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盘历史上的重大交易，是全球宏观交易的基本功。桥水基金的达里奥把过去数百年市场的回溯经验作为制定交易规则的基础之一（Schwager, 2013）。

一般的讲，对于重大历史事件的学习和复盘，交易员容易陷入两个误区。

第一个陷阱是“后见之明”。即从结果去找原因，而不是回到历史的现场去推演历史进程的可能发展。这种方法=论，发展到极致就是“阴谋论”，仿佛一个全能的上帝安排了前因后果以及所有细节。

“阴谋论”本质上是一种反智主义，认为人类只是机械执行某种历史使命的无机物，这对于增进人类的知识毫无益处，尤其在交易上，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比如，有人认为大通胀的成因主要是美国总统尼克松和美联储主席伯恩斯的政治勾结和竞选周期，但这个结论无法解释从肯尼迪-约翰逊时代就开始的通胀中枢上升，也无法解释通胀的极值是出现在伯恩斯离职后的卡特-沃克尔时期。

国内一般的解释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失败，即总需求管理的错误，但是这个解释忽略了伯恩斯并不是凯恩斯主义者，伯恩斯大部分的通胀应对政策都不是凯恩斯主义的，甚至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国的政治和经济精英都认为货币政策不是需求管理的有效工具（Hetzel,2008）。

第二个陷阱是忽略了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时代主题，用今天的经验和主题去苛责历史人物。这种方法，同样无法从历史中学习到真正的教训，无法总结应对未来变局的经验。

比如，大通胀一代人的成长背景是大萧条和二战。对他们而言，摆脱通缩和提高就业率是最重要的记忆和目标。凯恩斯写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时代背景也是刚经历了英国战后的经济衰退和美国的大萧条（Bartlett,2009）。就时代主题而言，就业-通胀的选项中，就业往往是优先选项。而从战后实践看，通胀在1965年以前从未成为政治讨论的焦点。

另外，被普遍指责的美联储时任主席伯恩斯也非常容易被误解。伯恩斯学术上成名于经济周期研究，直到今天他和导师米歇尔1946年所著的《衡量经济周期》依然是最重要的经济周期研究经典。他在实践中则成功预测了1953年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经济衰退，提出了摆脱衰退的办法并长期领导国家经济顾问委员会，在华盛顿拥有广泛的支持。

同时，他作为NBER的创始人，与美国商界领袖保持着密切联系。当他1971年继任美联储主席后，继续沿用之前的知识框架和成功经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Hetzel，1998)。实际上，如果仔细研究伯恩斯本人在美联储任上的讲话，我们会发现他的确是在贯彻执行自己对于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的理解，并非简单受迫于政治压力（Burns,1975）。

类似的讨论也出现在如何理解日本1990年代的长期停滞。二战后的日本经济创造了东亚奇迹，其政治和经济精英被广泛认为具备能力和灵活性，同时有一流的国际化视野。1970年代以后，日本的政治经济精英在应对石油危机、国际协调、日元升值、全球贸易争端、产业升级方面具备良好的经验和业绩，对当时全球最新的经济和金融学知识也了如指掌（菊地悠二，2002； 宫崎勇，2009）。

那么，如此优秀有经验的团队为什么到了1990年以后就突然失去应对能力了呢？答案显然不是这些人到1990年后判断和决断力下降了。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认可日本遭遇的经济困境是大萧条以来第一次类似衰退，当局和参与者都缺乏应对经验（Koo，2008）。甚至有学者开始总结出“先行者劣势”模型（First-mover disadvantage），用于描述第一次遭遇大变革时经验和应对的不足。（Lipscy & Takinami，2013）

实际上，“先行者劣势”在交易中是非常常见的现象。交易员在面对一个全新的市场或者品种时，往往容易出现不适应。另外，当市场的基本结构发生改变时，交易员也容易出现不适。这些现象本质上跟人类的大脑结构和进化能力相关。

综上，我们在复盘历史交易时必须掌握的原则是：

◆尊重历史的多样性和偶然性，尽可能体会理解当时市场发展的多重可能性，记住市场永远可能出现我们预料不到的结果，而这就是我们学习的最好时机；

◆厘清当时市场的宏观因子和主流偏见，特别是新因子的出现以及主流偏见切换的时机，以及这种变化是如何对应市场价格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