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以每100天飞速发行1万亿美元增量国债的客观事实令全球惊讶，同时美债余额创出34.4万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纪录更让举世瞠目。只要美债市场上的最大金主美联储继续出面站台，美国国债的发行速度以及扩张规模还会在数字上不断冲高刷新。

　　追踪历史可以发现，美国财政部成立于1789年，美联储创建于1913年，仅从时间前后上显然找不出二者存在一衣带水的关系，但一件金融大事的发生的确展示了美联储就是为策应财政部而创建的历史镜像。1907年10月，美国商业国民银行以及纽约第三大信托银行尼克博克斯信托的控股股东操纵股价失败破产，随后发生储户潮水般的挤兑，两大金融机构甚至不到一个小时便被提走了超过一百万美元，现金严重告急。可怕的是，挤兑危机可能继续传染到其他银行以及信托机构，整个金融系统都将遭受冲击。

　　危情之下，美国财政部将2500万美元的政府基金交到自己信赖的摩根银行手中，希望借助摩根的信贷渠道对遭遇挤兑的银行提供驰援，可这一努力并未见效，民众继续潮水般地涌向银行以及信托等金融机构，无奈，财政部再次出面请求摩根银行联合其他五家纽约最重要的银行共同出资2700万美元救场，一场巨大的危机传染链最终被阻断。经历过此次危机恐慌，美国财政部亲身感受到了动员市场力量的艰辛与困难，也非常担心私人经济的力量会渗透与控制国家金融调控大权，于是建议当时的威尔逊总统组建国家中央银行，不久便有了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也就是美联储。

　　有一点需要强调，虽然美联储的创建是公共决策行为的结果，但从面世开始，美联储却一直保持着私人机构的性质。据《联邦储备法案》，美联储由华盛顿联邦储备局和12个联邦储备银行构成，后者以私人机构身份根据资产比例认购联储股份以获得美联储会员资格，除每年从美联储净利润中拿走6%的股息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参与美联储的例行货币政策会议，并以票决方式决定货币政策结果。这样的组织结构安排与决策方式显然是要尽可能摆脱政府对美联储的干预而确保自身的独立性，但美联储与政府之间也不是完全的绝缘关系，除了组成成员的华盛顿联邦储备局还是公立机构，美联储主席、副主席和七个执行委员也都要经过总统的直接提名，然后报国会批准方可生效。因此，美联储与财政部一样都是美国政府的职能部门，如果后者基于推动与实现宏观调控目标需要协力助跑，美联储也有策应与配合的客观义务，加之财政部还对自己有着非同寻常的“引生助产”之恩，倘若真的遇到了困难需求纾解，美联储也还是愿意出手相助的。

　　按经济学理论的界定，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的目标集中在经济增长、稳定物价、充分就业与国际收支平衡四个方面，美联储也莫过于此。虽然从政策目标的主体归属上看，美联储货币政策似乎与财政部搭不上边，但必须承认的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两大核心与最为有力的工具，在服务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两大主要目标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因此，实际运行过程中，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也是相向而行，即积极的财政政策往往伴随着宽松货币政策，反之亦然。当然，现实经济活动中，尤其是有效需求不足，同时供给过剩时，基于结构优化的需要也会采取收缩性财政政策，同时推出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即便这样，此时的货币政策也是为了刺激需求以拉动供给，实质上还是在为财政政策减压助力。因此，虽然我们不能说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存在依附与从属关系，但完全可以肯定美联储与财政部是友好合作与惺惺相惜的公共部门。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包括常规性内容与非常规性内容两大部分，前者又分为数量调控工具(基础货币、准备金以及公开市场业务等)与价格调控工具(利率、汇率、贴现与再贴现率等)两类，后者包括量化宽松(QE)等，就策应财政部的国债发行来说，美联储无论是增加工具的数量投放频次，还是提升工具的技术运作水平，可以说做到了倾情奉献和不遗余力，不仅以采购方的身份为国债销售慷慨解囊，更以中央银行的角色替国债发行站台背书，乃至可以说，没有美联储的“财政政策货币化”声援，美国国债很有可能出现流拍、折价发行，甚至被市场抛弃等一系列窘局。

　　数量工具方面，基础货币的发行一般遵循传统货币理论的经济增长与物价状况优先原则，即根据现实中的经济冷暖程度与通货膨胀实况决定货币的增量配给，而美联储所贯彻的却是现代货币理论(MMT)，该理论所确定的基础货币创造主体乃政府和央行综合体，通过政府发行国债、央行进行购买完成基础货币的创造，这样，美联储创造增量货币的基础是财政部的国债数量，而国债到期后财政部再将货币还给美联储，就此，美联储完成了基础货币的增量投放并获得了利息，财政部实现了国债的顺利发行并回收了美元存量，整个过程就是一个你来我往的互动性闭环。数据显示，15年前美国M2(广义货币供应)余额为7万亿美元，目前膨胀至21万亿美元，增幅达300%。与此同时，对照15年前10万亿美元的余额规模，美国国债增幅更是高达340%，几乎同样的增幅说明，期间美联储增发到市场上的流动性很大一部分转化成了多个主体资产端的国债。

　　价格工具方面，货币利率决定国债收益率，经济下行时期美联储放宽货币政策，其中，新冠疫情阶段将联邦基准率降至零，直接拉低了国债收益率，大大降低了国债利息成本，使得作为发行主体的财政部可以放心大胆地踩大国债发行“油门”，同时二级市场债券价格的上升以及交易的活跃也会令更多投资人加入进来，市场的劲热与火爆也会传染到一级市场，放大采购人的盈利预期与持有信心，进而提升国债发行的成功率；经济上行阶段美联储收缩货币政策，基准利率上行带动国债收益率扬升，虽然偿债成本增加不少，发行主体压力倍增，高收益率却能吸引到更多的买家，使得国债发行依然可以热闹开场与圆满收场。最新一轮货币政策紧缩周期中，美联储11次加息，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升破5%，但正是在这个时期，美国国债从30万亿美元成功放量至34万亿美元，说明高货币利息带动下的国债高收益率所发挥的引力作用的确不小。

　　量化宽松方面，美联储亲自下场购买国债，经过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期间的三轮QE以及一轮扭转操作，美联储持有国债规模增至5.8万亿美元，受到影响，其资产负债表最高扩张到9万亿美元。美联储以官方身份大口吃进国债，在市场上构成了十分显著的羊群效应，大量资金涌进债券市场，推高了国债价格，美联储也从中赚得盆满钵盈，其中金融危机期间年度盈利最高达到1060亿美元，新冠疫情阶段年度最大浮盈更是超过4000亿美元，在让国债发行变得高枕无忧的同时，美联储还将盈利的94%如数交给财政部，直接增大了财政部扩大公共投资与化解赤字的底气。如今，美联储还在进行“缩表”，由于“扩表”阶段的国债基本上都是在二级市场高价买进的，于是去年发生了1143亿美元的创纪录年度亏损，对于美联储的痛苦“割肉”，财政部自然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毕竟自己因此失去了一笔不小的进账来源。不过，转念一想，财政部之前已经将美联储的盈利收进囊中，并且大手笔国债顺利发行出去了，美联储用单个亏损换来了财政部的双赢目标，也算是一件功德圆满的义举。

　　当然，对于美联储为自己慷慨兜底以及保驾护航甚至是勇于自我牺牲的行为，财政部也会寻找各种机会予以报答。一方面，财政部将自己的活期账户放在了美联储，账户的余额随着国债发行规模而变动，即国债发行越多，账户的资金规模就越庞大，而账户中的资金在美联储的手中叫准备金，在不影响财政部正常支出的前提下美联储可以自由支配，财政部实际上为美联储建造了一条生财之道；另一方面，财政部发行国债，实际也是在为美联储减压，毕竟基础货币创造过多，流动性泛滥的前提下更容易在国内制造通货膨胀的风险，而当更多的增量货币转化为国债资产，通胀自然就可以变得云淡风轻，美联储也不会招来公众的骂声。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