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站在“十四五”收官与“十五五”规划谋篇的历史衔接点上，宏观经济环境交织着机遇与挑战。

　　2026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站在新旧年更替的此刻，也是理解“十五五”经济脉络的关键切口，制约居民消费的核心矛盾是什么？如何看待促消费政策从“增量拉动”到“结构优化”的转变？“十五五”后，货币政策还有哪些发力空间？后续黄金走势将如何演绎？围绕上述问题，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郭磊近日接受了北京商报记者的专访。

　　郭磊认为，2026年作为“十五五”首年，提升消费率毫无疑问是主线索之一，但政策侧重点可能会有所变化，“以收入促消费”是政策在“十五五”期间的关键思路。货币政策仍有协同发力空间。往2026年看，美元和黄金的多边波动特征均会有所增强。“内循环”与“高水平开放”应互为支撑。

　　2026年提升消费率是主线索之一

　　北京商报：2025年，一系列消费补贴政策陆续出台，各项促消费政策也呈现出从“增量拉动”到“结构优化”的转变。您如何评价这种政策逻辑转换的必要性与有效性？展望2026年，要真正实现消费的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工具箱需要在哪些关键机制上实现突破？

　　郭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正是在这一判断基础上，政策进一步指出“必须充分挖掘经济潜能”，消费作为需求端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政策框架中的位置自然是十分重要的。2026年作为“十五五”首年，提升消费率毫无疑问是主线索之一。

　　政策侧重点可能会有所变化，这两年我们的“以旧换新”集中于耐用消费品，这一部分需求释放后，继续激励可能空间不大，2026年优化“两新”政策实施的提法意味着明年不再是两新“加力扩围”的总量加码；“释放服务消费潜力”的提法下，预计服务消费可能成为新一轮政策重点。

　　消费本质上取决于居民的全生命周期收入预期，所以促消费需要从收入机制入手。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来看，“以收入促消费”是政策在“十五五”期间的关键思路。

　　北京商报：结合当前消费市场环境来看，您认为制约居民消费的核心矛盾是什么？除了增加居民收入外，2026年还有哪些政策组合拳，能够有效缓解居民在购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预防性储蓄压力，进一步释放消费潜能？

　　郭磊：核心矛盾是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仍随房地产市场处于调整阶段，而利润表受名义增长、就业环境影响。

　　除增收外，2026年可采取多维度政策组合：一是落实“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稳定房地产市场预期和居民资产负债表，还可以进一步灵活扩大公积金用于消费的门类和范围；二是“落实带薪错峰休假”，这一政策可以促进形成分散化的类黄金周，优化消费体验，降低酒店机票等成本，激发服务消费需求；三是清理现存消费限制，“十五五”规划建议稿就明确指出“清理汽车、住房等消费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四是改善一般物价环境。价格水平低会导致实际利率偏高，且会助推消费的等待效应，推动价格水平进入温和正增长区间有利于激励消费意愿；五是推动平台企业与劳动者共赢发展，提升灵活就业人群收入与保障水平。

　　政策利率调降仍有一定空间

　　北京商报：2025年，人民银行多次强调，要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并明确要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步入“十五五”后，您认为货币政策有哪些发力空间？2026年人民银行最有可能在哪些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上进行升级或创新，以更有效地激励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并避免资金“空转”？

　　郭磊：货币政策仍有协同发力空间。当前名义GDP增速处于低位，政策利率绝对水平较低但仍有一定空间，银行对中长期稳定负债需求偏高，央行投放中长期流动性有助于稳定银行负债端。

　　2026年结构性工具可能聚焦三大方向。首先是扩大“服务消费再贷款”“科技创新再贷款”等工具，创设支持外贸、绿色转型的定向工具；其次是通过央行国债买卖、降准等方式改善银行流动性，打通“宽货币”向“宽信用”传导；再者是强化财政与货币协同，包括通过政策性金融工具等广义财政手段的有效使用，定向带动重大项目，推动投资止跌回稳。

　　两大不确定因素或致人民币汇率波动

　　北京商报：2025年人民币汇率在复杂外部环境下逆势走强，市场也普遍预期人民币汇率2026年将呈现温和升值态势。您认为支撑这一趋势的内外部核心因素是什么？在中美利差、地缘政策等不确定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保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将面临哪些主要挑战？

　　郭磊：2025年人民币走强的核心支撑来自两方面：外部看，美联储处于降息周期，美元信用风险溢价也有所上升，美元指数回落与非美货币汇率上行形成“镜像联动”；内部看，经济在外部逆全球化关税扰动背景下顺利实现年度增长目标，政策托底增强市场信心。同时，出口高增长背景下企业的结汇需求较为集中，在美元继续降息存在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出口企业也倾向于锁定人民币口径的结汇收入。

　　往2026年看，不确定性之一是随着美联储降息空间变窄，美元定价环境可能有所变化，不排除会阶段性反弹；不确定性之二是美国中期选举年，其贸易政策也存在再度波动可能。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债市“资产荒”逻辑继续消解

　　北京商报：2025年，为配合财政发力，利率债供给有所增加。展望2026年，在“资产荒”的背景下，您如何看待债券市场的供需结构？影响中长期债券收益率走势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对于长债利率走势您有何预期？

　　郭磊：从“资产荒”角度来看，2023—2024年债市受益于偏低风险偏好下的“稳健性资产荒”，但这种情况在2025年已经有所改变。2026年在投资止跌回稳、反内卷继续深入的背景下，名义增长回升将对资产广谱回报率形成一定带动，“资产荒”逻辑会继续有所消解。

　　影响长债利率的关键变量包括：名义增长率中枢、建筑业等融资需求较大的产业的景气度状况、政策利率，以及市场对长期增长的叙事。往2026年看，我们估计对利率债市场来说，基本面的定价权将继续有所回归，名义GDP增速的恢复水平将决定长债利率水平，2020年以来名义GDP增速/10年期国债收益率(可以把这一比值视为债券的宏观估值)大约在2.2—2.3倍。

　　科技与普惠金融领域有望继续突破

　　北京商报：“五篇大文章”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指明了重点领域。过去这一年，“五篇大文章”部署紧锣密鼓，您认为在2026年，“五篇大文章”有望在哪些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其关键的落地抓手和需要破除的障碍分别是什么？

　　郭磊：2026年“五篇大文章”有望在科技金融与普惠金融领域继续突破，关键抓手包括通过结构性再贷款精准支持科创企业；依托“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与数字金融场景落地；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提升灵活就业保障。主要障碍在于商业银行风险偏好天然不会太高，但新兴领域的创新突破往往又和风险相伴。破局需强化“财政+货币+产业”政策协同，以及发挥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美元和黄金多边波动特征或增强

　　北京商报：2025年黄金价格屡创新高，表现超越了许多主流资产。支撑金价走势的关键因素有哪些？叠加年内中国人民银行重启储备黄金等，对于后续黄金走势您有何预期？储备黄金的必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郭磊：黄金上涨的核心驱动来自两大叙事：一是“美元信用弱化”预期升温，对于市场预期来说，黄金从避险资产转变为新货币体系的“锚”之一；二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与地缘风险推升对非主权资产的需求。尽管10月以来黄金单边趋势有所松动，但上述逻辑尚未完全逆转。往2026年看，我们估计叙事可能会继续有所弱化，美元和黄金的多边波动特征均会有所增强。

　　央行增持黄金具有战略意义：一是优化外汇储备结构，降低对单一货币储备的依赖；二是在全球货币体系重构期增强金融安全边际。

　　“内循环”与“高水平开放”应互为支撑

　　北京商报：全球贸易格局重构与主要经济体政策外溢效应，仍是2026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外部变量。展望2026年，在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过程中，您认为强化“内循环”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这两大战略，应如何协同发力以实现相互促进？

　　郭磊：“内循环”与“高水平开放”应互为支撑。对内，通过提振消费、推动产业升级、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夯实内需基础，增强抗外部冲击能力；对外，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非洲、拉美、东南亚等新兴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出口结构正在优化：汽车、船舶、集成电路等高技术产品出口高增，而钢坯、水泥、农业机械等“初步工业化需求品”出口也显著上升，反映南方国家工业化红利正成为新增长极。未来可通过“技术+产能+供应链”优势，借力外需反哺国内创新生态，实现双循环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