨越‘免责区’，更积极地履行受托义务。”国投瑞银表示。

　　律师解读：

　　自愿和解不构成显失公平

　　三大举证难题成胜诉障碍

　　此次争议的核心法律问题，集中在“超额累退补偿方案是否显失公平”“投资者拒绝和解后走法律途径的可行性”两大方面。南都 湾财社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京市中友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国证券业协会纠纷调解员夏孙明。

　　夏孙明认为，从法律层面来看，国投瑞银此次的补偿行为，是公司动用自有资金进行的一次自愿性商业和解，并非基于《基金合同》项下的违约责任或法定侵权责任。“也就是说，这不属于合同约定义务，不会触及《民法典》关于合同内容显失公平的结论。”夏孙明表示，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一条，构成“显失公平”需具备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的权利义务明显失衡。但夏孙明同时指出，“从实践当中，对已经遭受巨大损失的投资人来讲，肯定是不公平的，否则投资人也不会拒绝和解，要走法律途径维权。”

　　如果投资者拒绝和解并选择提起诉讼，将面临“立案易，胜诉难”的现状。夏孙明指出，投资者可基于《基金合同》提起违约之诉，或基于信息披露违规提起侵权之诉，因遭受严重损失，起诉到法院立案没有问题，但难点在于能不能赢。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让投资者面临三大难以突破的举证难题：

　　其一，如何证明基金公司违规，也就是信息披露不及时属于违规或者违法。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重大事项需在两日内披露。国投瑞银在2月2日晚间发布公告，形式上未违反“两日内披露”的硬性时限。同时，基金合同中通常有条款授权基金管理人在特殊情况下（如市场极端行情）可与托管人协商后调整估值方法以反映公允价值。

　　其二，如何证明信息披露不及时与投资者损失存在因果关系。基金公司可以抗辩称，投资者的根本损失源于国际白银市场的史诗级暴跌这一系统性风险，而非估值方法调整。估值调整只是为了公允反映已发生的市场风险，防止先赎占优，保护剩余持有人利益。

　　其三，如何证明造成的具体损失。“账面亏损”不等于法定损失。如果基金公司提前预警，投资者是否一定能避免损失？这涉及复杂的推演，举证难度极大。

　　对于投资者质疑的补偿方案未做到“同等受损同等对待”，夏孙明表示，国投瑞银此次补偿属于自愿和解，该方案也被业内视为开创性尝试，核心目的是化解舆论压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法律上它必须一碗水端平。也就是说目前的做法不是法律上必须做到‘同等受损同等对待’。”

　　行业镜像：

　　多案折射共性痛点

　　信息不对称成核心隔阂

　　国投白银事件并非孤例。近年来国内财富管理市场发生的多起投资理财争议事件，均围绕“买者自负”与“卖者尽责”的边界界定问题展开，暴露出行业发展中的共性痛点。

　　2020年原油宝事件中，投资者购买挂钩WTI原油期货的产品，在油价跌入负值后不仅亏光本金，还倒欠银行。银保监会最终认定，中国银行存在产品管理不规范、风险管理不审慎、内控管理不健全、销售管理不合规等多项违法违规行为，对中国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合计罚款5050万元。中行与投资者达成和解，承担投资者的全部穿仓损失，并赔偿20%的持仓本金。

　　2025年底，上海金融法院审结光大银行信托代销案，投资者耿某在理财经理推荐下认购300万元私募信托产品，亏损超136万元，幅度超45%。法院认定银行在销售过程中未进行风险测评，违反了适当性义务，需对投资者本金损失承担20%赔偿责任，赔偿约27.2万元。同时法院也指出，该投资者在购买案涉信托产品时未履行谨慎注意义务，自身亦存在一定过错。

　　2026年3月，北京银行手机银行出现金价显示异常，积存金买入价显示为1.6元/克，而实时卖出价为1173.40元/克。部分投资者套利后，银行单方面撤销交易并划扣资金，援引协议中“系统故障可撤销交易”条款，称操作合规。该事件引发关于金融机构单方“纠错”权力边界的广泛讨论。

　　无独有偶，2026年初光大银行“征信乌龙”事件亦引发社会关注：广东某企业主覃先生的准贷记卡被显示欠款“1000万亿”，该错误征信记录持续近两年，导致其贷款被拒、工厂濒临倒闭，至今维权未果。

　　2025年底，北京金融法院审理的一起资管产品纠纷案中，投资者认购基金产品100万元后因投资标的违约无法兑付。法院认定，基金管理人未向投资标的公司核实协议履行情况，且未发现应收账款质押存在在先登记，属于未尽谨慎勤勉义务，判令管理人对投资者损失承担40%赔偿责任。

　　这些案例的共性特征十分显著：多数金融机构的操作在程序上看似合规，但其背后的信息不对称，让投资者承担了超出自身预期的损失。而法院在多个相关判决中均明确，金融机构若未尽到适当性义务、风险提示义务或勤勉义务，需对投资者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深度观察：

　　程序合规与实质公平张力

　　合规与公平如何平衡？

　　“支付宝场外可以购买的白银基金主要就是国投瑞银，我当初是看好白银行情才买的，但实际上对国投瑞银这家公司并不是非常熟悉。”投资者刘女士在采访中道出了不少普通投资者的选择初衷。这次的投资经历也让她总结出教训：“任何投资都是有风险的，所以在投资前需要考虑清楚各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并对证券基金公司做好背调。”

　　另一位受访投资者则坦言：“我在买基金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关于估值调整机制之类的风险提示，甚至没听说过这个概念。我原本以为投资白银基金的最大风险就是市场涨跌波动，从来没想过会有估值调整这样的情况。”

　　“买者自负”是金融市场的基本原则，其法理基础在于投资者在充分了解风险的基础上自主决策，理应承担相应后果。但这一原则成立的前提是“卖者尽责”，即金融机构需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信息，充分向投资者揭示风险。从法律层面看，“卖者尽责”至少包含三层含义：一是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二是风险揭示的充分、醒目、易懂；三是危机应对的及时、公平、透明。

　　原油宝事件后，银行大宗商品相关业务完成全面整改。而在多起银行代销产品纠纷中，法院也多次判决金融机构因未尽适当性义务承担赔偿责任。这些案例均表明，当“卖者尽责”未能落实时，“买者自负”的适用边界就需要重新审视。

　　在业内人士看来，国投瑞银白银基金事件的核心争议，在于估值调整规则被埋没在基金合同中，投资者在交易时对这一关键机制缺乏认知。基金公司强调自身操作“程序合规”，而投资者则质疑双方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当“程序合规”与“实质公平”产生张力，行业亟待明确的问题是：金融机构的合规底线在哪里，市场交易的公平尺度又该如何把握？

　　从此次事件来看，国投瑞银的估值调整与信息披露行为，在形式上确实符合《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与基金合同的约定：在法定期限内发布公告，依据合同条款调整估值以反映资产真实价值，甚至推出了自有资金出资的补偿方案，主动跨越了“免责区”。

　　但这种“程序合规”，未能充分适配普通投资者的实际认知水平与信息获取能力——基金合同中的估值调整等专业条款，普通基民难以主动关注并准确理解；交易时段结束后发布的调整公告，也让投资者缺乏应对时间，其知情权与交易决策权难以得到实质性保障。

　　这种信息传递和规则告知的适配性偏差，不仅让投资者产生了实质不公感，也为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指明了后续的改进方向。对于金融机构而言，需强化信息披露的通俗化与前置性，将专业规则直白解读、常态化提示，极端行情下提前做好风险预警；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可进一步完善相关指引，推动投资者教育走深走实，建立贴合普通投资者的信息披露标准，明确极端行情下的披露与解读要求。

　　唯有金融机构履行实质信息披露义务，监管部门不断完善规则并落地投资者教育，同时投资者持续提升自身金融认知水平，才能从根源上减少市场主体之间的认知偏差与利益分歧，让金融市场的合规性与公平性形成双向支撑，真正筑牢金融消费保护的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