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命题，作为一个一直自诩尊重常识、尊重科学的人，我曾坚定地认为，要告诉，而且要非常清晰地告诉，但当这件事真的发生时，这个「告诉」会比你想象的难得多。

2016年，我最好的朋友病了，乳腺癌，虽然是早期，但肿瘤分型是最凶险的那一种，而且肿瘤的恶性程度也非常高，这意味着她将面临很大的复发转移风险。

医生并没有告诉她全部真相，只是鼓励她，好好治，能好。她父母对此也认知有限，因此，告不告诉的选择就摆在了我的面前。

我自然是选择告诉。有一天，看她心情不错，我试图和她聊一聊真实的情况。结果刚开口，她就表现得非常抗拒，甚至很愤怒，她的理由也很真实，因为不想在化疗期间听到坏消息，不想信心被打击，不想面对这些不开心的事。

她并不想知道实情，那我还有必要告诉她吗？我最终选择了闭嘴，不告诉她真相，但也不会骗她，比如，跟她说你没事儿，化疗完你就好了…… 

作为肿瘤患者的家属，有时，你面对的难题还不只是一次的告诉不告诉，而是，一次又一次的选择和决定。

首次治疗后的两年，她恢复得很好，但那一柄悬在头顶的剑终究还是落了下来——2018年底，肿瘤复发了。

复发这件事，她是知道的，因为那次复查是她一个人去的，但复发到什么程度，检查报告单都是我去取的，面对已经非常崩溃的她，这些检查结果，我实在无法做到「应该」说出真相。

印象最深的是取骨扫描报告单的那天，我拿着报告单在她家楼下徘徊了很久，她在等这份报告，但我要如何解读那上面的那些专业术语？上楼后，我告诉她，医生说情况不严重，马上用药的话问题不大，但事实上，医生并不是这么说的。

肿瘤进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你的想象，每一张检查报告单都是一个噩耗，从肺转移、骨转移到肾上腺转移、肝转移、胰腺转移，再到脑转移……一个具体的人，那么年轻，承受着那么多的疾病却又怀揣着巨大的生的渴望，躺在那里，那些真相残忍得我实在不知该怎么开口。

脑部放疗的前一天，朋友主动问了我一个问题，「你愿意知道全部真相，然后没有希望地接受死亡，还是即便在临死的时候，依然心怀生的希望？」然后她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希望我是后者。」

我非常能够理解这句话。对于晚期肿瘤患者来说，生活大多都像是在漆黑的大海中航行，没有光亮，也没有方向，希望是最最奢侈的东西，哪怕只是一个微小的光点，对于他们，也是莫大的安慰。

那天之后，我会尽可能地给她希望，哪怕那是违背基本事实和科学规律的——肿瘤3厘米，我说1厘米；4个转移灶，我说两个；医生说，这是最后一套治疗方案了，如果效果还不好，就没办法了，我回去说，医生说，还有好几套方案可以尝试，咱这回先试试这个……直到有一天，医生告诉我，「你们要去跟她谈谈死亡、让她有所准备了。」

但具体要怎么谈呢？直接一点还是委婉一点？要说出全部真相还是继续有所隐瞒？她无法接受怎么办？她情绪崩溃怎么办？我和她的家人对此一无所知。

平时，我们通过媒体、通过书本，能够接触到很多生生死死的故事或话题，看过之后唏嘘感叹一番，好像就真的了解、理解死亡了。但当你真正面对一个具体的、即将发生的死亡时，这些都成了纸上谈兵——关于死亡，平日里，我们更应该去谈论、传播的其实是生前预嘱，让更多的人在健康或者疾病尚未恶化时便开始思考身后事并有所安排，还有由专业团队实行的安宁疗护，让更多人知道，如果当一个人已经没有医疗手段可以救治时，能将TA送去哪里，在哪里TA能够获得专业的、有尊严的照料与关怀。

还没有等我们去谈死亡，一场突发的肺部感染就先行而至。

肺部感染的第二天，朋友问我，「你说，我还有希望吗？」这个问题完全问住了我，因为，就在她问我这个问题之前，我和她父亲已经拿到了病危通知书，并在通知书上写下了：不进ICU，不做有创抢救。但面对这个问题，我在愣了半分钟之后，还是选择告诉她，「有希望，当然有希望，我还准备去找更好的医生拿治疗方案呢。」

在那个时候，这句话当然给了她莫大的安慰，但同时也让她没有为死亡做任何准备。四天后的清晨，她走了。

我和她的家人，站在病床旁边，看着她完成了人生的最后一次呼吸，但关于身后事，我们唯一知道的只是她的几个银行卡密码，她刚刚写完的书稿要怎么办？她是不是还有一些没来得及告诉家人的投资？她的社交账号密码是多少？她的父母想交代给谁照看？她想在自己的葬礼上见到谁？她希望自己在哪里长眠……所有的这些，我们都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