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保险报》首席专家团主席、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李扬

  全球利率超低乃至出现负值，已经成为绵延数年且涉及国家日益增多的金融现象。一种现象长期、反复出现，预示着可能存在某种我们尚不熟悉的规律或趋势。探讨这些规律或趋势，应当成为未来金融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

  全球的长期超低利率和负利率格局恶化了中国的国际金融环境。目前中国还是唯一的保持正常货币环境的国家，利率仍保持正的水平，就使得中外息差成为套利对象。面对全球超低利率（负利率）趋势，中国在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转型的过程中，货币政策应该更为关注中国经济的内部均衡，不应简单与发达国家竞争或追随其政策，更不宜为维持外部均衡而牺牲内部均衡。

  超低利率发展标志性事件

  记载全球超低利率（负利率）发展动态的标志性事件主要有四。

  20世纪90年代，全球利率（以美国为例）终于越过1981年的16.39%高峰，于1992年回落至5%以内，全球进入低利率时期。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迅速蔓延至欧洲，触发当地主权债务危机，随后全球债务危机爆发。为应对愈演愈烈的债务危机，美联储迅即将其官方利率降至0-0.25%，且持续4年。随之，世界主要国家货币当局纷起效仿，全球进入超低利率时期。

  2012年，丹麦央行为应付持续恶化的经济颓势，首次推出负利率贷款，更是宣布了全球超低利率（负利率）时期的到来，人类社会“从此进入了一片未知领域”。

  2021年2月至3月，全球疫情开始缓和。然而，日欧美央行却相继发表货币政策声明，继续保持负利率（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和零利率（美联储）不变，同时加码了量化宽松的力度，全球超低利率（负利率）的格局仍在持续。

  利率长期超低甚至为负，异乎寻常。自有金融以来，正利率便构成金融正常运行的基石和持续发展的动力——因有正的利率，金融才得以产生，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方能在种类和范围上不断拓展；因有利率为正，银行等金融机构方能存活和发展。显然，利率超低（负利率）对金融运行的传统秩序以及我们一直奉为圭臬的主流金融理论和政策都提出了挑战。

  “超低利率成因”

  超低利率（负利率）长期持续，是一系列决定利率的重要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可以从实体经济发展、金融周期的影响和货币政策范式的调整等三个角度探讨个中原因。

  实体经济运行体制机制的变化，是利率走低的基本因素。全球利率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摆脱其长期高悬的格局，并于90年代初期回落至5%之内，根因之一在于，期间世界的发展进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亚洲“四小龙”“四小虎”相继崛起、中国于90年代开启市场化改革进程、苏东集团于90年代前后解体并全面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等。这些变化深刻改变了世界，其中全球劳动力供求格局的巨变让全世界收获了长达20年的人口红利。IMF曾在研究中指出，8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劳动力变得日益全球化，全球有效劳动力供给在1980-2005年间增加了3倍。从时间分布看，有效供给的增加主要发生在1990年以后；从地区分布看，有效供给的增加约有一半多来自中国等东亚国家，其他则可归诸南亚、前东欧集团国家和非洲、拉美地区国家。分析显示：正是全球人口红利的释放，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时期。这个时期经济运行的典型特征就是“三高两低”：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低通胀和低利率同时并存。

  然而，“大缓和”只是故事的上半段。2001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以及接踵而来的美国次贷危机、欧洲主权债危机等，开启了整个故事的下半段。这个目前仍在持续的过程，连同此前长达20余年的“大缓和”时期，共同构成了“百年不遇之大变局”的丰富内容。

  20世纪90年代便已形成的全球总储蓄长期超过总投资的格局，在新世纪中仍在持续，并决定了自然利率长期向下的趋势。只不过上世纪的人口红利，此时已悄然转变为“人口负债”。其中，中国人口结构的加速恶化，成为主要贡献因素。进入“人口负债”阶段后，经济通常会在两个方向上失去增长势头：生产力下降和社会负担加重。“人口负债”下，工资率上升、潜在生产率下降、老龄化恶化并带来社会支出提升和资本积累减少，“三高两低”中的“三高”渐次失去，仅余“两低”还在顽强地表现自己。换言之，表现在货币金融领域中的长期超低利率现象，实则只是实体经济长期衰退的金融表征。

  在诸多导致自然利率趋降的实体经济因素中，人口结构恶化和技术进步趋缓是主因。在全球老龄化的背景下，全球劳动人口增长率、安全资产收益率在过去30-50年中均处于下行趋势，直接引致了全球自然利率下行。由于近几十年来全球尚未出现“颠覆性”科技进步，全球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亦趋于缓慢下降。数据显示，自21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灭以来，全球技术进步的速度已落在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期间的平均水平之下。

  金融周期的影响。对于经济活动日益以金融活动为中心，以金融关系为纽带，以金融政策为协调工具，从而把金融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来推动经济发展的这一过程与趋势，我们将其称为经济的“金融化”。20世纪末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实体经济不断被“金融化”的现象，从而使得金融周期逐渐成为主宰经济运行的主要动力。

  从源头上说，金融工程的出现以及相应资产证券化的广泛推行，完美地解决了实体经济运行中经常出现的期限错配问题，引导了经济的“金融化”进程。这一革命性进展最早大规模出现在住宅金融领域。抵押贷款证券化显著提升了住房市场的流动性，而其原理也在大范围复制和推广，催生了各式各样的资产证券化。正是这些证券化产品，构成发达经济体影子银行体系的主体，其规模如今已达到货币当局不可忽视的程度。

  经济“金融化”不断提高的事实，还可以从各个金融领域的发展及其同实体经济的关系变化中观察到。例如，经济的证券化率（各类证券总市值/GDP）上升、金融相关比率（金融资产总量/GDP、M2/GDP等）不断提高，证券市场年交易量、信贷余额、年保费收入、外汇日交易量等对GDP的比率稳步上升，贸易相关的资本流动与非贸易相关的资本流动的比率不断下降（上世纪末已达1∶45）等，都是经济“金融化”的适例。

  毫无疑问，经济“金融化”程度不断提高，正逐步改变着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使得债权/债务关系、委托/代理关系、风险/保险关系等金融关系，逐渐在经济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并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经济运行。

  “金融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它使得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传导的渠道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为：传统上，货币政策主要通过影响商品与劳务的价格（物价）和实体经济的资金成本（利率）发挥作用；经济“金融化”情况下，当货币政策尚未来得及展示其对物价和资金成本等实体经济因素的影响时，金融产品等“虚拟”产品的价格便已发生即时和剧烈的变化，并通过改变经济主体资产负债表的平衡关系，改变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鉴于此，货币政策不得不越来越关注金融资产的价格变动，不得不越来越多将政策重点置于压低利率方面。

  货币政策操作范式。基于货币政策操作的分析，能进一步解释超低利率背后的人为因素。这方面的进展与金融界持之以恒地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展开研究密切相关。至今，学术界和政策界已经在很多方面达成了对大萧条原因的解释。其中，大萧条的深刻教训是，在全社会都急切需要流动性的最紧急状况下，中央银行却囿于“真实交易”原则且将减少金融风险作为最优先事项，未能及时向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救助商业银行和企业，致使危机愈演愈烈，终至演变成几乎使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大萧条。这种认识深刻地改变了央行调控的逻辑和行为方式，并因一批精研“大萧条”的专家（如本·伯南克等）入主央行而从根本上改变了其行为方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发达国家货币当局毫不犹豫相继推出超低利率和量化宽松等新型货币政策工具。2020年以来，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他们更将应对危机的政策推向极致，一方面允诺向经济主体直接提供支票，增加各类经济主体的资金可得性；另一方面，索性直接实行负利率政策，进一步降低经济主体获取资金的成本。

  总之，鉴于以上三大因素均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全球超低利率乃至负利率将在大概率上成为金融运行的长期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