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

　　仅仅40多个小时，资产规模排名全美第16位的硅谷银行就走完了从“爆雷”到挤兑关闭的“猝死”进程，由此引发的挤兑恐慌不仅迅速蔓延到总部同在加州的第一共和银行和资产规模排名全美第三的富国银行，而且溢出到外州，导致美国监管机构当地时间周日（12日）以“系统性风险”为由宣布关闭总部位于纽约的签名银行（Signature Bank），更在太平洋彼岸的上海和大西洋彼岸的伦敦金融市场参与者中都引发了关注、担忧的波澜。尽管美国金融监管机构宣布了为硅谷银行储户存款托底的计划，但危机和忧虑、恐慌并未烟消云散，这场危机究竟会不会持续蔓延、扩大、深化，以至于最终发展成为席卷全美金融市场、溢出全球的金融风暴？硅谷银行究竟是1998年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还是2008年的雷曼兄弟？尚待进一步观察；但纵览这家银行危机由来，已经足以判断，美国在全球贸易与金融体系中领头发动的滥施制裁之风，美国国内盛行的“政治正确”民粹主义风潮，已经、并将继续放大硅谷银行危机的潜在杀伤力。

　　（一）硅谷银行危机的根源

　　让我们审视硅谷银行巨亏、流动性危机和挤兑风潮的由来。这家以深度参与硅谷IT高新产业、特别是其新创企业发展而闻名的银行之所以陷入巨亏和流动性危机，是因为其近年存款激增而优质贷款项目难觅，因而选择大量增持美国国债。由于美联储一年多以来的激进加息，此前近乎零利率时期购入的巨额低息国债市场价格暴跌；如果采取持有到期策略，这些债券资产的账面亏损不会实现，但到了该银行为兑付客户支取需求而不得不出售自己持有的低息债券以获取现金时，账面亏损就成为现实亏损了。

　　那么，硅谷银行能够通过在低息国债市场价格暴跌之前大批脱手而消除这场危机吗？特别是消除潜在系统性风险吗？答案是否定的。理论上，单个金融机构确实能够通过这些操作和各种证券化工具降低局部风险，但成功转嫁风险的前提是存在转嫁风险的对象，就整个金融体系而言，无论证券化与否，系统风险具有绝对的不可转嫁性。

　　不仅如此，硅谷银行危机的根源——证券化可能还会加剧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引起证券化之前不会发生的市场动荡。首先，假设某金融机构预见自己持有的某种债券市场价格将在危机时大幅度缩水，那么该金融机构转移上述风险资产的速度和灵活性确非证券化水平较低时所能企及，但这种风险资产并未从金融体系中消失，而是在资产组合的动态过程中逐渐集中到对风险反应滞后的金融机构和特定金融市场。危机最终来临之际，集中承受了这些缩水资产的金融机构和市场便可能爆发激烈动荡，由于证券化使金融市场高度关联，进而使整个金融体系震荡。证券化之前，由于众多金融机构和市场分摊了上述风险资产，这种震荡可能反而不会发生。

　　换言之，由于美国财政多年来已经如此高度依赖举债度日，由于多年来金融市场上已经积累了如此巨额的美国国债存量，美联储为抑制奔腾式通货膨胀而铁腕加息之时，市场上此前积累的巨额低息美债存量必然出现天文数字账面亏损，即使不因集中在硅谷银行而实现成为实际亏损，也有很高概率积累在其它银行而“爆雷”。

　　（二）美国的滥施制裁进一步加剧金融市场风险

　　给美国金融市场上述潜在系统性危机雪上加霜的是这几年美国在全球贸易与金融体系中领头发动的滥施制裁之风。一般情况下，与商业性金融机构相比，管理官方外汇储备资产的各国中央银行、主权投资基金有更强烈动机对美债奉行持有到期策略，也有更充裕的流动性支持其采取这一策略，经常项目收支持续顺差国家的中央银行尤其如此；这样，在美联储激进加息导致巨额低息美债存量出现天文数字账面亏损之时，美国金融市场客观上比平时更需要外国中央银行继续对美债奉行持有到期策略，以免其账面亏损成为实际亏损，并因其巨额抛售而进一步压低美债行情。

　　然而，此时此刻，以下两项因素强烈刺激了外国中央银行中断持有到期策略、抛售美债的动机，进一步加剧了美国金融市场上美债抛售和价格下跌的压力：

　　首先，美联储激进加息在众多新兴市场引爆资本回流西方母国和投机性货币攻击压力，许多新兴市场不得不卖掉本国部分、甚至大部分外汇储备（其中大部分是美债）以应付兑换需求，而不是对其作为储备资产的美债继续奉行持有到期策略。

　　其次，美国在全球贸易与金融体系中领头发动的滥施制裁之风迫使外汇储备“大户”相继大手笔抛售美债，以求避免遭遇俄罗斯那样外汇储备被美欧冻结、甚至可能被没收的血本无归厄运。而且，越是拥有持续经常项目收支顺差的国家，一般情况下原本越是有动机也有实力对美债奉行持有到期策略，但在新冷战时期越有可能成为美国重点制裁、打击的对象，甚或已被美国官方列为头号战略对手，及时大量抛售美债的动机因而也就越强烈。看看这两年中国等国家外汇储备减持美元的幅度，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在外国中央银行大量抛售美债的情况下，一方面进一步压低了低息美债的市场价格，推高了低息美债存量账面亏损规模；另一方面这些低息美债从原本奉行持有到期策略的外国中央银行大量转移、集中到本来就不实行持有到期策略的商业性金融机构，爆发硅谷银行危机的概率能不显著上升吗？

　　（三）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是否救援深陷危机的金融机构

　　不仅如此，爆发金融危机与否，主要是个经济问题；但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是否救援深陷危机的金融机构，很大程度上却是个政治问题，而今日之美国执政党民主党有着比共和党强烈得多的“政治正确”民粹主义倾向，因而又有更高概率有力地掣肘美国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及时采取足够有力的救援措施，以免危机蔓延升级而不可收拾。

　　君不见民主党头号网红议员AOC（Alexandria Ocasio-Cortez，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兹）乎？就连亚马逊计划在纽约设立第二总部，这样一件能够给纽约带来一大批高薪就业机会和巨额税收的好事，她尚且能够从中找出巨大的“不公正”而呼吁抵制，最终一呼百应，彻底搅黄了亚马逊的这个项目；倘若要救援爆发危机的金融机构，风靡民主党选民的AOC之辈岂有不将其渲染成“用纳税人金钱帮助富豪”、进而掀起政治风潮之理？

　　亚马逊雨林中一只蝴蝶扇动几下翅膀，可能在两周后的得克萨斯州引发一场龙卷风；金融恐慌发生及蔓延的本质就是金融体系的初始微小扰动使其它金融市场、金融资产持有者、金融机构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发生怀疑，无论这些初始微小扰动是个别金融市场上的信用恐慌、个别金融资产的贬损，还是个别金融机构的倒闭，而且其它条件不变，金融机构之间达成协议维持稳定的概率随金融全球化深化、机构投资者增长而指数下降。假设发生微小扰动时，单个金融机构均有98%概率选择继续持有金融资产，2%概率放弃，且金融全球化之前金融机构数n=10，金融全球化之后金融机构数n=100，则金融全球化之前金融体系维持稳定的概率为（98%）10=81.7%，金融全球化之后维持稳定的概率为（98%）100=13.2%。正因为如此，从黑石爆雷，到硅谷银行垮台，我们不能不对大洋彼岸金融市场上的风雷震荡保持密切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