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6年的6.7%，到2017年的6.8%，再到2018年的6.6%，近3年里，中国GDP增速显然已经离开了高速增长通道，而早在2015年4月时，现任恒大研究院院长的任泽平博士就预测到“中国经济增速换挡可能从快速下滑期步入缓慢探底期，未来3年经济将呈L型”。

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专访时，任泽平表示，当前中国经济金融形势依然严峻，核心CPI下行，PPI连续两个月为负，实际利率上升，企业利润承压，从国际环境来看，全球经济见顶回落，美国制造业PMI跌破荣枯线，全球降息潮来临，因此无论从国内和国际经济环境来看，货币宽松的空间已经打开，降息时机已经到来。

在此次专访中，任泽平深入从中美贸易摩擦，当下产业转移，以及央行推行的LPR机制改革，人民币汇率走势等方面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总体来看，中国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扩大改革开放、推动国企改革、升级制造产业、发展创新科技方面都在发力，对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也不必过度悲观。

任泽平：我们可以从中美贸易摩擦的进程和美方根本诉求出发，美方并无诚意与中方达成协议，且达成协议并不代表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经贸摩擦只是幌子，根本在于遏制中国。

中美贸易摩擦打打停停，但总体上形势不断升级。美方对华加征关税的商品规模不断扩大、税率不断提高，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至科技战、金融战、地缘政治战、舆论战等全方位博弈。

事实已经十分清楚了：美方试图通过贸易战收取关税利益并让制造业回流美国，通过科技战遏制中国创新活力，通过金融战获得更多打击中国经济的手段，通过地缘战搞乱中国及周边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通过舆论战混淆是非欺骗世界人民，最根本也是最本质的是遏制中国崛起、维护美国霸权，这就是底牌。阻碍双方达成协议的根本原因也是基于此。

中美贸易摩擦从狭义到广义有四个层次：缩减贸易逆差、实现公平贸易的结构性改革、霸权国家对新兴大国的战略遏制、冷战思维的意识形态对抗。缩减贸易逆差可以通过双边努力阶段性缓解，但如果美方单方面要求中国做出调整，而不彻底改变自身高消费低储蓄模式、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美元嚣张的超发特权等根本性问题，美国的贸易逆差不可能从根本上削减，无非是类似当年美日贸易战之后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从日本转移到中国，未来再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在实现公平贸易的结构性改革方面，中国可以做出积极改革，这也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但是，这些都难以满足美方战略遏制中国高科技升级和大国崛起的意图。

《美国工厂》影片最大的矛盾是美国工人效率与福耀工厂的利益冲突，本质是中美文化差异以及全球产业链分工的不同，是全球化浪潮下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但仍然处于全球产业链中下游。美国已经进入到高福利阶段，人工成本大幅上升，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转移至更有比较优势的东南亚等国家（地区）。

（任泽平团队最新初版的新书《全球贸易摩擦与大国兴衰》，深度探讨了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是什么、影响有多大、未来怎么演变、如何应对等问题，感兴趣的童鞋可以自行购买。》）

任泽平：美对华加征关税引发订单从中国转移至越南等地。2019年1-7月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速大幅减少至-12.3%；但越南对美国出口增速33.2%，较2018年全年上升27.4个百分点。目前来看电机电气和机械器具两大行业转移最为明显，加征关税后美国将机电、机械行业进口转移至墨西哥、越南、中国台湾、加拿大等地；就市场开发潜力看，未来全球产业链：美国进口将逐渐转移至越南、韩国、中国台湾等地，中国出口将逐渐转移至德国、中国香港、印度、越南等。

越南成为中美贸易摩擦主要受益国，且持续开展对外贸易活动；越南的企业经营成本较中国低，当前越南的劳动力价格、地价、租金、房价、企业税负、水费、汽油、柴油和电力价格分别相当于中国的31.8%、68.6%、15.2%、10.4%、80%、51.5%、84.5%、78.3%和87.5%。但中国的营商环境排名较越南靠前23位，在开办企业、执行合同等多方面好于越南，外商投资总额是越南的12倍。

面对产业链转移，要积极推动产业升级到中高端，落实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价格、改善营商环境，提高国际竞争力。当前中国出现的产业链转移趋势，一方面是中美贸易摩擦导致企业预期不稳；另一方面是中国发展到现阶段，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必然结果。面对当前出口下滑、投资不振以及产业链转移问题，可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构建新型产业分工体系，实现价值链重构。

任泽平：当前中国经济金融形势依然严峻，核心CPI下行，PPI连续两个月为负，实际利率上升，企业利润承压，有必要降息。

从金融看，7月社融、信贷、M2数据全面回落，宽货币到宽信用政策效果较差。社融领先实体经济和投资，意味着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从三驾马车看，出口低迷，在全球经济下行和中美贸易摩擦升级背景下，全年出口大概率为负增长。投资不振，出口不景气叠加PPI通缩使得企业盈利承压，制造业投资低迷；房地产融资全面收紧，房地产投资持续下滑；新增专项债难以弥补土地财政下行的缺口，加上严控隐性债务，基建投资反弹力度有限。消费下滑，6月数据因“国五”标准汽车强力去库存短期冲高，7月排除扰动后重新回落。消费与居民就业、收入高度相关，7月城镇调查失业率上升，PMI从业人员指数仍为十年低点，就业压力大，收入增速下行，股市房市财富效应较弱，居民杠杆率高挤压消费。

从通胀水平看，排除猪瘟和雨季影响的核心CPI保持稳定，PPI时隔3年转负，企业利润下滑、实际利率上升，总体上CPI和PPI均不会对货币政策产生掣肘。从国际环境看，全球经济见顶回落，美国制造业PMI跌破荣枯线，全球降息潮来临。因此，综合当前国内和国际经济环境来看，货币宽松的空间已经打开，降息时机已经到来。

任泽平：央行推行的LPR形成机制改革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一项重大创新。当前我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渠道不畅，政策利率、银行间市场利率、交易所市场利率、贷款利率及非标利率均存在割裂，尤其是由于存贷款基准利率的存在，使得宽货币政策难以传导至与实体企业融资最为相关的实体经济融资利率。此次LPR机制改革，实质上就是为贷款利率定价提供新的市场化定价基准，推动银行贷款利率与政策利率直接挂钩，是“市场化、改革式降息”措施，应该给予充分肯定。

但同时，我们也要进一步观察其效果的有效性及经济金融领域的深层次矛盾。8月20日新报价机制下的LPR发布，改革第一天仅实现小幅降息，对实际利率影响并不大，未来仍需加大利率渠道疏通力度。此外，当前除“融资贵”外，“融资难”问题突出，流动性分层、融资身份歧视是当前实体企业融资传导不畅的重要原因。面对内外部复杂严峻形势，未来改革力度可以再大一点、步子可以再快一些，综合使用多种方式推进改革。

任泽平：汇率不仅是两国（地区）货币的相对价格，其变动从长期来看更体现了各国（地区）经济基本面运行状况的相对强弱，但短期内利差、通胀、预期等因素也将影响汇率。本次人民币汇率破7是十年来首次，主要有四方面原因：一是中美贸易摩擦再度超预期升级，二是中美经济周期相对分化，三是中国维护货币政策独立性，打开货币政策空间，四是美元走强，促使非美货币贬值。

其中，2018年以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除受经济基本面影响外，主要受中美贸易摩擦的主导，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关键时间段人民币均大幅贬值，而在摩擦阶段性缓和的阶段升值。8月初人民币贬值的直接原因在于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当地时间8月1日特朗普宣称将于9月1日起对华剩余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关税，引发市场对谈判前景不乐观的预期，影响出口、顺差和经济增长。

人民币破“7”的影响取决于市场对人民币汇率未来走势的预期或央行如何管理人民币贬值预期。若市场预期人民币将持续大幅贬值，则易引发资本外逃，对经济和大类资产造成负面冲击；若预期管控得当，则人民币适度贬值短期内可释放贬值压力、部分对冲美加征关税的影响，有利于出口和大类资产。下阶段央行或将加强预期管理与资本管制，防止人民币汇率大起大落。央行积极加强与市场沟通，稳定居民及企业预期，2019年来以易纲行长为代表的重要官员多次淡化汇率整数关口意义，同时通过与公众沟通、发行离岸央票等手段，进行预期管理。此外，“三元悖论”下，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固定与资本自由流动难以并存。为维护国内金融经济稳定，货币政策更加坚持“以我为主”。

大国汇率和货币政策应该以国内经济基本面和经济周期为主。目前来看，在美联储降息而外部掣肘减少、央行加强与市场沟通的条件下，尽管人民币汇率破“7”，但市场预期较为稳定，且贬值对国内经济、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市场化产生一定正面影响，值得肯定。对经济而言，人民币本轮贬值，能部分对冲中美贸易摩擦负面冲击。对货币政策而言，汇率贬值能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释放前期人民币高估部分，减少市场扭曲与套利，防止汇率“堰塞湖”并出现大量资本外逃；对汇率制度改革而言，本次人民币破“7”，汇率弹性提高，扩宽汇率浮动空间，人民币进一步迈向汇率市场化。此外，长期来看，汇率贬值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关键在于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扩大改革开放、推动国企改革、升级制造产业、发展创新科技等推动政令畅通的新一轮改革举措。

展望人民币未来走势，中短期内人民币汇率仍主要取决于中美贸易摩擦进展；长期来看，由于中国经济韧性强、物价稳定、系统性风险得以控制和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增强，如果能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人民币具备升值基础。中短期来看，人民币汇率走势有三种情况。

1、基准情况下，中美贸易摩擦维持当前局势，市场预期相对稳定，则人民币将在当前新的中枢水平上维持双向波动。

2、悲观情形下，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美对华科技、金融加强打压与制裁，人民币汇率或“阶梯式贬值”对冲负面影响，即小幅快速贬值后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在一定水平上下波动，若后续摩擦加剧，则进一步快速贬值至新的水平并维持。

3、乐观情形下，中美贸易摩擦有所缓和，中国坚定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在此条件下，不排除人民币汇率重新升值至新的中枢水平。

任泽平：中央要求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既是对深圳市过去四十年发展的充分肯定，也赋予了深圳先行探索并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经验的历史重任。

8月底深圳在前期前海试点的基础上，在全辖区开展资本项目外汇收入支付便利化试点，使资本项目外汇收入支付由“先审后付”变为“先付后抽查”。外汇市场的实需原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汇市场对外开放的深化，此次改革显著简化实需真实性审批流程，节约企业时间和资金成本，提高办事效率，有利于吸引企业入驻深圳，进一步推进金融开放。

中央要求深圳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上先行先试，探索创新跨境金融监管。深圳是我国离岸金融最早的试点城市之一，是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核心引擎。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加速推进，未来深圳将进一步发展离岸金融市场，市场规模有望明显扩大。

任泽平：一般而言，总和生育率达2.1时，才能保持人口规模世代不变。因男女性别比较高等，中国维持人口世代更替水平的总和生育率需达2.2，但2018年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52，预计2019年将进一步降至1.4左右。根据我们两次近16万人参与的生育意愿调查，目前意愿生育率仅为约1.75，实际生育水平一般小于意愿生育水平0.3-0.4左右，生育形势堪忧。生育意愿低迷主要源于教育成本高、时间精力成本高、房价高等原因。

一旦少生的观念和文化形成，生育率陷入低迷后将难以逆转，因此不仅要尽快全面放开生育，也要尽快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我们建议：

一、摒弃人口是负担观念，更加以人为本，加快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人口是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支撑和标志。人是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一切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是为了人。目前仍有不少观点认为出于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考虑仍需继续控制生育。但即使全面放开和鼓励生育，总和生育率也很难回到2.1的世代更替水平，保持现有人口规模不变或尽量减缓人口缩减速度都很难实现，担心一旦放开生育政策人口就会爆炸性增长至15、16亿则完全没有必要。按照当前趋势，中国人口规模预计将在2022年后见顶，峰值约为14.1亿；即使鼓励生育，总和生育率提高至1.5、1.6、1.8，预计人口规模峰值将分别为14.1亿、14.2亿、14.3亿。

二、立即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到家庭。“立即”是因为人口形势紧迫，当前正处于第三波婴儿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全面放开，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不用担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区会大幅多生导致出生人口激增。

三、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生产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实行经济鼓励。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