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天性究竟有没有生物学基础？

1989年，《社会生物学》一书战胜了达尔文1872年的经典著作《人与动物的表情》（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被国际动物行为协会官员和成员评为“历史上最重要的关于动物行为的著作”。

爱德华·O.威尔逊（Edward O．Wilson）认为，生物社会行为的性状，和生物其他的非行为性状一样，也是可遗传的，行为这一表现型也是基因型和环境（自然和社会环境，尤其是人类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威尔逊看来，社会生物学是动物学中一门发展兴旺的学科，“因为社会生物学可以更客观、更精确地描述人性，这种精确性是自我理解的关键。依靠直觉把握的人性一直是创造性艺术的素材。社会生物学最终会成为社会科学的基础，并将一些神秘的现象纳入自然科学研究的范畴。”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人性？如何全面了解人类本身？威尔逊指出，人性是一种表观遗传规则（epigenetic rule），是心理发育的遗传调节。这些规则是决定我们看待世界方式的遗传基础，是我们心灵世界的符号编码，让我们做出进行选择的权限，让我们做出最容易也最值得的反应。威尔逊进一步表示，表观遗传规则使我们根据基本的抽象形状和复杂程度来评估艺术设计中的美，使我们面对人类环境中亘古的危险（比如蛇和高度）表现出不同的恐惧和恐惧症，使我们以一定的面部表情和身体语言形式来进行交流，使我们呵护孩子，使我们夫妻恩爱；表观遗传规则决定了我们许多行为和思维。

在这里，威尔逊还指出，许多表观遗传规则显然都很古老，一直可以追溯到几百万年前的哺乳动物祖先那里。还有一些表观遗传规则，比如孩子语言发展中的个体发育阶段，是人类独有的，大概只有几万年的历史。在他看来，在全球的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技术科学时代时，人性却依然保留着旧石器时代的特征。

以下内容选自《社会生物学：个体、群体和社会的行为原理与联系》，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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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物学：个体、群体和社会的行为原理与联系》，[美]爱德华·O. 威尔逊（Edward O． Wilson） 著，毛盛贤、孙港波、刘晓君、刘耳 译，后浪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11月版

作者丨[美]爱德华·O.威尔逊

摘编丨安也

人类语言起源于何时，这个重要的问题是新语言学家不能回答的。是不是200万年前南方古猿第一次使用石器工具、建造遮蔽所的时候就出现了语言？或者是现代人完全出现的时候才出现？或许是直到在过去 10 万年前宗教礼仪产生的时候才出现？

里伯曼（Lieberman，1968）认为这个时间是相当晚的。他解释说，在颌和咽喉道的形状上，达特（Dart）复原的马卡潘南方古猿与黑猩猩很相似。如果他是正确的话，那么早期的原始人类应该还不可以清晰地发出人类的声音。

对于尼安德特人的解剖学和发声能力的研究，得到了相同的结论，这个结论（如果是真的话）就是把语言起源定在了智人物种起源的晚期阶段（Lieberman etal.，1972）。珍妮·希尔（Jane Hill，1972）和I. G. 马丁里（I. G. Mattingly，1972）讨论了人类语言进化起源的其他理论反面。伦内伯格（Lenneberg，1971）认为，数学推理能力的起源与语言能力的起源稍有不同。

如果文化的一些特定细节到了非遗传的程度，文化就可脱离生物系统

非人类的高等灵长类，其中包括日本猕猴和黑猩猩就具有文化的萌芽，但是只有在人类中，文化才彻底地渗透到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人种内文化的细节在遗传上受到的控制很小，从而导致了社会间的巨大多样性。控制很小并不意味着文化脱离了基因而自由发展。进化的是文化的能力，一种文化或者另一种文化的发展的确具有压倒性趋势。罗宾·福克斯（Robin Fox， 1971）按以下形式提出了这一主张：如果苏格兰詹姆斯四世和（古埃及）法老普萨美提克（Psammetichos）的成为话柄的实验得以成功，那么在隔离状态下养育的儿童如何能健康地生存下来：

我不怀疑他们可能会讲话，而且从理论上讲，尽管从来没有人教授过他们，但是只要有时间，他们或其后代就能够创造并且发展出一种语言。此外，尽管这种语言不同于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一种语言，但是在同样的基础上语言学家能够像分析其他语言一样分析这种语言，而且可以把这种语言翻译成我们所知道的语言。

我可以由此进一步引申下去。如果我们的新亚当和夏娃能够生存、生育后代—仍然是处于一种与任何文化的影响总体上都相隔绝的状态—那么最终他们能够创造一个社会，这个社会拥有：有关财产的法律，有关乱伦和婚姻的规则，有关禁忌和避免的习俗，有关以最小的牺牲解决冲突的方法，有关超自然及与其相关实践的信念，有关社会地位体系及表明其社会地位的方式，有关年轻人的成年仪式，有关包括女性装饰在内的求婚活动（或仪式），有关一般（不同职业）人群服装标识的体系，有关只让男人不让女人参加的某些活动和社团，有关赌博、工具和武器制造产业，有神话传说、舞蹈、通奸犯和各种各样的杀人犯、自杀行为、同性恋、精神分裂症、精神病、神经衰弱症，还有促进或扫除上述情况的各种各样的行业（依赖于他们如何看待上述情况）。

包括仪式和宗教盛典在内的文化可理解为环境追踪方式的一种等级系统。如果文化的一些特定细节到了非遗传的程度，文化就可脱离生物系统，而在生物旁边作为一个辅助系统。纯粹的文化追踪系统的跨度与一部分慢速生物追踪系统的极为类似，其范围是从数天到数个世代。在工业文明中，语言和服饰是变化最快的。稍缓慢些的是政治观念和对其他国家的社会态度。最为缓慢的是伦理禁忌，以及对上帝信仰与否。以下假设是有效的：在达尔文的意义上，文化细节多半都是适应的，尽管其中一些细节是通过增加类群成活率而间接达到适应的。为了完善生物类比，另一个值得考虑的假设是：一套特定文化行为的变化率，反映了这些行为所处关键环境的变化率。

电影《造物弄人》(2009)剧照。

缓慢变化的文化形式反映在仪式中。某些社会科学家在人类的庆典与动物通信的炫耀之间作了类比。这种类比是不正确的。绝大多数动物的炫耀只是传达了有限意义的非连续信号。而这些信号与人类手势、面部表情和准语言的声音大体相当。少数动物的炫耀，比如鸟类极为复杂的性炫耀行为和更换筑巢，其精细程度非常令人印象深刻，以至于动物学家偶尔把这些行为当作庆典。甚至这里的对比也是一种误导。绝大多数人类的仪式不仅仅是当下的信号价值，正如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所强调的那样，这些符号不仅仅是标签，它们还是对有关社会道德价值的再确认和更新。

宗教就像人类其他组织一样，为了促进其教徒的利益在进化

神圣的仪式是人类最具特色的特征。其最基本的形式与巫术相关，积极地试图去控制自然和上帝。来自西欧洞穴的石器时代后期的艺术，反映了对狩猎动物的关注。很多画面显示的是矛和箭射入了猎物的身体，还有一些则展示着人装扮成动物跳舞或者站立着用头向动物鞠躬。基于可以以图画的形式来表达现实的逻辑概念，绘画的作用可能就是感应巫术的逻辑：现在想象中做的事，将来会成为现实的事。这个预先行为可以比作动物的意向运动，在进化的过程中，这种行为经常被仪式化为通信信号。

人们会想起，蜜蜂的摇摆舞是它从蜂巢到食源的微型化重复飞行表演。原始人类可能会很容易理解这种动物复杂行为的意义。巫术过去并且现在也依然存在于某些社会，操作巫术的人有各种各样的称谓，如萨满（shamans）、巫士（sorcerers）、巫医（medicine men）。人们认为唯有他们才有神秘的魔法能有效地应对自然的力量，有时候他们的影响甚至超出了氏族首领。

狭义的正式宗教拥有许多巫术的因素，但是这些宗教主要集中于较深层的、更以部落为定向的信念。它的仪式庆祝创造万物的神话，安抚上帝，并且使部落的道德信条神圣化。他们不是通过萨满强有力的身体力量，而是通过祭司同上帝倾心交谈并且通过崇敬、牺牲和为部落的善行提供证据的方式讨好上帝。在更为复杂的社会中，政治与宗教总是很自然地混为一体。虽然通过神授，权力是属于国王的，但是由于更高一级的上帝授权往往使大祭司统治着国王。

如下的假说是合理的：巫术和图腾崇拜直接适应于环境，并在社会进化中早于正式的宗教。在人类社会中神圣的传统习惯几乎到处都存在。能够解释人类起源的神话，至少是能够解释部落与其他世界关系的神话传说也是一样到处都有。但是对上帝的信任却并不是这样普遍。怀廷（Whiting）记录的81个狩猎—采集社会中，只有 28 个，或者说占 35% 的社会信奉上帝。一种积极的、道德的、创世的上帝概念甚至并不普遍，这种概念最具一般性的是兴起于一种游牧式的生活方式。越是依赖于游牧，越可能是犹太教、基督教模式的牧羊神。在其他一些类型的社会中，这种信仰的发生仅仅占10%或者更少。

电影《女巫》（2015）剧照。

一位神教的上帝也总是男性。这种强烈的父权制倾向有几种文化来源。游牧社会具有很强的流动性、严密的组织性，并且经常发生战斗，所有这些特征都使男性权力在社会中越来越重要。当然作为主要的经济基础的游牧依然由男性负责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希伯来人（Hebrew）一开始就是游牧民族，圣经中所说的上帝就是牧羊神，他选择的人民就是他的羊。伊斯兰教（Islam），神教信仰中最为严格的宗教之一，神权早就渗入阿拉伯半岛的游牧民族中。牧羊人与他的羊群之间的亲密关系显然提供了人类社会的缩影，而这个缩影激起人们对人与控制人的神权间关系更深入的分析研究。

日渐成熟的人类学也并没有给出理由来怀疑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结论：为了得到长寿、富饶土地和食物的纯粹世俗（教徒）的诉求，为了避免身体伤害和挫败敌人，宗教得去寻找超自然的力量。类群选择的形式也会在教派之间的竞争中起作用。获得支持的教派就能生存；反之却不能。结果，宗教就像人类其他组织一样，为了促进其教徒的利益在进化。

因为这个利益是统计学上的，作为整体来说只适用于类群，所以其中一部分可以通过利他主义和开发（即其中一部分获利是以牺牲另一部分为代价的）获得。换言之，类群利益是把普遍增长的各个体适合度相加得到的。结果在社会术语中就有较为邪恶的和较为仁慈的宗教之分。在一定程度上说，所有的宗教都具有邪恶性，特别是当其受到国王和国家的鼓励时。既然宗教可以高效率地应用于战争和经济开发，所以当社会竞争出现时，这种趋势就会被强化。

成年庆典仪式可作为儿童与接收儿童的成年类群间促进联系的纽带

宗教一直存在的悖论就是它的很多基础显然都是错误的，然而在所有的社会中它却依然是一种驱动力。正如尼采所说的那样，人们宁愿以虚无作为目标，也不愿没有目标。在世纪之交，涂尔干拒绝了这样的观念，即这种驱动力真的能够从“一种虚幻的组织”（a tissue of illusions）中抽取出来；而且，从那时起，社会科学家就在寻觅能够辨别宗教理性深层真理的心理学上的罗塞塔石（Rosetta stone）。在深刻分析这个主题时，拉帕波特（Rappaport）提出，所有形式的神圣仪式实际上都是以通信为目的的。

除了能够将共同体的道德价值观体制化，庆祝仪式还能够提供关于部落和家庭力量及财富的信息。在新几内亚的海战中，并没有指挥战争的首领或其他的指挥官。只是一个类群举行一次仪式舞会，个人就通过是否愿意跳舞表明其是否愿意参战。那么，一个类群的力量可以通过其人数准确地确定。在更为高级的社会中，有国教装饰和仪式所美化的阅兵都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印第安人的西北海岸著名的冬季仪式，是通过个人可以给出的东西的数量来炫耀其财富的。

电影《女巫》（2015）剧照。

宗教仪式也是规范其相互关系，否则的话，这种关系是模糊而不确定的。这种通信模式的最好例子就是成年庆典仪式。当一个孩子成熟时，从生物学和心理学角度，从儿童到成年的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有时候，当一种成人的反应应该更为适合时，他却像一个孩子似的在行事，反之亦然。社会很难按照一种或者另一种方式将其分到儿童或成年类。

成年庆典仪式就是通过从一种渐进的分类方式进入二分法的分类方式，从而消除了上述社会分类的不确定性。成年庆典仪式也可作为儿童与接收儿童的成年类群间促进联系的纽带。使一个程序或者陈述神圣化就是要毫无疑问地维护它，并且对任何与之相对抗的人予以惩罚。神圣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消除世俗观念，以至于在错误环境中明目张胆地宣扬这一观念就是犯罪。

宗教这种极端形式的神圣化—所有宗教的核心部分—被看作服务于有关教群根本利益的教规和实践。神圣的仪式要求个人竭尽全力和自我牺牲。咒语的诅咒、别样的服饰，以及神圣的舞蹈和音乐进入了人的情感中心，于是他便拥有了一种“宗教体验”。他要对他的部落及其家庭发誓效忠，要展现仁慈，要使生命变得神圣，要去狩猎、参战，为上帝或者国家而献身。上帝的旨意（Deus vult）就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重新集结令。若上帝愿意这样做，但若没有认定受益者的话，对部落相加的达尔文适合度的总和就是最佳结果。

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是第一个发现了导致宗教和道德形成的第二支力量的人。人类社会行为的极端可塑性不仅在于其巨大的力量，而且存在一种真正的危险。如果每一个家庭都制定出一套他自己的行为规则，其结果就会产生出大量无法容忍的传统转换并滋生出很多混乱。为反击自私行为和对高智能者“分解权势”，每一个社会自己都会为此编制法典。

在广泛的范围内，实际上遵守任何一套习俗都会比完全没有要好。因为执行独断法典，通过组织内部存在着的不必要的不公平，各组织会倾向于变得无效率和受损。正如拉帕波特所简明表达的那样：“神圣化将独断转变为必要的，而独断的规程（mechanism）可能被神圣化。”这个运行过程遭到了批评，并且在一些较为自由和自我意识较强的社会中，幻想家和革命者试图改变这一体制。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制度被神圣化和神话化，使得绝大多数人认为它们是无可置疑的，若质疑它们就被认为是亵渎上帝，所以体制改革就会受到排斥。

制度的神圣化就引导我们进入了一个有关灌输进化的基本生物学问题。人类很容易接受灌输—人类在寻找灌输。如果我们假定一个争论：灌输是在自然选择的什么水平上进化的？一种极端的可能性是类群为选择单位。当类群一致性太脆弱时，类群就要灭亡。在这一情况下，利己的个人主义成员以其他成员为代价加以扩大，在类群中处于优势地位。但是利己成员越来越快的发展就促进了社会脆弱性的产生和加速了社会的灭亡。会有更高（利己）基因频率的社会替代了那些（利他）一致性基因的社会；其结果是在多社会的一个超级群体中，（利己）基因的总频率升高了。如果这个超级群体（如部落的复合体）同时扩大其范围，那么这些利己基因会更快地扩散。

如果社会的灭亡速度与阻碍个体选择的强度高度相关，则利他主义基因可以提升到适当高的水平。这些利他主义基因可能就是以那些乐于接受灌输的个体为代价提高的。例如，战斗中愿意冒死的个体以严格军纪的基因为代价，有利于类群的生存。类群选择假设足以说明灌输的进化。与类群选择假说竞争的假说—个体（水平）选择—同样能说明灌输的进化。

电影《造物弄人》(2009)剧照。

个体选择假说认为，具有顺从能力的个体用最小能量消耗和最低风险，就可以分享其他成员的利益。尽管他们自私的对手可能获得短暂的优势，但是通过对自私的排斥和压制，最终这种利益会散失。顺从者展示利他主义行为，甚至可能是达到了冒着生命危险的程度，不是因为在类群水平上选择自我否定的基因，而是因为类群偶尔会取得灌输的优势，而这一优势在其他一些场合是有利于个体的。

这两个假设并不是互相排斥的。类群和个体选择可以互为补充、互相支持。如果战争需要斯巴达式的美德并且会失去一些勇士，那么胜利后能够在提供耕地、权力和繁殖机遇方面充分补偿幸存者。当竞争成为有利时，平均来说，个体会增加广义适合度，这是因为竞争参与者的共同努力使其平均个体获得了更多的补偿。

作者丨[美]爱德华·O.威尔逊

摘编丨安也

编辑丨张进

导语校对｜李世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