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财集团全国两会报道组记者李莎 北京报道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稳定粮食生产和推进乡村振兴。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抓好油料生产，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完善农资保供稳价应对机制。加强农田水利和高标准农田等基础设施建设。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全年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我国粮食生产“十九连丰”，产量连续八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2022年粮食产量1.37万亿斤，创历史新高。但中长期看我国粮食供求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大豆对外依存度超过80%，是我国进口最多的粮食品类。

　　玉米和大豆是我国主要的饲料粮，其中玉米是最重要的能量饲料源，豆粕是蛋白饲料源。目前我国提高大豆自给率，主要是通过扩大种植面积、优化种植方式和加强生物育种攻关等方式来实现。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农业大学副校长严建兵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严建兵长期从事玉米基因组学和分子育种相关研究，他准备了发展高蛋白玉米实现大豆进口替代的提案，即培育蛋白含量高的玉米品种，在保障畜禽营养需求的同时，降低大豆用量，更好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同时也能减少环境污染，促进农民增收。

　　粮食安全本质上是食物安全

　　《21世纪》：我国粮食连年丰收，实现口粮绝对安全，谷物基本自给。目前粮食生产还面临哪些压力？

　　严建兵：中国用全球9%的耕地、6%的淡水养活了18%的人口，但同时也用掉了超过35%的化肥和农药。以大豆为代表，我国每年进口约1.6亿吨粮食，这相当于8-10亿亩耕地的粮食产量，这是当下中国粮食供需的现状。

　　狭义看粮食指我们吃的米饭、面条，但广义看粮食就是食物。因而我认为当下粮食安全从本质上讲是食物安全，我们已实现口粮绝对自给，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食物需求从吃得饱转向吃得好，对食物的质量和丰富度提出更高要求。

　　在我看来，我国粮食安全还面临几方面压力。

　　一是总量不足。按耕地面积计算，我国粮食自给率约65%，实现口粮自给是一种底线思维，大豆、玉米等粮食品类供应还有待加强。

　　二是粮食安全形势偏紧。我国耕地使用率高，土地没有得到充分休养生息，在种粮过程中化肥农药使用过量，也对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压力。

　　三是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增强，居民生活水平提升，对食物多样化的需求越来越高，粮食供应存在结构性不平衡。

　　《21世纪》：时隔6年，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提大食物观。如何看待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树立大食物观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系？

　　严建兵：大食物观概念的提出，给我们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指明了发展方向和实现路径，也要求我们基于现实情况变化，对既有认知进行优化和纠偏。

　　我们面临的客观矛盾，是现有耕地的粮食生产增速难以满足居民食物需求增速，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加，需要立足自身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把食物的主要功能理解成提供热量和蛋白，要解决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一方面要极大提高现有耕地的粮食生产效率，提高其单产和蛋白；另一方面要超越只有耕地可以产出粮食的认知，找到一种不只依赖现有耕地的新道路，向森林、草原、海洋等要热量和蛋白。

　　整体而言，就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的要加快构建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植物动物微生物并举的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保障居民多元食物消费需求。

　　《21世纪》：在你看来，构建多元食物供给体系的最大动力在哪里？

　　严建兵：中国需要依靠自身力量发现新的知识和理论，然后用这些新知识、新理论和技术创新来指导相关领域发展。而科技要自立自强的核心，就是更加重视基础研究，在生物农业领域同样有很多重大基础科学问题亟待解决。

　　过去100年，我国农业技术领域有三次重大技术突破，即矮杆化和化肥农药技术的使用、水稻杂交育种技术优势利用，以及生物技术革命。就当下而言，我认为需要有重大理论突破，来等待并支撑一次新的技术革命，而智慧农业可能会成为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发展方向。也就是说，我们要用现代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智能装备技术的交叉融合，来全方位提升农业生产效率，这将对未来农业生产甚至乡村振兴带来革命性的影响。

　　下一步，我们要降低劳动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依靠智慧农业的发展，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包括装备技术、信息技术、水肥一体化技术、精准滴灌、生物技术等在内，将技术综合广泛应用在耕种管收全生产过程，推动农业生产效率的极大提高。

　　我们学校也率先建立了智慧农业本科专业，同时建立了完善的本硕博贯通的人才培养体系。通过开展新农科教育，多学科交叉融合，助力农业转型升级，为保障粮食安全提供更多助力。

　　发展高蛋白玉米实现大豆进口替代

　　《21世纪》：我国玉米、大豆单产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仍有明显差距。要从哪些方面缩小差距？

　　严建兵：我国玉米、大豆单产的差距并非某一方面的差距，而是综合性差距，包括耕地质量、环境条件、作物品种、栽培模式、收获方式、储存模式等等，涉及每一个粮食生产和储存环节，需要通过发展智慧农业来综合解决。

　　在粮食生产过程中，种子的贡献率最大约50%，我们要用现代基因组智能育种技术不断提升育种能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另外，我国重大种源的创新能力也存在不足，这也是我们要补齐的短板。

　　除此之外，我认为随着居民食物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我们主要对粮食热量（产量）的追求，要逐步转向高产优质并举的追求，即关注热量提升的同时，要更多关注蛋白含量的提升。

　　《21世纪》：你今年的提案也与此有关，建议通过发展高蛋白玉米实现大豆进口替代，带来这个提案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严建兵：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升，我国居民饮食消费结构正在发生转型，从谷物、蔬菜等高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向畜禽产品等高蛋白质的食物转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猪牛羊禽肉产量9227万吨，再创历史新高。巨大且日益增长的肉类消费需求，决定了如何保障饲料粮有效供给成为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问题。

　　目前，我国饲料粮主要来源是玉米和大豆，其中玉米是最重要的能量饲料源，豆粕是蛋白饲料源。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近两年大豆进口超过9000万吨，当前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增加，增加我国粮食安全尤其是大豆安全的压力。

　　玉米的蛋白源于空气，通过消耗大量能源，将空气中的氮变成化肥，土壤使用化肥促进玉米生长。但玉米对氮的吸收效率低，施用化肥后只有30%-40%的氮被玉米吸收，大部分流入江河湖海，增加生态环境压力。

　　如果另辟蹊径，把玉米蛋白含量从当前8%提高到13%，每年可以多提供1350万吨蛋白，相当于3500万吨大豆提供的蛋白，既从源头上提高能量转化与饲料转换率，减少对大豆和豆粕的进口依赖，降低饲料生产成本，又可缓解粮食生产的资源环境压力。还可以提高农民种植玉米的收益。据测算，玉米蛋白质含量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带动玉米价格提高50-80元/吨。

　　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种体现，由于资源禀赋和所处阶段不同，中国不能走美国的农业发展道路，即通过化肥农药和生物技术驱动的高投入高产出的生产模式，而要走种养结合、低投入高产出、可持续发展的全闭环产业链模式。玉米生产既要高产量，又要高蛋白。

　　《21世纪》：发展高蛋白玉米的可行性如何？

　　严建兵：这是可以实现的。从起源材料来看，玉米由大刍草驯化而来，大刍草蛋白含量达28%，淀粉和蛋白比例相对均衡。在粮食驯化过程中，产量是第一目标，导致玉米的淀粉含量逐渐增加，蛋白含量逐渐减少，当前玉米蛋白质平均含量降为8%。

　　从当前的育种材料来看，蛋白含量在15%左右的育种材料比较多。同时从基础研究角度上来讲，玉米氮利用效率有关的基因资源非常丰富，通过基因组育种方法提升氮利用效率可行，同时可减少环境污染。此外，玉米已经成为中国播种面积最大和产量最高的作物，通过提高玉米蛋白含量提高总的饲料转换率，没有面积推广与作物结构调整的压力。

　　也就是说，不管是从材料、理论、技术还是从实践角度考虑，发展高蛋白玉米都是可行的，而且已经具有相当的基础。

　　《21世纪》：发展高蛋白玉米是否会影响玉米产量？

　　严建兵：发展高蛋白玉米，目前而言会对玉米产量带来一定影响。提高玉米蛋白占比，会降低玉米的淀粉含量，但同等质量的蛋白和淀粉相比，蛋白的价格和价值远大于淀粉，淀粉供给也有很多替代方案。

　　但需要明确的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在保持玉米产量不变的前提下，提高玉米的蛋白含量是具备可行性的，这需要一个育种过程。

　　从历史上看，玉米蛋白含量变低，是因为在化肥发明之前没有氮源，玉米对氮的摄取量有限。有了化肥技术之后，提升玉米蛋白质含量的瓶颈不再是土壤中没有足够氮源，而是玉米植株对氮的吸收和利用能力不够，浪费太多。

　　目前发展高蛋白玉米实现大豆进口替代的方案还在初期，我今年带来这个提案，是希望首先在科学界或者是在育种家群体里形成共识。这也需要政策的支持，目前玉米品种审定最关心的是产量，没有对蛋白含量的明确要求。如果能优化审定标准，在玉米产量不变或产量减少的比例低于蛋白增加的比例，就能带来更大的价值。

　　我在提案中也提到，建议在政策制度方面的提供一些支持。比如加强研究设立玉米蛋白提升研究重大专项，以及做好品种审定和推广应用相关政策配套。至于后续品种培育和产业化，涉及政策、售价、市场购销等多方面因素和环节，需要相关的主体联合起来协同推进。

　　发展高蛋白玉米实现大豆进口替代是一个系统工程，首先要证明在理论上可行，其次是在技术上可实现，并能带动相关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更多附加值。虽然要经过一个艰难又漫长的过程，但通过一个点的改变，能够给未来带来系统性方案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