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财经》年会2023：预测与战略”论坛上，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发表演讲时指出，“今年3月份以来，人民币汇率冲高回落，部分反映了中美货币政策分化的结果。”他指出，2021年7月份以来，人民银行频繁使用降准降息措施，2021年底中美利差超100BP，而目前中美利差已低于-100bp。人民币汇率波动不是货币政策的掣肘

　　管涛预计，“明年美联储紧缩的溢出影响将可能进一步发酵，对中国的冲击有可能今年以金融市场、资本流动渠道的金融冲击为主，到明年演绎为‘金融+实体经济(贸易渠道)’的双重冲击。”

　　12月14日，美联储如期加息50BP。议息会议之后新闻发布会上，鲍威尔认为终点利率可能进一步提高。根据会议公布的利率点阵图，终点利率可能达5.1%，比上次判断的4.6%明显提高。而且议息会议明确提出，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依然处于高位。

　　管涛表示，“近日全球股市调整，除了美联储鹰派表态以外，欧洲央行放鹰也是重要原因。”12月15号加完息以后，欧洲央行在声明里面还表示，“未来或有更多次的加息，现在欧元区的通胀处于高位。”

　　2022年11月中旬，人民银行发布了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明确提出世界经济明年面临多项挑战：一是高通胀的挑战，二是经济下行压力在全球更广范围内蔓延，三是金融体系脆弱性不断积累。

　　管涛表示，“目前，无论从金融稳定还是物价稳定的角度看，人民币汇率波动都不是货币政策的掣肘。”他认为，“明年外需可能出现拐点，而外需对经济的贡献可能转为负增长。”

　　对于未来展望，管涛指出，“受益于今年的低基数效应，防疫政策的优化，还有监管调控政策的优化，明年经济大概率会止跌回升，经济运行有望总体回升。”明年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仍需要发挥主导作用

　　管涛表示，“在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中，对明年财政货币政策的一些提法，首先强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而且提出货币政策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的支持力度。”

　　管涛判断，明年的货币政策将会在加强政策协调联动的前提下，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总量和结构功能，以结构性政策工具为主。他认为，“明年配合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的实施，这方面不排除有新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包括一些已经存在的结构性工具也可能会延长实施期限或增加规模。”

　　他指出，“从今年来看，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疏通货币政策传导的作用。今年前三季度，宏观杠杆率上升主要贡献来自于企业部门，主要原因是它的贷款增加，很多发生在5月份创设了很多新的结构性工具之后。结构性货币政策能够实现‘精准滴灌’‘专款专用’。”

　　同时，管涛判断，“降准降息等总量工具可能会慎用，关键取决于我们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容忍度。”如果明年人民币面临新一轮调整压力，容忍度若较高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束缚就会减少。

　　此外，管涛还表示，“通过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深化存款、贷款利率市场化，释放改革红利，也可引导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