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核心盈利渠道可归纳为三大板块：一是基础交易手续费收入；二是虚拟货币买卖过程中的价差收益；最重要的是通过"低买高卖"策略实施的双向套利操作。

　　当稳定币、去中心化等新概念在资本市场掀起热潮时，其特有的匿名性和去中心化特征正被不法分子恶意利用，逐渐演变为跨境非法换汇的新型通道。

　　近期多地司法机关披露的案件显示，以泰达币（USDT）为代表的虚拟货币正在沦为跨境“对敲”（非法跨境汇兑）的核心工具，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涉案金额普遍高达上亿元，个别案件交易流水甚至突破百亿元规模。

　　“这类非法换汇机构已形成多层次的盈利模式。”广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曾杰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其核心盈利渠道可归纳为三大板块：一是基础交易手续费收入；二是虚拟货币买卖过程中的价差收益；最重要的是通过"低买高卖"策略实施的双向套利操作。

　　虚拟货币加持下的“对敲”升级

　　在传统 “对敲” 模式的基础上，虚拟货币的介入进一步增强了非法换汇的隐蔽性，使得这类高额跨境汇兑案件的涉案金额愈发庞大。

　　2025年3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宣判的一起虚拟货币非法换汇案便颇具代表性。该案中，杨某、徐某等人通过操作空壳公司账户，参与非法买卖外汇的金额高达65亿元，在其背后是一条成熟运转的跨境资金非法流动链条。

　　时间回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陈女士因需给海外的女儿汇款，却受限于我国每人每年5万美元的外汇额度，于是辗转联系上一家境外“换汇公司”。按照对方指示，陈女士将人民币汇入国内A公司的账户，不久后，其女儿的境外账户便收到了等值的外汇，而该 “换汇公司” 从中收取了一定比例的手续费作为报酬。

　　值得注意的是，A 公司正是犯罪团伙在国内设立的空壳公司之一。长期以来，该犯罪团伙在境外以 “代收代付” 的名义，通过跨境“对敲”的方式，为境内外有外币与人民币兑换需求的客户提供非法汇兑服务。

　　这种 “对敲” 机制的运作逻辑十分明确：境内客户支付人民币至指定账户，境外团伙同步从海外账户划转外汇至客户境外账户。两笔资金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完成单向循环，全程不发生直接的汇兑交易，从而将本应处于监管之下的外汇交易分割成两段独立操作，以此逃避监管。

　　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披露的案例也呈现了类似的操作路径。2022年，王女士计划给在境外工作的儿子汇出50万美元用于购置房产，由于正规渠道需提供合规证明材料，她选择了非法换汇渠道。具体流程为：国内个人账户接收王女士的人民币后，境外团伙通过虚拟货币交易将资金兑换成美元，再划转至王女士儿子的境外账户。

　　此类操作中，犯罪团伙通常向客户收取1%至3%不等的高额手续费，远高于银行正规渠道，但由于此类交易具有“免证明材料”“快速到账”等特点，仍然成为部分急需跨境资金转移人士的“首选”。以王女士的案例为例，其50万美元的换汇需求，按照目前7.17的汇率计算，犯罪团伙通过收取手续费可获利约3.6万至10.8万元人民币。

　　从司法文书来看，此类犯罪已形成专业化分工。以上海市徐某案为例，其同伙杨某在境外负责招揽客户、调配外汇资金，而徐某在境内管理着 17 家空壳公司的对公账户，日均处理的资金流水超过千万元，分工明确且协作紧密，使得非法换汇网络得以高效运转。

　　暴利诱惑：虚拟货币的“套利密码”

　　虚拟货币之所以能成为非法换汇活动的 “宠儿”，背后最核心的驱动力无疑是巨额利益的诱惑，而其自身特性也为这类违法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

　　重庆市渝北区法院公布的案例，就直观展现了其中的暴利空间。2018年初，何某在某虚拟货币交易平台注册成为 “商户”，专门从事泰达币（USDT）与人民币之间的兑换交易。案情通报显示，该交易平台的自选交易区中，不同商户在收款渠道、交易额度和交易价格上存在差异，其中收购 USDT 的价格主要集中在6.85元左右，出售价格则多为7元左右。这意味着每交易一枚 USDT，至少能赚取0.15 元左右的差价；若遇到行情剧烈波动，差价还会进一步扩大，有时甚至能以7.5元的价格出售，利润空间随之激增。

　　凭借这种低买高卖的模式，再加上交易规模的持续扩大，何某不仅投入自有资金，还吸纳他人资金参与兑换业务，涉案总额高达6.09亿元。这些资金在他控制的账户间快速流转，形成了一条庞大的非法资金链。截至2019年5月，其控制的银行账户累计交易流水已达140亿余元，个人非法获利477万元。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2022年6月的判决，同样印证了虚拟货币在非法换汇中的高频使用。

　　2018年1月起，犯罪团伙陈某、王某、郭某等人搭建非法汇兑网站，通过境外账户收取新台币、境内账户支付人民币的方式进行外汇买卖牟利，非法经营数额总计达2.2亿余元。其中，被告人郭某负责架设并维护该非法汇兑网站的运行，范某等人则利用其控制的境内交易平台账户，以泰达币为媒介，协助陈某等人完成人民币与新台币的非法汇兑，涉及金额达4000余万元。在这过程中，虚拟货币的介入，让原本需要直接对接的跨境货币兑换被拆解为境内外的虚拟币交易，进一步隐蔽了资金流向。

　　曾杰向本报记者详细解析了其中的运作模式：“虚拟币在换汇过程中充当价值转换媒介的角色。典型的地下钱庄运作为例，在收到客户美金后，钱庄会用这笔资金购买等值的稳定币，随后在国内交易平台将稳定币出售换取人民币，最终转入客户的国内账户。”曾杰指出，“虚拟币具有互联网传输、全球认可度高、价值公开三大特性，却在无意中，也成为了非法换汇的理想中介工具。”

　　在谈及盈利模式时，曾杰指出：“这种地下钱庄的利润来源具有多重性。首先是最基础的交易手续费，收费标准存在浮动空间，但通常维持在100美元收取1元人民币的水平；其次是在虚拟货币买卖过程中产生的价差收益；更重要的是，钱庄往往会采取‘低买高卖’的双向套利策略。”他进一步解释道，“比如从普通客户处以较低汇率收购美元后，再以更高价格转手卖给有特殊需求的客户群体（如涉嫌诈骗的团伙），通过这种双向交易中的汇率差和手续费叠加，构成了完整的盈利链条。”

　　曾杰表示，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虚拟币非法换汇看似提供了“便利”，实则暗藏巨大风险。首先，此类交易完全脱离监管体系，一旦发生纠纷或诈骗，参与者难以通过正规渠道维权；其次，参与非法换汇的个人也可能被追究法律责任；最重要的是，这种行为助长了非法资金跨境流动，对国家金融安全构成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