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秦楚媛(中信证券FICC研究员)

　　周昀锋(中信证券FICC研究员)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25年重点任务时指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外贸、稳外资。2024年前11个月，我国出口累计同比达5.4%、进口累计同比达1.2%，外贸维持韧性表现。展望2025年，笔者认为需重点关注新一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及其可能影响，提前做好应对。2024年我国外贸维持韧性表现

　　2024年我国外贸维持韧性表现，具体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特点。

　　东盟和拉丁美洲成为我国出口维持韧性的关键，对欧美等发达经济体表现相对平稳。发达经济体方面，2024年1~11月，我国对美欧的出口分别录得同比增速2.5%、1.8%。其中，经济韧性下的补库需求，叠加阶段性的“出口预支”现象，支撑我国对美出口表现相对平稳；我国对欧出口则主要受制于欧盟经济景气度而表现相对略弱。在新兴市场方面，2024年1~11月，伴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深化、新兴市场的补库需求以及中国企业出海等，我国对东盟、拉丁美洲的出口分别录得同比增速8.4%、11.9%，成为我国同期出口整体维持韧性的关键。

　　重点出口商品中，汽车、家电、半导体产业链、交运设备产业链等相关商品出口表现亮眼。首先，受全球需求旺盛和我国船舶行业竞争力提升的支撑，2024年以来我国船舶出口呈现高景气。据中国船舶工业协会数据，2024年1~11月，我国船舶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实现同比增长12.3%、63.8%和29.4%。具体到船舶出口额，在2023年全年同比增长28%的情况下，2024年前11个月船舶出口额仍实现累计同比增速约62.7%。其次，2023年，我国汽车(包括底盘)和汽车零配件出口实现较高增速。尽管存在高基数影响，但产业竞争力的持续提升支撑汽车产业链出口维持亮眼表现。2024年前11个月汽车(包括底盘)和汽车零配件出口额仍分别实现了15.7%和4.9%的同比增长。此外，半导体产业周期回暖叠加低基数，我国2024年1~11月集成电路累计出口额同比增长18.0%。海外补库需求支撑家电的出口额同比同样实现高增，2024年前11个月同比增速达到12.6%。

　　出口数量对于出口整体表现的拉动日趋明显。出口价格仍是拖累因素，但趋势上并没有进一步恶化。基于“进出口金额=进出口数量×进出口单价”，我们可以分别从量和价的维度理解进出口表现，尤其是重点关注量价的同比变动。2024年以来，随着海外补库需求的渐次展开，出口数量对于整体出口规模的拉动作用不断凸显，同时出口价格虽然仍是拖累项，但趋势上看并没有进一步恶化。2024年1~11月，基于海关总署公布的重点商品出口数量数据和笔者测算的重点商品出口单价，大部分出口商品数量均实现同比增长，其中船舶、汽车(包括底盘)、家电的出口数量同比增速均在20%以上，集成电路出口数量同比增长11%。价格方面，仅船舶、集成电路等少部分商品实现单价同比增长，其余大部分商品的单价同比仍是负增长。

　　进口方面同样呈现平稳表现。由于2024年前11个月我国制造业PMI显示基本面呈弱修复态势，进口表现也相对平稳。主要大宗商品进口中：铜矿砂的进口呈现“量价齐升”，带动进口金额同比增长8.5%；煤及褐煤的进口量实现同比增长，但进口金额仍是同比下跌；铁矿砂、天然气的进口量分别录得同比4.3%和12%的增速，但价格形成拖累；原油的进口量和进口金额分别同比下降2%和2.7%。其他进口商品中，在全球半导体周期回暖的带动下，我国国内相关产品进口也保持较高景气度，2024年前11个月集成电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的进口金额同比分别增长10%和55.4%。2025年影响出口的因素

　　对于美国新一任总统特朗普加征关税的落地时点，目前来看，特朗普上任后可以快速提名合适的人选担任相关负责人，提名和确认最早可以在2025年一季度完成。如果特朗普想较快落地加征关税，可以在之前的调查结果上调整加征关税幅度。参考2024年9月16日，拜登政府时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了对中国301关税的最终修改措施，决定维持前任特朗普政府时期对华征收的“301条款”关税，并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对价值18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新规于2024年9月27日起开始生效。在此假设下，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或最早于2025年二季度落地。若重新进行贸易调查(或会扩大对华加征关税商品范围)，额外关税实行时点最早或在2025年下半年。若特朗普选择对中国对美出口重新调查以推动其竞选时关于对华普遍加征60%的关税，同时考虑美国方面已有调查积累的相关经验，预计从调查启动到政策最终落地时间或最快为6个月，则关税开始实施时点或最早在2025年下半年。

　　对于美国加征关税的幅度，基于历史经验以及中美贸易冲突对于美国自身经济的负面影响，此轮关税大部分商品加征幅度或低于60%。具体来看。一方面，历史经验显示特朗普竞选时的政策主张与胜选后实际落地的情况存在一定差异。根据我国商务部官网的新闻报道，2016年8月特朗普曾发表讲话，表示若其赢得大选则将对华加征45%的关税。但基于前文，实际落地情况则是最高关税税率达25%。此外，特朗普对外加征关税的政策与对内减税构成政策组合，仅靠提高关税无法实现其所谓替代国内所得税的政策目标。因此，特朗普对外加征关税难以对冲美国国内减税所带来的财政压力，这意味着特朗普“高关税+国内减税”的政策组合难以完全兑现，或将给美国财政体系带来较大的负担。

　　另一方面，发起贸易摩擦对于美国自身经济的负面影响无法避免。据相关测算，假设特朗普对全球进口商品普遍征收10%关税、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60%关税，预计会拖累美国的长期GDP增速0.8个百分点、减少的工作时间等价于68.4万个全职工作岗位。在同样的关税加征假设下，据相关研究综合考虑特朗普《减税和就业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以及关税政策测算的对美国不同收入人群的税后收入净效应，税后收入位于全美0~80%分位的人群或均面临负的净效应。其中，0~20%分位、20%~40%分位的人群将因此分别面临税后收入减少3.7%和2.5%，即特朗普的相关政策主张或加剧美国低收入人群负担。继续强化多元化贸易格局

　　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或难避免，我国出口表现或因此受到一定程度影响。但基于对美国、欧盟、越南、墨西哥等经济体的进口份额结构分析，可以看到当前我国贸易多元化格局较上一轮中美贸易摩擦期间有所改善，新兴市场与我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愈发紧密，美国对华加征关税落地或更多影响中美的双边贸易，而国内企业出海、转口贸易等或仍是有效的对冲方式。

　　从中国内地出口份额视角来看，新兴市场占中国内地出口份额持续攀升，我国贸易多元化格局较上一轮中美贸易摩擦期间有所改善。趋势上看，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在我国出口份额中的占比自2018~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持续回落，同时新兴市场占中国内地出口份额持续攀升。2024年1-11月，美国和欧洲占我国出口的份额分别为14.7%和14.5%，较2023年末读数分别下降0.3个百分点和0.4个百分点；东盟和拉丁美洲占我国出口的份额分别为16.3%和7.8%，较2023年末读数分别提升0.4个百分点和0.5个百分点，较2018~2019年水平提升幅度更高。整体来看，我国贸易多元化格局持续改善。

　　从发达经济体进口份额视角来看，中国在美国进口结构中的份额持续回落，但中国在欧盟进口结构的地位则相对稳定。2018~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进口份额结构中的中国对应份额便持续回落，同期东盟、欧盟和墨西哥的份额则呈现不同程度提升，表明美国部分对华进口商品需求转移至其他贸易伙伴。但值得注意的是，拆解欧盟的进口份额结构变化，可以发现中国在欧盟进口结构的地位则相对稳定，2022年以来中国在欧盟进口的份额基本维持在21%左右水平小幅波动。

　　从新兴市场进口份额视角来看，越南对华的进口依赖度进一步提升，中国占墨西哥进口份额稳中有升。选取越南作为东盟的代表观察其进口份额变化，可以看到中国占越南进口的份额出现了三次显著跃升，分别是2019年(增长1.4个百分点)、2020~2021年(增长4.1个百分点)、2024年前9个月(增长4个百分点)，对应的时代背景包括中美贸易摩擦、全球供应链受疫情持续扰动，以及美国对华存在进一步加征关税的风险。墨西哥方面，近年来中国占墨西哥进口份额稳中有升，2024年前十个月对应份额已达20.6%。综合来看，中国在新兴市场进口份额的提升与新兴市场对于我国出口的支撑相互印证，后续若特朗普对华加征关税落地，国内企业通过出海以及转口贸易等形式对冲仍可行。

　　最后，2025年我国出口还有一定的外部风险因素需重点关注，包括，部分海外经济体经济回落趋势存在不确定性，地缘政治风险或扰动我国外贸环境，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