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10日，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闭幕。会议公告宣称，已就更稳定、更公平的国际税收框架达成了历史性协议。会议达成了“双支柱”成果：重新划分跨国企业征税权、设定全球最低企业税率。

过去几十年，不少国家为了吸引国际资本，纷纷降低资本税率，给跨国公司与富豪提供了极大的避税便利。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逐利与“合理”避税，劳动则被限制全球流通，在本地实打实地纳税，劳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全球贫富悬殊逼近历史高位。

美国新闻机构ProPublica称根据其获取的数千份IRS保密数据，包括贝佐斯、马斯克、巴菲特、彭博、索罗斯等在内的美国25个顶级富豪的实际平均税率只有3.4%，远低于年收入位于中位数水平（7万美元）的美国家庭的税率——14%，低于家庭收入超过62.8万美元的高收入家庭的边际税率——37%，甚至低于全美最低收入家庭（年收入不足2万美元）的边际税率——10%。与富豪们极低税率相比，全美中产家庭的税率普遍在15%-20%。

贫富差距扩大化，不是美国的特产，而是世界的通病。全球贫富差距为何持续扩大？这一历史性协议能否遏制全球贫富悬殊恶化？

本文以美国为例探索全球贫富分化的根源及危害。

本文逻辑

一、自由市场，功利主义，自然法则

二、资本流通，劳动限制，贫富分化

三、富人躺赢，中产内卷，穷人躺平

【正文7500字，阅读时间30'，感谢分享】

01 

自由市场，功利主义，自然法则

桥水基金一份报告指出，1980年代，美国收入前40%家庭的收入是后60%家庭收入的4倍，而到2016年，这一差距已经拉大为10倍。如今，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拥有的财富总量，大约等于最贫穷的90%的人拥有的财富总量。这一财富分配状况与1935至1940年的情况类似【1】。

美国并不是个例，贫富差距扩大化已是全球普遍性问题。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超过了危险线。一些国家缺乏公开的数据，其贫富差距难以量化，但这一现象是肉眼可见的。

问题来了，贫富差距为何持续扩大？很多人将贫富差距的原因归咎于自由市场，尤其是最近几十年的经济全球化。从80年代开始，经济全球化一日千里，不少新兴国家加入了这轮全球化浪潮。但是，这几十年，全球贫富差距伴随着全球化而迅速扩大。这到底是自由市场和全球化的问题，还是限制自由市场和全球化的问题？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自由市场定然会造成贫富差距。自由市场直面资源不足的难题，激励人多样性的天赋，去竞争并高效利用稀缺的资源。但是，天赋有多样性之美，也有高低之分；竞争有胜负，有胜负就有淘汰与破产。

可见，享受自由市场带来的天赋多样性以及文明成果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面对来自竞争的压力、淘汰的残酷以及贫富悬殊的现实。反过来，如果忽略资源稀缺，盲目实施均贫富政策，会引发逆向淘汰，陷入共同贫穷的困境。这就是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所说的：“始于均富，终于均贫”。他说：“经济学的第一课是稀缺性：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完全满足所有人的愿望。而政治学的第一课，则是无视经济学的第一课。【2】”

所以，一个国家发展自由市场的前提是，国民应该具备强大的个人意志以及勇敢竞争的品质，摒弃盲目拥抱强人的懦弱心态，消灭渴望借助强人剥夺他人财富的卑劣企图，以及粉碎政治投机者哄骗选民的机会主义。

当然，这并不是我要讨论的重点。关键问题在于：自由市场会带来多大程度的贫富差距？

经济学家通常认为，自由市场不会导致过度的贫富差距。他们根据功利主义判断，自由市场带来效率与繁荣，而一定的贫富差距是可忍受的代价。问题是，如何判断自由市场不会导致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化？

对于这一个问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处理是谨慎而模糊的。他的逻辑是，分工可以促进技术熟练度，技术熟练进而促进规模递增。但是，规模递增容易导致市场集中，进而推导出市场垄断、财富集中以及贫富分化。到规模递增这里，斯密就没有讨论下去了。他只是用了一个今天已成为常识的表述：在自由市场的交换体系中，即便获利最少的那个人，他的财富也是在增加的【3】。

问题是，假如低收入阶层年收入增长率只有2%，而富豪阶层年收入增长率20%，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这样的自由市场和社会体系还能持续吗？

后来，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用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做出了解释。他认为，内部经济激励企业投资技术，实现规模递增，进而获取垄断利润；外部经济提高了其他人的收益，削弱企业的投资积极性【4】。这就是马歇尔悖论。

马歇尔的意思是，经济的外部性可以抑制财富集中。内部来看，因为有内部经济，这个社会的财富会向大型企业与富豪集中，但是又因为存在外部经济，比如信息外溢，其它小企业与个人也会受益。

现在的经济学家大多数使用自由市场的调节机制来解释。当大型企业的市场集中越拉越高，财富向富豪集中，投资边际收益率递减，企业市场竞争力下降，这时就有新的竞争对手崛起。比如，IBM当年统治了大型计算机，后来微软统治了个人计算机，如今谷歌和Facebook统治了互联网时代。这就是一个自由竞争、效率增进的动态平衡。

但是，这到底是动态平衡，还是持续的动态失衡呢？是不是一个垄断者替代另外一个垄断者？告别了系统的控制者，又迎来了大数据的控制者。这些跨国公司提高了技术水平及经济效率，但也可能抑制了技术与效率的最大化。在美国反垄断史上，这些问题存在巨大的争议。

探讨到这里，似乎已经进入了无解的迷局。这时，我们要出来，重新审视。技术垄断者带来了效率还是损失了效率？自由市场会造成多大程度的贫富悬殊？贫富悬殊多大是可容忍的？经济学家使用功利主义——效率与效用，来判断这些问题，其实误入歧途。

长久以来，经济学家使用功利主义作为标准，这误导和阻碍了经济学的发展。其实，经济学以及任何学科的标准应该是一般性，具体来说是规律的一般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正当性（自然法）。经济学主张自由交换和私有产权，并不是因为经济效率，而是因为其具有正当性——符合人的行为规律的一般性，遵循了自然法。比如，主张言论自由的自然法逻辑是言论是身体的延伸品。身体属于个人，由个人自由支配，因此言论也是自由的。同样，独立的技术发明属于个人产权，也是这个逻辑。反过来说，经济学的主张，正是因为符合正当性，遵循人的行为规律，才具有经济效率。所以，一般性与正当性比功利主义更为根本。

回到主题。如果按照功利主义和效率标准，自由市场与贫富差距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无解之题。你说效率，他说公平，和事佬说效率与公平兼顾。你说自由，他说生存，和事佬说生存之上有自由。互联网平台是否最大限度地促进了技术进步？有没有扩大了贫富差距？这无法证实，也难以证伪。我们只需要关注正当性，即互联网平台与其它企业的准入标准、竞争规则是不是平等的？我们不需要关注互联网平台是否扩大了贫富差距，但是，我们可以明确的是，互联网平台占用、控制和滥用用户的私人数据，这是不正当的。这种不正当性会扩大贫富差距，平台攫取用户的消费者剩余，财富向互联网富豪集中。

所以，按照正当性来考虑，贫富差距的讨论变得清晰而理性。如果是正当性的制度，自由市场的贫富差距不应该成为问题本身，它也不会成为问题。正如仇富的本质是仇不公。反过来，如果是不正当的制度，自由市场会带来极大的贫富差距，财富持续向富人集中，自由市场断裂。经济学家认为，富人会降低“猎取”，因为穷人没有购买力、市场萧条对他们不利。这种认知的错误在于，认为自由交换是竞争资源的唯一方式。其实，除了自由交换外，人还通过掠夺、控制等手段竞争资源。在人类历史上，后者使用的时间要远远多于前者。正如道格拉斯·诺斯所说，在不正当的制度下，既得利益者往往会建立更加不公平与低效的制度。正如当今的世界，富人减少投资实体，想办法避税，反复投资金融资产，然后让货币当局反复为其金融资产兜底。

好的，问题的关键指向了制度的正当性。 

02

资本流通，劳动限制，贫富分化

正当性，是一个自然法的概念。从经济学的角度，自由流通具有正当性，它符合天赋人权之个体存在。下面按照古典主义分析方法，哪些要素、哪些群体、哪些人的自由流通被制度性限制，哪些则享受了自由。

正当性决定了功利性——经济效率。经济要素在国际市场中流通越自由，资源配置效率则越高，投资者的收益率就越高。反过来说，如果哪一类要素被限制全球化流通，那么它的配置效率则更低，依赖此要素生存的人的收益率就越低。

我们知道，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去国家化的过程，是国家制度的限制墙不断被推翻的过程。最早，关税的墙被推翻，商品最早实现全球化。二战前的全球化，主要是商品的全球化。二战后，全球化走向了经济要素的全球化。经济要素的全球化，先是信息与资本的全球化，然后是技术与人才的全球化，最后才是普通劳动力的全球化。

不过，最近50年资本的全球化迅速崛起，尤其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欧美世界逐渐实施浮动汇率，资本跨国流动扶摇直上。但是，普通劳动力的全球化却停滞不前。资本的全球化自由流通，与劳动力的国家化限制，导致资本与劳动的边际收益率差距持续扩大。主要靠资本获利的人，与主要靠劳动力生存的人，双方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成为最近几十年全球贫富悬殊扩大化的主因。

英国经济学家斯拉法是凯恩斯的门徒，也被称为李嘉图学说的继承人。他在《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中，使用古典主义分析方法做了这样的预测“经济增长的结果，将是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下降，工资与利润之比朝着不利于工资的方向变化。”【5】

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的经济逻辑是，资本拥有天然的流通属性，资方可以将资本、半成品、原材料、设备、商品在全球自由流通、自由配置，从而获得更高的边际收益率。但是，劳动不具备资本这种流动性。经济这样发展下去的结果是，劳资双方的收益率持续扩大。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也采用劳动与资本的古典主义分析方法，但是其结论及对策是缺乏一般性逻辑支撑的。

比如，美国通用汽车，作为资方的代表，它的资本可以在全球市场自由流通，可以将工厂搬迁到日本、印度、越南等国家，寻求劳动力低廉的投资洼地。资本走后，失业的底特律汽车工人无法到亚洲国家来重新就业，降低了他们的家庭收入。反过来，美国整体工资水平较高，但印度等国家的工人无法到美国就业。劳动力流动限制导致这些国家工资增长缓慢。

在全球产业迁移过程中，资本总是偏爱劳动力廉价、工会力量薄弱、环境保护不足的地区。跨国企业在全球趋利避害，以极低的成本获取高额利润；而劳动力却困在一个地方，等待着资本扩张带来的工资缓慢上升，抑或是等来突如其来的整体性失业。

当然，资本的全球化自由流动，也会以迂回的方式提高新兴(300098,股吧)国家的劳动力价格，抑制发达国家的工资增长。这就是赫克歇尔、俄林和萨缪尔森提出的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了三点：一是阻碍劳动力自由流通，既不正当，也降低了劳动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劳动者的收入；二是存在交易费用，新兴国家的劳动者借助资本的全球“迂回的方式”提高工资，中间产生了大量的交易费用，包括时间成本；三是存在阻碍劳动力流通的不正当制度，也可能存在抑制工资上涨、弱化劳工权益保护的制度。所以，价格均等化不是裱糊匠。

不仅如此，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两大公共制度均对资方有利、对劳方不利。

一是资本与劳动的税率差距。

最近几十年，为了吸引国际资本，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国家，纷纷降低资本税率。一些国家给跨国公司大规模的退税，一些国家成了跨国公司及富豪的“避税天堂”。

比如，开曼群岛，为全世界企业创造了一个“避税天堂”。在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后，这座资源匮乏、人烟稀少的小岛决定通过离岸金融谋一条生路。开曼群岛便立法：在当地注册的企业不需要缴税。1997年6月，这座小岛就吸引了全球50大银行中的47家在此设立分支机构。英特尔、甲骨文、宝洁，以及中国的腾讯、阿里巴巴、网易、百度，均在开曼注册分公司。

1950年以来，美国的税收制度变得对富人有利，对中产与穷人不利。在美国，以夫妻合并报税为例，年收入在18550美元以下的低收入家庭，税率为10%；收入在18551美元到75300美元之间的低收入家庭，税率为15%。而包括贝佐斯、马斯克、巴菲特、彭博、索罗斯等在内的美国25个顶级富豪的实际平均税率只有3.4%。

为什么存在这种差异？因为资本全球流通，各国政府需要相互竞争国际资本；但劳动力被限制流通，各国政府可稳定地征收工薪税。如此税率，在原本劳动力要素全球化流通受阻的基础上，加重了分配的不公平以及财富的分化。

另一项公共制度是全球主要央行超发货币。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开启零利率时代。这带来什么后果？宽松货币大大膨胀了金融巨头的财富，同时又掠夺了中产与穷人的财富。

首先，美联储拯救了本应该倒闭的金融巨头，而数百万中产家庭却在危机中破产；其次，美联储大规模购债，向金融市场注入大规模的流动性，直接推动金融资产升值，富豪的资产主要是股票、债券、房地产等金融资产，他们直接躺赢；最后，宽松政策降低了融资成本，国际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获取大规模的廉价美元在全球市场攻城略地。

宽松政策推高了房价、物价，货币的真实购买力下降，中产及穷人家庭的真实财富其实在下降。就连凯恩斯也承认，他在《货币论》中指出，通胀会引起财富重新分配，而使一些阶级得益，另一些阶级受损【6】。

龙王降雨，靠近龙王的人获利，远离龙王的人被大水淹没；先获得货币的人推高资产价格，后获得货币的人为资产泡沫买单。理查德·坎蒂隆最早洞察到这一点，他在《商业性质概论》中指出，最先拿到货币的人推高了价格，对不持有货币的人构成财富掠夺【7】。

所以，金融危机后，全球贫富差距持续扩大。金融机构、跨国公司及富豪反而成为了受益者，他们的资产持续上涨，而中低收入的家庭收入几乎没有增加，部分中产下沉。如今，以中产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正遭到挑战，日渐趋于幂率型社会。

03

富人躺赢，中产内卷，穷人躺平

全球贫富差距，到底会带来什么结果？

全球贫富差距扩大化，导致严重地经济后果：经济持续低迷，实体通缩；资产价格膨胀，债务危机。

中产及普通家庭的收入决定了国民消费能力。全球贫富差距扩大化，中低收入家庭的真实收入不增反降，导致有效需求不足，消费市场低迷，实体经济通缩，经济持续低增长。

全球贫富差距扩大化，财富集中到少部分富人手上。有效需求不足导致消费市场低迷，降低了富人投资实体的边际收益率。富人将财富主要配置在奢侈消费，以及流动性强的金融资产及不动产上。这导致金融资产价格膨胀，爆发债务危机。

以美国为例，2000年到2005年，美国的经济增长了12%，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7%，但普通劳动者的平均工资仅增长了3%。在此期间，美国金融衍生品的交易总量从154万亿美元增长到369万亿美元，足足增长了157%，而基础产品增速仅为33.5%。随后，次贷危机击穿了金融衍生品泡沫，引发金融危机。但是，美联储救市后，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从2009年到2016年，美国经济持续了多年的低增长，而股票市场却迎来了持续大牛市。

这又回到了凯恩斯对大萧条的分析——有效需求不足。马歇尔时代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危机爆发后，价格下跌，当价格跌到一定程度，需求量和购买量逐渐增加，价格上涨，产能扩张，经济复苏，不会出现大萧条。这就自由市场的调节力量。但是，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导致自由市场失灵。凯恩斯的观察是对的，但他找错了原因。有效需求不足的真正原因是当时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导致贫富差距达到历史极值。经济危机爆发后，价格下跌，但是广大工人失业，穷人更穷，购买力不足；价格持续下跌，依然买不起；价格再往下跌，还是买不起，自由市场迟迟无法恢复，经济持续多年萧条。这就是大萧条。

如今，全球贫富差距逼近大萧条前期，有效需求不足，实体经济持续低迷。根本上还是不公平的制度造成的，现在的不公平主要是限制劳动者全球化自由流通、歧视性税率以及人为配置货币。所以，2008年之后，美国及全球主要经济体困在高泡沫、高债务、低增长、低通胀的陷阱之中。

这种经济问题引发了两种社会思潮：一种是以美国本土中产为主体的特朗普主义，另一种是以低收入家庭及黑人为主体的民粹主义。

这两种思潮都对不公平的制度及富人躺赢强烈不满，但是他们的政治诉求是不同的。中产阶级是一股积极、勇敢、奋进的社会力量。在公平的制度下，他们努力创造增量；但是，在不公平的制度下，他们的努力往往陷入内卷，陷入存量争夺。

我曾在《大国教育与内卷化》一文中引用了美国经济学家马赛厄斯·德普克和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在《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中的研究成果。两位教授发现，收入不平等程度与教育密集程度（俗称鸡娃）成正比【8】。最近几十年，社会不公平程度加剧，贫富分化越来越大，社会阶层日趋固化，美国家庭的鸡娃现象及教育内卷化越来越严重。所以，美国中产阶级渴望通过政治选票改变不公平的制度，包括不公平的全球化秩序。这才有了特朗普上台后一顿操作、到处退群。

美国低收入家庭与黑人群体掀起的是民粹主义思潮。他们意识到财富的鸿沟已经不可逾越，无论如何打拼，收入增长的速度也比不过房价的攀升，而金融资产的暴涨与自己没有丝毫关系。他们的政治诉求更倾向于直接的收入保障以及政府救助，并将矛头指向富人阶层。民主党桑德斯为代表的进步派呼吁对富人征收高额税收，直接剥夺富人财富，以迎合民粹主义。这是美式躺平主义。在南非等一些国家，极端民粹势力引发了大暴乱。

拜登属于民主党的建制派代表，他的主要票仓正是进步派针对的跨国公司及金融巨富。但是，拜登很好地利用了民粹主义上台。为了巩固政治力量，拜登任命了一批黑人、少数裔及女性官员，同时让美国重新加入国际群聊。最重要的是，拜登实施万亿“新政”，给广大中低收入家庭发“红包”。

问题是，钱从哪里来？

美联储以充分就业之名义大开货币闸门，让联邦政府尽情借钱。公开资料显示，美国本财年前三季度的预算财政赤字将超过2万亿美元。问题是，只靠印钱来发债和还债，容易引发通货和美元贬值。事实上，拜登印钱撒钱的举动，增加了家庭的购买力和有效需求，但又引发了普遍性通胀。

为了降低风险，拜登还得考虑征税。最开始，拜登考虑向国内富人和企业征税，包括提高年收入40万美元家庭的税率，提高资本利得税等等。这么操作，不容易打到他的核心票仓，针对的主要是本土中高收入人群及企业。

但是，拜登又游说G7通过全球最低税率和重新划分征税权，这一措施进而扩大到G20，实现全球税收治理。有没有好处？有好处，设立全球最低公司税率可以管控各国之间的财税竞争，降低跨国集团及全球性富豪的避税空间。据估算，如果将这一税率设置为15%，那么在全球层面每年能够多产生约1500亿美元的税收。

不过，这么操作对拜登的核心票仓——跨国公司及金融富豪有冲击。但是，大疫之下，全球政治左转，拜登不得不借助低收入群体的票仓先巩固政治力量。同时，拜登也给跨国公司及金融富豪提供了一些便利。他将税率降低到15%，给金融巨头维持持久的货币及财政宽松政策。

全球税收治理，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跨国资本与本土劳动的税率不公平问题。但是，这一政策却容易掩盖问题的实质。

全球贫富分化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是不正当的制度，即对劳动力的全球化自由流通的限制，以及货币配置、征税的不公平问题。

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地理学教授安德烈斯·罗德里格斯-波塞和迈克尔·斯托珀尔在《住房、城市增长和不平等》一文中引用了空间经济学的观点：“唯一有可能改变现状的地方性政策是破除从落后地区到主要大都市地区的移民壁垒，以应对当前的分化和不平等困境”【9】。

破除劳动力迁移及移民壁垒的难题，主要来自国家制度的生命力，以及持久以来的国家主义固化思维。如果换一个思路，全球各国都放开税率竞争，国家和地区可以使用低税率竞争手段吸引国际资本；但同时放开对劳动力的全球流通限制，以低劳务税率或者优厚政策来吸引劳动力。一旦人可自由流动，货币配置及税收政策面临竞争，可抑制其不公平性与不正当性。

劳动力迁移的经典案例来自中国香港的佣人市场。上个世纪70年代，菲律宾经济遭遇危机，总统马科斯于1974年签署《劳工法典》并出台一系列政策，将对外输出劳力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以期缓解国内的就业压力。这时，中国香港经济崛起，需要大规模的劳动力。港府放宽了对菲律宾的劳动签证，引进菲律宾的佣人，劳动力流动性大大增加。如今中国香港菲佣的月薪不过四五千，远低于中国香港一万八的月工资中位数，但是22万菲佣给菲律宾带来巨额的外汇收入。同时，这也缓解了中国香港老龄化问题。

劳动力全球化迁移以及移民，会不会对国家组织构成挑战？从商品全球化流通开始，国家组织的机能不断被削减，也在不断调整与适应。从族群、村落、城邦到现代国家，集体行动的组织，只是一个个匆匆过客，而个体及一般性规律是真实的存在。正如米塞斯在《人的行动》中所说：“人是真实的存在，组织是在此基础上的主观存在【10】”。前者为本，后者为器。本文列举的国家案例只为器，而所论述的一般性及正当性实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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