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两件大事是科技与货币，而地缘政治则是始终交织其中的‘幽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朱民，在近日由全球经济治理五十人论坛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承办的“强人民币之路系列研讨会：世界主要货币竞争”上谈道。

　　当下，全球货币体系正从美元单极走向多元竞争，地缘经济变化、科技革命、数字货币兴起共同驱动了这一历史性变局。由此，人民币面临难得的战略窗口。但要走强货币之路，既需要在安全资产、金融基础设施等方面“扬长避短”，也需要在多元生态中找到合作与竞争的新平衡，最终打造与中国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国际货币。

　　全球货币需要新“稳定锚”

　　2026年，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迈上新台阶，从贸易结算向投融资、储备货币功能全面跃升。随之而来的是，市场对于人民币走强的讨论热度渐长。

　　这样的“底气”，来自全球去美元化加速的现实。朱民认为，1944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使美元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但其霸权基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数据显示，美国GDP占全球比重已从42%降至25%左右，而美元在国际储备中的比重约为57%，国际支付占比约50%，形成了“美元的货币地位已远超其经济实力”的错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济实力持续上升，但人民币在全球储备和支付中的占比仍较低。

　　在朱民看来，2025年4月美国加征关税后，美元指数、美股、美债三市齐跌，这是“市场第一次对美元说不”的重要信号。全球央行增持黄金，非传统储备货币(如瑞士法郎、瑞典克朗、部分亚洲货币)的占比也在上升，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构成了巨大挑战。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博士后研究员杨斯尧进一步提出“特里芬困境2.0”概念，这是当前美元体系的核心矛盾。美国要维持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就必须持续向世界供给安全资产，但美国经济增速长期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财政可持续性不足，美债信用不断承压，形成“安全资产需求上升—美国被迫增发债务—信用进一步受损”的负反馈循环。不同于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的明确出路，如今特里芬困境2.0暂无破解方案，美元单极体系的稳定性大幅下降。

　　“美元在外汇储备、贸易计价、跨境支付、外汇交易等领域依旧占据绝对优势，但这种强势并非依托经济基本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教授巩冰表示，当前美元的两大支柱全面弱化。一方面，美国财政恶化、通胀高企、美联储独立性受干预，国家信用持续受损；另一方面，地缘阵营分化、各国“去美元化”推进，美元安全资产、跨境金融网络的吸引力下降。全球央行增持黄金、新兴市场减持美债、大宗商品贸易本币结算兴起，都标志着美元霸权已出现结构性裂痕。

　　因此，当前人民币走强最重要的机遇和窗口已经到来。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教授施康坦言，中美在科技、制造业领域已基本持平，而强人民币是大国竞争的突破口。从基本面来看，中国对外贸易持续保持大额顺差，经济韧性强劲，自2025年11月起，人民币进入长期升值通道，币值走强具备坚实的经济基础。

　　同时，美元信用下滑为人民币腾出发展空间。施康分析，美国高债务、高通胀、产业空心化问题积重难返，叠加中东地缘冲突推升全球通胀，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美国资本市场面临调整压力。如今美国政策空间大幅收缩，难以像以往一样抵御金融冲击，全球市场亟需新的货币充当“稳定锚”，人民币恰好契合这一需求。

　　资本账户无需完全开放

　　面对“如何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资本账户开放是市场长期讨论的焦点，也被普遍视作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经之路”。

　　但也有观点认为，人民币无需等待资本账户完全开放，依旧可以成长为国际储备货币。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负责人彭文生指出，近期美元的强势不仅依赖传统储备地位的网络效应，更与AI科技浪潮带动的资本开支密切相关。新科技周期推高了美国实际需求与利率，为强美元及安全资产提供了实质性支撑。同时他警示，随着逆全球化与金融制裁加剧，金融资产的通用性下降，各国或将重回不同程度的资本账户管制，以金融市场调节国际收支的旧模式正逐步失效。货币多极化对应的是全球经济碎片化，实体资产的重要性相应上升，这正是中国作为制造与贸易大国的核心优势。

　　彭文生建议，人民币国际化不必执念于资本账户全面开放，可借鉴早期布雷顿森林体系经验，依托坚实的贸易和投资基本盘，叠加政府间双边货币合作，在不完全兑换的条件下探索出一条稳健的破局之路。

　　在朱民看来，人民币在特别提款权(SDR)中的权重为12.28%，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却仅约2%，这中间的差距恰恰说明“可使用”与“可兑换”之间存在巨大空间。“人民币国际化不必等到完全可兑换，而是要在‘可使用’上做文章，包括发展离岸市场、完善金融基础设施、推动双边本币结算等。”

　　然而同时需要承认的是，人民币国际化仍然存在短板，即境外机构和企业持有人民币后，缺乏可交易、可抵押、高流动性的人民币安全资产，这导致境外主体倾向于将人民币兑换为美元，不愿长期持有。对此，朱民坦言，打造人民币安全资产、提升资产流动性与收益性，是人民币迈向强货币必须攻克的核心难题。

　　杨斯尧进一步表示，人民币国际化呈现“支付、外汇交易增速快，储备、计价相对滞后”的特征。目前人民币全球外汇交易占比升至8.5%，依托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等金融基础设施，跨境结算能力持续提升。后续发展要“扬长避短”，发挥实体贸易与数字技术两大优势，逐步补齐短板。

　　谈及落地策略，施康建议，在人民币进入升值周期、国际认可度提升的背景下，可适度扩大境外人民币举债规模。一方面向全球供给人民币金融资产，丰富境外人民币投资标的；另一方面利用外部资金缓解国内地方财政压力、提振资本市场与房地产市场，刺激居民消费，以金融发展反哺实体经济。

　　值得注意的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目标并非取代美元。“世界已经进入多元货币时代，单一货币主导全球的格局一去不返。人民币的发展目标，是在多元货币体系中成为稳定、可信、具备影响力的核心币种，与欧元、其他区域货币形成互补与制衡。”朱民说道。

　　货币生态系统性博弈

　　在传统货币竞争之外，数字货币正逐渐成为国际货币博弈的新高点。它不再是单纯的技术工具，而是各国打造货币生态、争夺话语权的关键抓手。

　　具体来看，当前全球数字货币形成三大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各方节奏与战略目标差异显著。美国推行的私营主导的美元稳定币，试图将全球对数字资产的需求转化为对短期美债的需求；欧盟计划推出基于央行数字货币的欧元稳定币，但落地时间定于2029年，节奏明显滞后。其核心目标并非主动扩张货币影响力，而是防止欧洲本土支付生态被美元侵蚀，守住区域金融主权。

　　中国则走“实体支撑+技术赋能”的独特路径。一方面推进数字人民币落地应用，打造全球规模最大的央行数字货币实践体系；另一方面搭建mBridge跨境支付系统，配合CIPS系统，从金融基础设施层面降低对美元支付渠道的依赖。

　　“数字货币竞争不是简单的技术竞赛，而是货币主权、金融基础设施和全球支付生态的系统性博弈。”朱民如是说道。

　　施康进一步指出，未来的货币竞争，不再是单一币种的对抗，而是货币生态的竞争。美元、人民币、欧元各自构建包含传统货币、数字货币、支付系统、金融服务在内的完整生态，生态的完整性、互通性、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将决定货币的长期竞争力。同时，多元货币生态之间并非完全对立，也会存在合作与互通，形成多层次的均衡格局。

　　那么，数字货币会取代传统货币吗？分析人士一致认为，二者将长期共存。朱民表示，货币的核心职能是服务实体经济，不同场景对货币形态、交易速度、隐私性的需求各不相同，数字货币无法完全替代现有货币体系。传统货币的应用场景与制度基础依旧稳固，而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数字货币才能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