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5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货币金融政策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澜重磅宣布八项政策，为2026开年货币政策实施奠基。与此同时，邹澜就降准降息等总量政策、恢复国债买卖、当前物价走势等进行解释与预测。整体来看，2026年货币政策将继续以“适度宽松”为基调，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重要考量，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同时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精准发力。

　　结构性工具：降利率、增额度、合并整理

　　八项政策中，多数为针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整，包括降利率、增额度、合并整理。

　　具体来看，一是下调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0.25个百分点。各类再贷款一年期利率从目前的1.5%下调到1.25%，其他期限档次利率同步调整。

　　二是将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并单设民营企业再贷款。合并使用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额度，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总额度中单设一项民营企业再贷款，额度1万亿元，重点支持中小民营企业。

　　三是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并扩大支持范围。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8000亿元，增加4000亿元至1.2万亿元，并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等纳入支持领域。

　　四是合并设立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将此前已经设立的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科技创新债券风险分担工具合并管理，合计提供再贷款额度2000亿元。

　　五是拓展碳减排支持工具的支持领域。纳入节能改造、绿色升级、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等更多具有碳减排效应的项目，引导银行支持全面绿色转型。

　　六是拓展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的支持领域。结合健康产业认定标准，适时在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的支持领域中纳入健康产业。

　　截至发稿，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其中第一、二、三、五项举措已在人民银行官网正式颁布。

　　“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各项调整是人民银行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流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重要举措，体现了货币政策‘精准滴灌’与‘结构优化’的鲜明导向。利率下调、额度扩容、工具整合与支持范围拓展等具体举措，系统性强化了对科技创新、民营经济、绿色转型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金融学讲席教授田轩评价道。

　　在田轩看来，其中最为突出的要数单设一项民营企业再贷款，额度1万亿元，在现有支农支小再贷款框架下单列管理，既将“民营中型企业”作为独立支持对象，又强调与原政策框架的协同衔接，避免资源重叠与政策碎片化。

　　谈降准降息：2026年还有空间

　　虽未出台总量工具相关政策，会上邹澜仍表态，“2026年降准降息还有一定空间”。

　　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看，目前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平均为6.3%，降准仍然有空间。从政策利率来看，目前人民币汇率比较稳定，美元处于降息通道，总体来看汇率不构成很强的约束；内部约束方面，2025年以来银行净息差已经出现企稳的迹象，连续两个季度保持在1.42%，2026年还有规模较大的三年期及五年期等长期存款到期重定价，这些都有助于降低银行付息成本、稳定净息差，为降息创造一定空间。

　　回顾过往，2018年下半年以来，人民银行累计10次下调政策利率，还通过强化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更好发挥存量政策效能，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步下行。2025年12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和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都在3.1%左右，自2018年下半年以来，分别下降了2.5个和2.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2025年人民银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向市场提供长期流动性约1万亿元。

　　“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同样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其落地还需一段时间。田轩预测，时点方面，可能会选择在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内需恢复不及预期或物价水平持续处于低位运行时推出。考虑到年初通常是政策布局和发力的关键窗口期，若一季度经济数据显示复苏基础尚不稳固，特别是消费、投资等内需指标表现偏弱，降准或降息政策有可能在二季度适时出台，以起到稳增长、促内需的作用。此外，年中或年末也是政策调整的重要观察节点，届时会根据上半年或前三季度的经济运行情况进行评估，若需要进一步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不排除再次实施降准降息的可能。

　　幅度方面，田轩预计首次降准可能为0.25—0.5个百分点，释放流动性约1万亿—2万亿元。由于当前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已下调，政策利率的调整将更注重与结构性工具协同配合，预计7天期逆回购利率、1年期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或下调10—20个基点，并可能与降准同步或稍晚推出，以形成“量价配合”的政策组合。

　　邹澜进一步指出，人民银行还将继续综合施策，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比如，推动明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组织银行会同企业填写“贷款明白纸”，详细明示企业获得贷款需要承担的利息和非利息成本，促进降低评估、担保等融资中间费用，减轻企业费用支出，优化融资环境。强化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发挥好利率自律机制作用，畅通利率政策传导。这些都有助于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保持低位运行。

　　谈国债买卖：加强货币与财政政策协同配合

　　2025年10月，人民银行宣布将恢复公开市场国债买卖操作。从2024年8月创立到2025年初暂停，这项调节市场流动性的重要工具一直备受关注。

　　对此，邹澜详解了调整思路：国债买卖操作有利于发挥国债收益率曲线定价基准作用，并丰富宏观审慎管理的手段，防止市场急涨急跌的风险。2025年初，债券市场供不应求较为突出、市场风险有所累积，人民银行暂停了买债操作，不与市场“抢”债；下半年市场供求趋于平衡，故在四季度恢复了操作，保障债市平稳运行。

　　“开展国债买卖操作也有利于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同配合。”邹澜表示，近年来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债券发行在增多，2025年国债发行了16万亿元，全年净增6.6万亿元，年末余额大约是40万亿元，其中，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境外机构分别持有了27万亿元、5万亿元和2万亿元，银行等市场机构为了改善资产配置、加强流动性管理，是持有国债的主力。在满足这些机构对国债资产配置需要的前提下，人民银行买卖国债可以更好地保障国债以合理成本顺利发行。此外，2025年，人民银行通过买断式回购操作的国债、地方政府债券余额接近7万亿元，这对提高政府债券的市场流动性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综合考虑基础货币投放需要、债券市场供求情况、收益率曲线形态变化等因素，灵活开展国债买卖操作，与其他流动性工具一起，保持流动性充裕，为政府债顺利发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田轩进一步指出，若2026年实体经济融资需求持续回暖，信贷派生能力增强，银行体系流动性可能因信贷扩张而出现阶段性趋紧；或政府长债供给集中释放，对银行等主力持债机构形成承接压力；抑或收益率曲线形态异常，曲线陡峭化趋势明显。此时，人民银行可能会通过放量公开市场国债买卖操作，适时注入流动性。特别是在降准降息等总量工具使用空间受到一定限制，流动性缺口扩大，或需要更精准、灵活地调节流动性时，公开市场国债买卖操作的操作规模会提升。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表示，总体上看，包括降准、国债买卖、MLF、买断式逆回购等，当前央行投放中长期流动性的政策工具丰富，能够引导市场流动性处于较为稳定的充裕状态。这能持续助力政府债券发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货币信贷投放力度。

　　谈物价形势：已有积极变化，将密切关注

　　此外，谈及物价形势，邹澜指出，中国的物价水平已经出现了积极变化。2025年12月，CPI同比上涨0.8%，已经回升到了2023年3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不包括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同比上涨1.2%，涨幅连续4个月保持在1%以上，PPI同比降幅也较7月低点收窄了1.7个百分点，环比连续3个月上涨。

　　邹澜强调，观察物价的结构数据，在CPI八大类分项指标中，下降较多的是食品和交通分项。2023年以来，猪肉价格累计下降了30%，交通工具价格下降了11.7%，这些项目主要是受周期性因素和市场供需关系影响。同时也可以看到，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3.6%，其中旅游这一项就涨了14.4%，这说明中国的居民消费结构在不断优化升级，这些领域的供给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中国宏观政策的协同效应也在不断强化，国内统一大市场纵深推进，新动能不断发展壮大，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这些还会持续促进供给需求更好匹配，畅通实体经济循环，进一步提振市场信心，对物价继续产生积极影响。”邹澜说道。

　　事实上，物价水平是货币政策实施的主要依据之一。简单理解，物价走高、供给不足则货币政策倾向于收紧；而对货币供应量、市场利率的调节将影响总需求，最终传导至物价。邹澜指出，人民银行一直密切关注物价走势。下阶段，人民银行将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发挥增量政策和存量政策集成效应，为推动物价合理回升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王青判断，2026年国内物价水平会温和回升，但总体仍会处于低位，这也为今年政策利率下调提供了空间。

　　田轩表示，“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体现了宏观调控的系统性思维，强调在稳增长与稳物价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当前物价温和回升但仍处低位，表明需求修复尚不充分，货币政策需通过流动性充裕+融资成本低位的组合，增强市场主体信心，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推动总需求稳步扩张。同时需兼顾短期逆周期与长期跨周期调节，一方面，通过总量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另一方面，通过结构性工具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推动经济结构向绿色化、数字化、高端化转型。此外，通过释放“稳增长、稳物价”的明确信号，增强政策调控的精准性与预期管理能力，协同财政政策发力，使物价运行与经济潜在增长水平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