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力“减贫”研究 3位学者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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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019年10月14日，瑞典斯德哥尔摩，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因“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而获奖。B04-B05版图片/视觉中国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现场。

北京时间10月14日，2019年诺贝尔奖最后一个奖项——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Kremer)因“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而获奖。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首次出现“夫妻档”——任职于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巴纳吉和迪弗洛是夫妻。此前曾有夫妻二人分别获得不同奖项的情况，GunnarMyrdal获得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妻子AlvaMyrdal获得1982年诺贝尔和平奖。

作为诺奖中最年轻的奖项，经济学奖自1969年开始颁发，截至目前已经颁发了51次，共计84人获奖。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首现夫妻档

北京时间10月14日下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比吉特·巴纳吉、埃丝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三人，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所提出的实验性方案”。

据颁奖委员会介绍，目前全球仍有超过7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条件下，每年有近500万儿童死于5岁前，大部分是由于一些本可轻易治愈的疾病。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引入了一种新的方案以应对全球贫困问题，那就是将这一问题分解成一个一个更易解决的小问题，如提升儿童健康这样的小方面。

据介绍，他们提出的方案在过去20余年间取得了较好成效，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转化为可行的措施。目前，超过500万印度儿童从学校的补习辅导计划中受益。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首次出现夫妻双双获奖的情况，获奖三人中的巴纳吉和迪弗洛是夫妻，同在麻省理工学院（MIT）任职。此前有夫妻分别获得诺奖不同奖项的情况，GunnarMyrdal获得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妻子AlvaMyrdal获得1982年诺贝尔和平奖。

与此同时，生于1972年，现年仅46岁的迪弗洛，还是第二位女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是最年轻的得主。

与其他几个奖项不同，诺贝尔经济学奖不是根据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所设立的，而是瑞典国家银行为纪念诺贝尔于1968年设立的奖项，也称为瑞典银行经济学奖。奖项自1969年起，由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布。

自1969年以来，截至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已颁发了50次，共有81人获奖。其中，25次颁给单个获奖人，19次由两位获奖人共享，6次由三位获奖人分享。

“他们把实验方法引入发展经济学”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称，上一次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发展经济学家，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结果，表达了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对于怎样缔造一个更和谐、重现全球共同增长的未来的期待。“各个国家都希望自己未来更好，有一个安宁的发展环境，只有解决（共同增长）这个问题才可以。”

新时代证券副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说，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利用实地实验等方法，对一些减贫政策进行了科学评估，学术成果具有很强的社会学价值，对中国减贫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我国政府明确提出2020年将实现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成果，可以继续帮助中国科学地精准扶贫。

北大国发院教授张晓波与三位获奖者有过交集。“我在2006年的时候认识了他们三人。他们把实验的方法引入到发展经济学当中，引进到减贫的问题中”，张晓波说，对于解决贫困问题，三位获奖者认为应该从微观的小事情一点点做起，而不是用大的理论。

张晓波说，在他们三人看来，双盲的随机实验才算最科学的，发展经济学必须进行这种随机的实验，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通过做随机实验来解决减贫问题的。中国在减贫上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从来没有做过双盲的随机实验。

“因此，中国的经济学界没有必要去迷信他们。他们的一些实验方法可以借鉴，这种方法可以当做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工具，但不能为了工具而工具。”张晓波说。

看点1

夫妻档：共建贫困行动实验室

巴纳吉于1961年出生于印度，现年58岁，美国国籍，现任经济学教授。根据MIT官网介绍，其本科、硕士、博士分别就读于加尔各答大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哈佛大学。其主要研究领域是发展经济学，最著名的作品是《穷人经济学》，该书获得了高盛年度商业图书奖。

2014年，因为在抗击贫困领域做出的卓越贡献和领先研究成果，巴纳吉获得世界五大经济研究所之一的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颁发的伯恩哈德·哈姆斯奖。

迪弗洛于1972年出生于法国，现年46岁。其于巴黎高等师范大学取得经济和历史学学位，1999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迪弗洛的研究领域同样聚焦于扶贫和发展经济学，主要研究包括穷人医疗卫生、社会政策评估等。另外，2017年她曾是美国国家科学院成员，2016年是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成员。

巴纳吉和迪弗洛夫妇在MIT共同创建了AbdulLatifJameel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目前该实验室在非洲、拉丁美洲、南亚、东南亚以及北美和欧洲都设有办事处。

因上述实验室及其在贫困方面的研究成果，巴纳吉夫妇还于2014年双双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联合会(SSRC)颁发的“赫希曼奖”，获奖理由是：“他们像赫希曼一样，一直致力于生产新的社会科学知识，拓展研究的前沿阵地，并尝试解决深层的实践与伦理问题。”

SSRC称，就研究的严谨性和由此产生的知识对社会政策和日常生活的潜在影响而言，很少有大学在社会科学方面取得J-PAL那样的成就。J-PAL不仅提供开创性研究技术、政策制定和能力建设方面的培训，还努力开展严格的研究，采用团队方法来评估反贫困举措，堪称典范。很少有组织能达到J-PAL几乎遍布全球的影响力。

看点2

迪弗洛：最年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46岁的迪弗洛打破了此前最年轻的经济学奖得主纪录。

诺贝尔经济学奖不设年龄限制，但是不发给已去世的人。截至2018年，最年轻的经济学奖得主是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J.Arrow），1972年获奖时51岁，其已于2017年2月去世；最年长的得主是里奥尼德·赫维茨（LeonidHurwicz），2007年获奖时已达90岁高龄。

此外，迪弗洛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二位女性得主。第一位女性得主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Ostrom），她2009年获奖，主要研究政治经济学，是美国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之一。

经济学奖也是诺贝尔奖中最年轻的一个，诺贝尔物理、化学、生理学或医学、文学、和平五个奖项自1901年开始颁发，经济学奖自1969年才开始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每年最多可以选出三名获奖者，至今已有的51次颁奖中，25次奖项由一人获得，19次由两人获得，7次由三人获得。

诺贝尔奖的奖金来自于诺贝尔基金会的投资收益。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Nobel）留下的财产约3100万瑞典克朗（今天约合17.02亿瑞典克朗），被转换成基金并投资于安全性较高的证券，投资收益作为诺贝尔奖的奖金发放。2019年，每个完整奖项的奖金金额为900万瑞典克朗（SEK）。

看点3

克雷默：哈佛今年的第二个诺奖得主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雷默，出生于1964年，现年55岁，现任哈佛大学盖茨发展学会教授。这是哈佛大学今年获得的第二个诺贝尔奖项。10月7日，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三位得主之一是哈佛医学院教授小威廉·凯林（WilliamG.KaelinJr.）。

克雷默同时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1994年曾为胡佛研究所的国家研究员，并于2004年被世界经济论坛任命为全球青年领袖。他此前获奖颇多，包括总统教授学者奖和麦克阿瑟奖，后者被视为美国跨领域最高奖项之一。

克雷默的研究领域集中于发展经济学，研究调查了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卫生、水和农业，曾因其在卫生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和拉丁美洲方面的研究而获奖。他帮助制定了疫苗的预先市场承诺(AMC)，以刺激在疫苗研究和在发展中国家分发疾病疫苗方面的私人投资。2010年秋，他成为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发展创新企业部主任。

瑞典皇家科学院给出的评语称，今年的获奖者提出了一种新方法，以获得有关消除全球贫困最佳方法的可靠答案。这种方法将贫困问题划分为较小的、更易于管理的问题，例如，用于改善教育成果或儿童健康的最有效干预措施。

克雷默的研究证明了这种方法的强大作用。在1990年代中期，克雷默和他的同事们通过野外实验来测试一系列可以改善肯尼亚西部学校成绩的干预措施。

■延展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中国情结”

诺贝尔经济学奖作为经济学界最重要的世界奖项之一，一直受到极大关注。尽管目前尚未有中国经济学家获得此奖，但此前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不少人与中国存在一定渊源。

蒙代尔：最常来华并获永久居留权

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罗伯特·蒙代尔（RobertA.Mundell），以表彰他对“不同汇率体制下货币与财政政策及最优货币区域分析”所做出的贡献，其理论成为欧元理论的基础，蒙代尔也因此被誉为“欧元之父”。

蒙代尔后期的研究常涉及中国经济，写过《过渡经济中的货币和金融市场改革：中国个案》。蒙代尔多次到访中国，2005年3月，蒙代尔获得北京市政府颁发的永久居留证，成为“北京市民”。

蒙代尔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开设了一门经济学讲座（现名“黄达-蒙代尔经济学讲座”），多次到该校发表演讲。在2001年的一次演讲中，蒙代尔表示，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在西方经济进入衰退的寒流中保持高速增长。

与中国研究机构、高校合作的诺奖得主

诺奖得主与中国产生联系的另一种方式是与研究机构、高校等合作。例如200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J.Heckman）和2011年得主托马斯·萨金特（ThomasJ.Sargent）。

詹姆斯·赫克曼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等研究机构和院校有着很多合作，2018年11月获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名誉教授。托马斯·萨金特于2017年6月加盟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主持成立了“萨金特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所”并担任所长。

萨金特曾多次就中国经济领域的相关问题发表看法。在此前新京报的专访中，萨金特谈及贸易问题表示，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

来华讲座建言中国经济发展

不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常来中国参加研讨会、讲座等活动，其中有几位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常客。例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迈克尔·斯宾塞（A.MichaelSpence），曾连续多年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为中国经济发展提出建议。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年年会上，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表示，中国目前需要面对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能够保持经济增长、收入和就业的稳定，同时又能够应对越来越大收入差距的问题。他提出，中国可以用更多税收政策调整社会公平问题。

迈克尔·斯宾塞的观点则聚焦于投资方面，他认为目前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希望投资更加有效，避免低回报的投资。

诺奖得主的中国学生们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中国朋友圈”中，最常见的是师生关系。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FriedrichAugustvonHayek），是中国经济学家蒋硕杰在英国伦敦大学政经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

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与中国经济学家邹至庄也有师徒关系。邹至庄1951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读博，弗里德曼是他的老师。邹至庄最为著名的理论是“邹氏检验(Chowtest)”，主张用计量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

2007年诺奖得主里奥尼德·赫维茨是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的老师。赫维茨被称为“机制设计理论之父”。田国强的研究领域也包括经济机制设计理论，2006年曾被《华尔街电讯》列为中国大陆十大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另外，1979年诺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是林毅夫的老师。

除师生关系外，还有中国经济学家与诺奖得主是好友关系。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张五常，与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哈里·科斯均为好友。

新京报记者顾志娟程维妙张姝欣侯润芳谢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