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见习记者林秋彤北京报道

　　9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原所长余永定在2024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做了圆桌主题演讲，他认为，引领经济稳步前行，需扩张性财政政策与基础设施建设一齐发力。

　　近期，央行提振经济“政策组合拳”不断。24日，央行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降准、降息、降房贷利率”，26日政治局会议也提到，要努力提振资本市场。

　　对于近期的“组合拳”，余永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货币政策的程度是较为合适的，但是货币政策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政策。“更为关键的问题是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

　　实现5%的GDP增速目标，必须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的力度。地方政府是基础设施投资的主要组织者和实施者。但长期以来中央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融资的贡献率很低。余永定认为，财政发力首先是得给地方政府减轻债务压力。该替地方政府还的债要替地方政府还，要尽量减轻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不要让地方政府为了还债而不能正常运转。“砸锅卖铁”“谁家孩子谁抱”“不首先还债就不能搞投资”的思路是顺周期调节、是典型的合成推理。

　　执行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靠刺激消费还是靠基础设施投资？余永定认为，从短期宏观调控的角度来看，刺激消费和投资并无区别都是弥补总需求的不足。刺激消费的问题是，消费是收入、收入预期和资产的函数。近年来经济增速放缓，收入增速放缓，收入预期变成，房产价格下跌，所有这些都会导致消费增速的下降。在经济形势明显好转之前，消费无论如何都难以有明显增加。他认为，靠刺激消费带动经济增长是比较难的。反之，经济增长了，消费就会随之而增长。

　　与此成对比，由政府提供资金的基础设施投资则无需以经济增长为条件。基础设施投资增加了，收入就会增加。而收入的增加则会自动导致消费的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创造“挤入效应”，可以带动一大片经济活动。“所以，如果想启动经济、加速经济增长，目前，作为第一步还是要主要考虑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余永定在发言中说到。

　　从中、长期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根本不存在消费驱动还是投资驱动的问题。经济增长是靠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劳动投入和技术进步推动的。消费不是生产函数中的自变量，不能驱动经济增长。

　　据中国人民银行9月发布的“2024年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统计数据报告”，2024年前八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1.9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3.32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3.42万亿元，同比少增3.57万亿元；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减少1583亿元，同比多减800亿元。

　　社融规模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融资需求的变化，进而反映了社会消费与投资需求的变化。

　　余永定认为，消费和投资之间的选择其实是“现在消费”还是“未来更多消费”之间的选择。资源在消费品和资本品之间配置是由一个社会的时间偏好决定。

　　流行观念认为，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消费率过低。但实际情况未必如此。中国和美国的消费结构不同，美国消费中的服务消费占比高，而中国服务消费则占比相对较低。与此同时，美国的服务价格远高于中国的服务价格。消费结构和服务价格的差异是导致中国消费率远低于美国的重要原因。

　　他表示，从消费品(汽车、电子产品、电冰箱等)支出占GDP的比例来看，中国高于美国。按他的估算，中国是美国的1.25倍。

　　对于增发国债后的可能影响，他表示，中国国债收益率低，增发国债会导致收益率上升，从而影响私人投资。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央行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购买国债以压低国债收益率、防止挤出效应，促进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