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中国反垄断加码，风暴来袭，引发内幕猜想，究竟是否内外有别？又该如何避免隔靴搔痒？中国反垄断前路慢慢，苏格兰独立未遂，笑了酒商，哭了炒家，威士忌减量左右大局，英国第三大产业前景如何？《一周财经新趋势》敬请关注。

　　吴柯萱：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一周财经新趋势》，为您深入观察重点财经事件，我是吴柯萱。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中国的反垄断的执法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先是高通，微软被调查，再到汽车行业也开始了反垄断风暴，比如说对12家价格垄断的日本车企处罚了12.35亿元，引发了舆论对于反垄断新常态的典范。

　　有市场预测，对于高通以及汽车企业的反垄断罚单将再创新高，然而，面对中国的反垄断，美国商会，美国监管机构和企业，就频频公开表示了不满，如今，美国财长也发出警告，有分析又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中国原有的执法力度不够，处罚过少过轻，随着经济发展和制度的完善，中国不再是垄断行为的法律洼地，无论国企还是外企，只要存在着垄断行为，就会被纳入反垄断调查，其目的是维护市场的秩序和公平竞争的环境，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不过，也有人因此而疑惑，中国反垄断为什么突然加码呢？此前有外媒说，中国政府此举意在敲打外资保护国内产业，国内也有人称，反垄断是打击先进，保护庸才，骚扰好公司的利器，再制造真正的垄断。

　　那么，究竟有没有内外差别呢？中国的反垄断又应该怎么反？本期的头条观察我们就一起来聚焦中国的反垄断风暴。

　　解说：近日，中国监管部门公开了垄断罚单的明细，此前，中国曾对12家日本企业的垄断价格行为处罚12亿元，而在这份对日企的行政处罚书里，除了两家公司免受处罚之外，剩余十家企业罚款总金额达12.354亿元，其中金额最高的罚单达到2.904亿元，最少的则达3456万元。

　　孔英：对于一个反垄断法的执行，最重要的是公正和透明，公正和透明，而且还必须有可操作性，公众透明的一点，从欧美法系，我们看到他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好，他对每一个违法的一个细节，罚单的怎么计算，罚款数量的怎么计算，他都有非常明细的规定，所以我就这样来解释，为什么我们国家也公布这个明细。

　　解说：近两年，中国对反垄断法的执行，可谓风起云涌，去年8月，发改委对国内六家乳企，开出的6.7亿元垄断罚单，依然让人记忆犹新，而在今年8月，反垄断调查的消息更是接连不断，被报道的调查活动包括婴儿奶粉生产商，汽车零部件和轿车制造商，眼镜和隐形眼镜品牌，被控价格操纵，而针对高通，微软，是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调查也在进行。

　　截至目前，发改委查处企业及行业协会组织共计335家，其中外资企业33家，约占其查处企业总数的10%，工商部门立案查处外资企业的案件两件占其案件总数的5%，其他案件37件，案件当事人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公司制造业和行业协会等，占案件总数的95%。

　　尽管外资企业在反垄断调查中，只占到被查企业总数的10%，却有声音对此表示质疑，美国甚至称，中国针对外国企业的一系列反垄断调查，可能给中美关系带来严重影响。

　　杨德龙：虽然只有10%的企业是外国企业，但是已经让美国这些国家紧张起来了，因为中国如果严格执行反垄断法的话，将来会有更多的外国的跨国企业可能受到处罚，现在应该说是一个开始，美国现在强烈的反映，其实也是因为他们在过去，一二十年的时间享受惯了，现在对他们进行打击确实有一些不适应，同时也担心反垄断扩大化，最后引起贸易战。

　　孔英：我们反垄断要形成常态，不要让中国的企业，也包括国外的民众和中国民众，认为中国反垄断只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这样的话就会给人一种有政治目的的一种形象。

　　解说：有观点认为，中国之所以实施一系列反垄断措施，是在发出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和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强烈信号，中国加强反垄断处罚，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和通行做法。

　　吴柯萱：有外界揣测，中国大规模的反垄断是为了扶持国内相关产业和企业，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看到在这张图里，其实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个案里面，我们看这张图，涉及到内资企业占到了绝大多数95%，涉外企业仅仅是5%，而在发改委查处了的企业里面，内资企业也是高达90%的比例，外资企业仅仅为10%。

　　看来事实上很多行业的调查其实都是从国内开始的，有各种不同的企业，什么样的企业又容易中招，成为被关注的对象呢？我们从行业的角度，再来看下面这张图，在来自商务部的数据里，经营者其中的反垄断审结案件，大多数是来自于电力、交通、计算机软件，批发、零售等行业，这其中制造业占了大多数，我们看这个蓝色的这里是103件，所有审结的案件一共是160件，也就是说占了一大半，最少的反而是房地产和金融业，其中房地产只有一件。

　　此前，有材料就显示，在中国反垄断法的实践当中，国务院对于经营者其中反垄断审查的申报门槛之一，就是经营者在全球范围内的营运额合计必须要超过一百亿人民币，或者在中国境内超过20亿人民币，这个标准可是小企业很难企及的。

　　毕竟大型企业是市场竞争的直接受益者，企业者要达到一定的规模，就具有足够强大的市场力量，也具有滥用这种力量的空间，如今在中国反垄断的大势之下，就有人猜测，中国的加码是不是有什么别的内幕呢？

　　解说：不但是中国，反垄断在全球也是日趋活跃，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反垄断罚单，是近几年的国际潮流，数据显示，2011年全球主要竞争机构的反垄断案件罚款总额达31亿欧元，2012年达到45亿欧元，美国自2008年奥巴马当选总统后，反垄断执法极其活跃，2012年更是刷新《谢尔曼法》，颁布122年来罚款年度之罪。

　　除此之外，法国、日本、意大利、西班牙、墨西哥、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也频繁举起反垄断利剑，开出创纪录的高额反垄断罚单，比如2012年欧盟反垄断罚款达到14.7亿欧元，印度则是10亿欧元。

　　孔英：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我个人认为，这说明这个市场经济的发展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就是大家普遍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的一个方向，就是公平竞争，不管你是一个发达社会还是一个发展中社会，所以公平竞争应该放在一个(00:08:42)，所以，这个国际的共识，今天慢慢打倒，这就是为什么你能看到不同国家反垄断这个大单开出来。

　　解说：可以明显感觉到，无论是中国还是欧美，真刀真枪的反垄断调查都不是逗你玩，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反垄断和反商业贿赂是两柄利器，随着中国市场化的进一步推进，反垄断的力度也会长期举行，并与国际接轨。

　　杨德龙：垄断也分一些比方说自然垄断行业，还有人为垄断行业，比方说像铁路这样的行业，就属于自然垄断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特别巨大，运营成本相对比较小，这时候必须形成一两家比较大的铁路公司来进，这样的话才有动力去建这个铁路，这样的行业，他对社会的危害相对小一点，而一些像石油，电信，互联网，电子这类的企业，如果形成垄断的话，就会影响到他们的创新精神，影响到行业的竞争格局，同时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这些人为产生的垄断的行业，应该是重点打击的对象。

　　解说：不过，正当中国加码反垄断的同时，也有人猜测，这其中是不是隐藏着内幕？对此发改委反垄断局给出了回应？内幕绝没有，隐情真不少。与国外执法机构相比，中国的查处范围力度还远远不够，执法力量薄弱且分散，并且执法中的不少阻力并非来自企业，而是来自监管部门，一些政府部门与监管者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看来反垄断法考验执行更呼唤改革，前路慢慢。

　　吴柯萱：中国的反垄断法从一纸宣言到尚方宝剑，其中这个剑指的正是行政垄断，发改委曾经透露说，滥用行政权力，排除竞争和地方保护主义，将是反垄断调查的三个重点，作为中国特有的概念，行政垄断由于成本低，效益大，往往成为了行政机关，组织，甚至个人的摇钱树，对于市场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

　　有学者估算，在1998年到2008年的十年间，中国烟草产业行政垄断所造成的社会总成本，在1.5万亿到2.7万亿之间，看来正如火如荼推荐的这个反垄断调查，如何做到对企业并不是隔靴搔痒，远不止于消除已有的那些非法垄断，更要表现在对于潜在非法垄断的威慑上面。

　　曾经有人把反垄断法比喻为停泊在港口的军舰，他有着十足的威慑力，却起不到多大的实际效果，这也折射出了威胁陷井的存在，国外有调查就表明，即便面对警察的告知，人们的违法率仍然是高达33%。

　　为了克服威慑陷井，国外反垄断执法机构，设计了更精细的管理和执法工具，然而，中国反垄断法出台的时间比较短暂，在反垄断的具体手段上，仍然有欠缺，在中国反垄断这项工作应该说任重而道远。

　　随着美联储QE政策退出的进程加快，世界经济正步入高风险和不确定的后QE时代，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和以中国引领的新兴市场经济，成为了共同牵引世界经济的双引擎。

　　对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副总裁朱民先生就提出了前沿经济体这个概念，他表示，一些快速增长的低收入国家，也就是所谓的前沿经济体，正在吸引着国际投资者的巨大兴趣，，那么后QE时代新兴市场的这个形式将如何分化，在朱民眼中的中国金融改革又是怎么样的？本期节目，我就与您一起对话史上首位进入IMF高层的华人朱民副总裁，我们来听听他的见解。

　　解说：朱民，IMF全球副总裁，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中国银行副行长，成为史上首位进入IMF高层的华人，主要从事国际金融和宏观经济方面的研究。

　　吴柯萱：今年以来，中国关于金融政策方面的改革，是出台频繁的加快，从贷款利率下限的放开，到沪港通等等一些新的创新，您如何评价这一系列的金融改革？您觉得离中国的基本账户的开放还有多远？

　　朱民：整个的国内的金融改革，应该说步伐还是很快的，所以你看从多方面来说，比如说最近允许私人资本进入银行业，这也是个很大的改革，对不对。

　　但从整个宏观来说，比较大的是几块，第一是利率的市场化，这是一个大事，第二比如说由此引发的建立存款保险机制，这是很大的一块，第三个包括灵活的央行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这也有很多，比如说关于)准备金率的定向降准，比如说有些对于专项的金融机构的专项的流动性工具的支持等等。

　　所以这个也是个改革，资本市场开放当然是利率和汇率的改革和资本账户的开放，以及人民币的可兑换，这个都是中国金融改革，特别是在货币政策这一块重大的方面。

　　当然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就对整个的资本账户的开放来说，现在人民币的国际化已经走的很远了，现在整个人民币的对贸易的支付已经超过10%的我们的贸易交易量，所以这个比例已经很高了，人民币在很多国家已经也变成了外汇储备货币，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我觉得资本账户的开放，这是不可避免，所以中国作为世界上如此一个重要的大国经济。

　　但这又必然是个非常谨慎和小心的过程，就是因为资本账户开放会引起资本的流动，引起不同的账目之间的变化，引起不同的资产之间的重新定价，所以这是需要很谨慎和小心管理的一个过程。

　　解说：受美QE政策退出的先期冲击，新兴市场遭遇资金外逃压力，股市和汇市受累，持续下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新兴经济体减速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发达国家经济改善，货币政策回归常态化，使新兴经济体外部融资成本大幅增高。

　　吴柯萱：美国后QE时代，很多人说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非常大，您觉得在美国退出量化宽松的前提下，在后QE期待里面，新兴经济体还会像以前那样茁壮吗？会不会受到很大影响？

　　朱民：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是越来越大，我们看过去30年比，新兴经济体大概它对全球GDP的占比，从30年前的26%左右，今天达到50%，它对全球GDP的增长的贡献来说，从30年前的24%、25%左右，到今天的70%，对贸易的贡献它占全球比，也从20%左右到今天的50%，在全球投资的比重，从28%到今天的65%，所以新兴经济整体已经是世界经济的半壁江山，我觉得这个重要性不能低估。

　　所以今天新兴经济已经不是跟着发达经济走的问题，而是它怎么引领全球经济发展，并且和发达国家相互互动的这样一个关系的问题。

　　第二点新兴经济的增长速度在放慢，这也是很明显的，我们观察到90%的新兴经济增长速度都在放慢，原因很简单，就是危机以来，新兴经济通过了刺激政策，维持了较高的增长，加上资本的进入，用了一些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那么整个的经济周期来说现在进行一个下行阶段，所以他整个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也是正常的。

　　那么现在处于又一次的调整中，那么第三个就是因为之前的经济周期是在一个往上走，而且有很多的新兴经济体，具有过车，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都有过热现象，所以在面临美联储的撤出，如果这个新兴经济体对外资的依赖性比较大的话，如果这个新兴经济体这个国家它的宏观基础不是很实，比如说经常账户赤字比较大，比如说财政赤字比较大，比如说通货膨胀比较高的话，它就比较容易受到攻击。

　　新兴经济的转型压力是确实存在的，就说简单的比如说廉价劳动力增长模式，我觉得今天可能就不行，比如说简单的刺激型，投资型经济扩张模式现在看来也不行，比如说简单的靠大宗商品，靠资源出口现在看来也不行，所以新兴经济其实也面临着一个转型的过程。

　　这个转型，包括中国在内，就是包括，因为收入已经到了这个水平，5000到8000到10000美元这个阶段，再往上走的话，就必然的要把经济增长跟社会跟收入跟居民的生活跟环保综合结合在一起，我觉得由这个总的目标改变经济政策，改变行业政策，这是新兴经济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中国其实也在朝这个转型的方面走。

　　解说：当下，一些快速增长的低收入国家，被称为前沿经济体，吸引着国际投资者的兴趣，自2013年来，前沿经济体的资本流出规模相对较小，这些经济体的汇市、债市和股市波动，与同区域的其他经济体相比都较小。

　　吴柯萱：您之前也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前沿经济体，也就是那些低收入的，但是增长快速的国家，它们有着巨大的潜力，也吸引着全世界的投资者，您觉得为什么对于全球经济来说，这种所谓的前沿经济体至关重要？

　　朱民：前沿经济体我们是指在，低收入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中走的比较前面的，但是还没有达到新兴经济这个人均收入水平这一类国家，比如说肯尼亚在非洲，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这样的案例。

　　比如说尼日利亚，这些都是前沿经济体，那么前沿经济体有几个特征，就是它的经济发展还是比较快，而且它已经开始具有独立向市场融资的能力，这个很重要，所以它就接近了全球的资本市场。

　　这个前沿经济体在过去的几年里，主要是得益于新兴经济的发展，因为它们大部分是和新兴经济联在一起，特别是出口资源的国家，和新兴经济的联系非常密切，所以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因为他们可以在国际市场融资，也进行了很多融资很多安排，所以也产生了很多不同的脆弱性，所以我看在未来的12到18个月里，前沿经济体的整个的经济模式，经济结构的调整，也是不可避免的。

　　吴柯萱：对于那些比较低收入的其他的新兴经济体，亚洲的这种经验是否具有可复制性？您觉得在您剩下的任期里面，您将会怎么样继续推动这个事业的发展？

　　朱民：亚洲成功有几个关键的因素，我觉得第一个成功，就是能够不断的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调整国内政策，适应国际环境，我觉得这个是从我们看过去的50年里，这是最成功的一条。

　　从全世界来看，从区域看，拉美、亚洲、中东、欧洲发展中国家相比，亚洲是做的最好的，我想这是不断的调整，因为所谓新兴经济国家，就是你在发展的过程中，你必然处在一个不断的调整的过程，第二个就是根据内部的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不断的做内部的调整，这个也很重要，这就是不断的结构改革。

　　第三个从亚洲经验来看，就是说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要关注对整个制度的建设，关注对收入公平的政策的加强，使得收入能更好的更多的为所有的百姓所共享，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能不能避免中产阶级的陷井，收入政策和分配政策起很重要的政策，而最后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不断的提高人均劳动生产率，整个增长的过程，从根本上来说，是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亚洲在这个意义上做的比较好，因为亚洲关注于人力资本的发展，关注于对教育，对健康等等人力资本的投资，所以人力资本投资比较高，劳动生产率能够持续发展，经济也就发展的比较好。

　　我们一直积极的推进把一些好的经验向全球推广，在亚洲比如说，我现在做一个很大的项目是做亚洲未来的金融市场，就是看，因为亚洲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亚洲的金融市场总体还落后于经济实体的发展，所以怎么样把亚洲的金融市场发展下去这个很重要。

　　我们做很多关于政策研究，做很多援助，就是把新兴经济的国家，总结起来推广到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的也好，包括韩国以前的经验，包括印度现在的改革等等，予以推广，我觉得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不但推广到新兴经济，而且推广到前沿国家，推广到低收入国家，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做的很重要的方面的事。

五位学者眼中的中国反垄断调查

　　浙江工商大学教授、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朱海就：《反垄断法》本身就很可笑

　　11月19日，浙江工商大学教授、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朱海表示，从经济学角度说，市场天生就是垄断的，“因为每个企业总是努力使自己成为某个行业具有独到优势的企业”。

　　因此，朱海就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竞争和垄断可视为同义词。“垄断是竞争的必然结果，只有垄断了你才能在市场立足，政府的目的应该是保护垄断，而不是限制企业的垄断。”

　　按照朱海就的观点，垄断还是一个信息判断的问题。“政府无从判断企业究竟是损害了市场还是帮助了市场，也无法判断企业有没有损害消费者，只有市场和消费者自己才能做出判断。”因此，他认为，《反垄断法》本身就很可笑，根本就不应该有，而是应该限制政府权力。“现在《反垄断法》变成了政府扩大权力的工具了，政府的目的应该是维护市场秩序，而不应该把法律变成工具来使用。”

　　朱海就认为，反垄断是一个带有明显主观色彩的判断。反垄断官员容易有“反垄断是最优法律结构”的想法，但实际上这完全是由市场决定的。

　　朱海就反对任何将《反垄断法》国家化的意图，“理论上法律不应该有国家色彩，如果站在世界公平角度理解法律，比如某个企业倾销，实际上对消费者有利，为什么就认为一定是不好的呢？经济学上是价格决定成本，而不是成本决定价格，商家可以自主定价。”

　　针对反垄断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问题，朱海就认为一个企业不可能完全凭借知识产权获益。在多大程度上实施保护，也是企业的市场策略问题，完全属于企业自主行为。“如果这个企业不能保护它的知识产权，说明企业技术能力缺乏、说明它的知识产权不完整。知识产权确实会被别的企业模仿，但是模仿不一定就能成功，还需要许多其它条件，比如营销、管理等。”

　　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管清友 ：政府总以为自己比市场聪明

　　11月19日，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管清友表示，随着兼并重组过程中产业集中度的提高，确实会出现反垄断案件增多的现象，反垄断执法是政府层面简政放权、转变职能的重要表现形式和执法手段。

　　管清友认为，过去我国在产业政策方面管得太多太死，“政府总是以为自己比市场聪明”，也吃过很多亏，光伏产业就是一个例子。“因此未来反垄断的最终目的，是要塑造更加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结构。”

　　管清友表示，反垄断执法要直面一个如何对待石油公司、移动、电信等“大块头”的问题，“你说反这个反那个，如果这些产业上游都没有动过，恐怕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反垄断。比如三桶油，政府就规定了中石油管北边、中石化管南边，中海油管海上，这是不是垄断？如何去打破？不仅仅是法律层面的问题，更涉及大的体制结构调整，恐怕不是一个反垄断法能解决的。”

　　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陶景洲：《反垄断法》最大的障碍是权力

　　11月19日，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陶景洲谈及《反垄断法》时表示，“中国式反垄断”具有两大特色，一个是管理部门“三权分立”、三个部门各管一段；另一个则是行政垄断，“行政权力总在被滥用，实际上这是中国最大的问题。”

　　“《反垄断法》从酝酿到制订实施十多年过去了，最大的障碍是权力。”陶景洲说。

　　陶景洲表示，行政垄断问题，是目前反垄断执法过程中工作做得最少的一个方面。“目前三个机构执法过程中有很多程序公正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陶景洲认为，在程序公正方面，三个反垄断执法机构中做得最好的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其次是商务部 ，“最差的是国家发改委 ”。

　　陶景洲认为，反垄断的根本宗旨是为了保护竞争环境，任何以民族工业和产业政策为由反对该法实施的论调，都是站不住脚的。“有人说为了保护民族工业，就要通过反垄断程序把老外赶走，这完全违背了反垄断的根本宗旨。要推中国产业，那是产业政策的事，不应该把二者混为一谈。”

　　从另一方面看，非歧视原则作为反垄断的重要方面，不能因为所有制问题对外资给予歧视性待遇。“不能说我就先反你再反其他人，这也是不对的。”

　　陶景洲表示，尽管《反垄断法》是国内法，但如果在对待外资方面处理不当就会变成国际法的问题。反垄断不是为了反垄断本身，而是反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反垄断问题实质是一个竞争政策问题，需要透明、正当法律程序和非歧视原则。“也不能因为我国的《反垄断法》实施只有6年，就说还需要时间适应、去犯错误。西方国家上百年了，明明有个巨人的肩膀，你非不愿意站上去，说要从头开始，时代不会允许，世界也不会给你这个缓冲期。”陶景洲说。

　新业态对反垄断法提出了新的要求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依法治国”推向新的高度，经济社会治理进入到法治化阶段，素有“经济宪法”之称的《反垄断法》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完善？又如何让其在中国市场体系建立与完善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特此采访了《反垄断法》实施后的第一起反垄断案2010年山东淄博中轩生化诉中轩热电垄断案的代理律师，中银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宝峰律师。

　　中国经济时报：现行《反垄断法》的制度设计具有当时那个时期的阶段性，您作为《反垄断法》实施后第一宗反垄断诉讼案件的律师，经过这些年的法律实践，您认为从现在的国际经济环境看，《反垄断法》有哪些局限性？

　　李宝峰：我国现行《反垄断法》在立法与政治经济协调一致方面滞后或缺乏前瞻性。比如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立足于实体经济制定的《反垄断法》对于互联网这种经济形式就明显滞后。比如中文搜索引擎服务商百度今年1月份市场份额为61.12%，再比如淘宝占移动购物市场份额为79%。但根据我国《反垄断法》第十九条：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二分之一的，两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三分之二的，三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四分之三的，可以推定为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所以可以判定这些互联网巨头具备市场支配地位。反垄断法中也有相关条款说明什么样的行为属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那么我们看腾讯与360、互动百科诉百度等这些垄断案，都说明了随着经济发展，现行《反垄断法》已经凸显出了滞后的尴尬，新业态的出现对反垄断法提出了新的要求。

　　虽然从2012年后，我们有了反垄断法的司法解释，但在反垄断法中依旧存在着一些判断标准不清晰，不好执行。

　　中国经济时报：那么从具体执法层面上看，存在哪些问题？

　　李宝峰：目前发改委管理价格的垄断，商务部是控制合并、并购，工商总局是做反不正当竞争，后在工商局基础上成立的反垄断执法局，配合反垄断实施。三个部门联合执法，这样的执法机构及体系不明，联合执法肯定会在权利分工上有一些冲突的地方。尤其是把反垄断执法局建立在工商局体系内，《反垄断法》的执行极具专业性，其涉及的领域包括了调查统计、信息与情报搜集、宏观经济学、知识产权法等，所以工商局来界定和执法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而且对于关涉政府利益的公共事业机构、自然垄断行业，工商部门介入调查难度也是巨大的。

　　另外，反垄断监督执法机构是有权管辖电信、保险、银行等行业中出现的垄断现象。但现行的《电信条例》、《保险法》、《银行法》等法律、法规也明确规定，行业主管机关有权查处不正当竞争行为，其中包括垄断行为。那么它们之间该如何协调，如何衔接？

　　中国经济时报：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反垄断在未来也必会进入常态，那么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完善和补充？

　　李宝峰：首先，强化立法工作，要对我们面临的问题和任务系统学习和掌握。真正选调一批有理论深度更有实践操作经验的人充实到立法工作中。实践总是鲜活的，立法是为解决并规范问题。在立法方面要更有活力，不能死气沉沉，言必称西方。中国面对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对反垄断法的执行缺乏保障措施，靠企业自己调查取证难度极大，所以要加强分行业对具体问题的前瞻性研究，制定出可操作的判断和执行标准，同时国家的权威机构要定期发布报告，或提供报告可供查阅，企业也可用其作为起诉依据。

　　其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讲得不少，政治有时被忽略。我国的法律可否在统一的价值观和政治导向下，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法律保障。要让立法者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我们的社会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未来面临什么样的问题，要规范什么，解决什么，等待什么，否则就会看不到未来和方向。

　　第三，建立健全法律的执法机构，把反垄断放在工商局，那么和法院的无缝连接如何做到？国家的各行政机构不能各自为政，“没有连廊总是要淋雨”，难以执行。建议把反垄断的执法机构统一到法院，国务院下的研究机构定期发布报告并接受委托进行专项调查并具有法律效力。

　　第四，各级法院要在坚持政治导向的前提下，对反垄断敢于立案、敢于判决。形成正确的价值导向和社会导向以及站得住脚的国际影响力。不诬陷“好人”，也不枉纵“坏人”。

　　第五，要鼓励中国的司法工作者走出国门，理直气壮地运用反垄断法去破除对我国经济的枷锁，在国内要对国际寡头的非法垄断行为予以坚决抵制，在国际上，要保障中国经济走出去。在这个过程中，也要注意统一战线的使用，团结国际力量共同努力。

　　第六，建立反垄断的协同机制，工商局、税务局、证监会、法院、公安等权力部门如何形成统一协调的机制，共同为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中国政治经济的良好运行而共同努力，如果没有这个机制，没有这个愿景，法律是割裂的，是难以有效执行的。

　　第七，加强对反垄断的补贴保障机制，保护弱者是立法天平的重要砝码。

　　第八，尽快出台分行业的反垄断司法解释。

　　第九，加强反垄断的国际合作，与中国经济走出去要相辅相成。不做宋襄公，不做假道学，要做真君子。

　　第十，增加对新问题的判例或司法指导。巡回法庭将是解决反垄断跨区域的重要保证。

　　中国经济时报：结合国外的反垄断案例看，中国企业该如何熟练使用反垄断法律工具维护正当的竞争权益以及对竞争对手进行合理反击？

　　李宝峰：首先还是应该加强对企业、律师及各级司法部门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相关国内和国际法法规、判例的宣传、学习和培训。

　　其次，应该建立具有国际公信力的调查研究机构或联盟，既反国内垄断又反国际垄断，要讲政治、讲策略、讲究方式方法，又要保持司法独立和国际公信力，为中国企业反垄断提供可靠证据。

　　第三，中国企业面对垄断要敢于“亮剑”，同时国家或行业协会要对正当的反垄断给予适当补贴或奖励，出台配套的政策、法规。但也要防止滥诉，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