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电子产业大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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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年过不惑的任正非和几个合伙人，在深圳南油新村一个居民楼里成立了华为。那时的华为一点也不知名，更没有像如今这般深厚的核心技术积累，公司成立后的第一桶金，是靠“倒卖”交换机赚到的。

华为当时的状况是中国电子产业界的缩影：改革开放刚开始之后的几年，整个中国其实谈不上有什么电子产业和技术上的自主创新。但中国人口众多、市场广阔，闻风而动的民营公司们靠倒买倒卖电子设备就能赚到不少钱。

而一衣带水的日本，情况大相径庭。1970-1985年，日本以钢铁产业为代表的“厚重长大”产业陷入成长低迷，半导体等“轻薄短小”产业则高速成长。短短15年，日本电子产业的产值增加了5倍，内需增加了3倍，出口则增加了11倍之多。可以说，1970-1985年是日本电子产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弹指一挥间，三十多年过去了，如今中日两国在电子产业方面的实力却出现了逆转。借助互联网的力量，中国出现了一批电子产业领域的优秀公司，其中华为、小米等厂商甚至可以在国际市场上与竞争对手一较高下。

但最近几年，日本曾经骄傲的电子产业正在走向败局。

毫不夸张的说，那个曾经以10万亿日元的贸易顺差为外汇储备做出巨大贡献的日本电子产业、那个曾经因产品过于畅销而在全球引起贸易摩擦的日本电子产业，传说仍存、辉煌不再。

几十年间，日本的电子产业经历了一场“全线崩溃”：

●  公司层面，以松下、索尼、夏普三大巨头为例，这三家公司在2012年宣布其赤字总额达到了16000亿日元左右，亏损、裁员成为这些昔日辉煌的电子厂商的常态。

●  产值层面，日本电子产业在2000年达到最高，约为26万亿日元，之后便急剧下降，到2013年时，该数值变为11万亿日元，减少了一半还要多。1970-1985年的15年间，国内电子产业的产值增长了5倍，而1985-2000年的15年间则只增长了1.5倍。日本不得不依靠电子零部件出口的增长勉强维持贸易顺差，但最终依旧无法挽救颓势，在2013年出现了贸易赤字。

●  产业层面，日本在电视、通信、计算机、半导体等电子产业细分领域全面败退，不仅1985年前辉煌的历史变得黯淡无光，而且也显著落后于中美韩等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半导体领域为例，日本的尔必达公司和瑞萨科技在2012年年初就陷入了经营危机，后来尔必达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并被美国美光科技收购，瑞萨科技则决定接受日本产业革新机构（INCJ）和汽车公司的援助。

衰退得如此明显，总归存在因由。2014年，为了总结日本电子产业结构性的变化，并探究其中的原因，曾担任《日经电子》主编长达12年的西村吉雄在日经BP社的网站上进行了题为《日本电子产业兴衰录》的系列连载。作者基于详实的统计资料，回顾了日本电子产业几十年来的荣辱史，多角度、深刻剖析了其中的原因，并在日本引发大讨论。

连载结束后，作者将相关内容进一步加工，集结成《日本电子产业兴衰录》一书并公开出版。「深响」选择此书进行深度研读，试图进一步展示出日本电子产业从如日中天到一路溃败的全过程，也尝试把日本遭遇的历史事件与当下中国的产业发展情况两相对照，得出有价值的思考。日本电子产业究竟何以至此？他们所经历的溃败是可以避免的吗？我们又从中能得到哪些经验和教训？
01全线溃败

1970年之前，日本电子产业曾因注重技术研发、生产精益求精，以飞快的速度成长了起来，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当中，往往也能够占据领先优势。1970-1985年是日本电子产业发展的黄金时期，这期间是以出口为主导。在接下来的1985-2000年，贸易收支开始减少。2000年以后，日本电子产业总体上出现了明显的衰退，国内产值减少至峰值时的一半，贸易转为赤字。

细看日本电子产业在电视、通信、计算机和半导体领域的表现，会发现无一例外都是被时代所抛下，“掉队”成为日本企业发展的关键词。

电视：排斥互联网，业界拒绝整合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2010年称得上是日本电视产业最后的高峰。

2003年，日本三大都市圈开始覆盖数字电视信号，为了接收、观看数字电视，民众产生了很强的电视机换购需求，日本电视机产业的内需和产值激增，并于2010年达到顶峰，在2011、2012年则开始骤减，并持续至今。

自2011年下半年之后，日本各电器厂家的电视机业务萧条至极，相继有不少厂商退出，可以自主生产显示屏的厂商仅剩下松下和夏普两家。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日本电视机产业的本国产值被进口超越。

事实上，日本电视机产业一度“打遍天下无敌手”。

在1985年之前，由于具有高质量的画面效果（Hi-Vision，高清晰度），日本生产的电视机曾经作为一种非常紧俏的产品被大量出口到国外，尤其是美国。在那个年代，如果你在美国的酒店住宿的话，就会发现房间里配置的大多是日本产彩色电视机。日本甚至因此与美国有过一段持续数年的贸易摩擦：在1968年，由于销量太好，美国电子工业协会（EIA）就产自日本的彩色电视机提起了反倾销申诉。

可好景不长，美国对日政策的变化和日本广播电视台的故步自封终结了盛况。

1985年，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上台，大力推动改革和公开化，减少了苏联与美国的抗衡。由于冷战的威胁变弱，美国就不再需要为了推行冷战政策而扶持日本，而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转而遏制日本工业的发展。所以，日本电视机的出口在1985年后急剧减少，进口则开始缓慢增加。

不过，日本电视机产业的没落，美国的打压固然是一方面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则是日本广播电视从业者自身不愿与互联网进行整合，错过了电视信号数字化的窗口期。

从1996年起，日本电视机产业迎来了又一个发展机遇。那时，互联网开始慢慢地普及起来，这样一来，原本在电视机上播放的视频等也可以在互联网上播放。面对电视信号数字化这样重大的变化，日本的广播电视业界本来应当重新审视互联网和电视机的关系，顺应形势推动转型。

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日本的广播电视业界对互联网持有排斥心理，认为电视视频在互联网上播放只是个别现象，还想尽可能地维持通信和广播的区别，让自身的地位不至衰落。事与愿违，现实中的广播领域却在一点一点地向网络广播迈进。比如，YouTube和NICONICO动画等视频服务网站不久后就实现了“电视广播”的功能，而且也频繁地进行现场直播。

而日本广播电视领域对互联网的排斥，直接减慢了电视信号数字化的速度。在国际竞争中，美国、韩国和中国台湾则充分利用了电视信号的数字化，使电视机成为了可以模块化生产的产品。模块之间的接口一旦实现标准化，电视机生产速度就能大大加快，打败日本电视机制造厂商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通信：事业结构僵化，船大难掉头

从1869年明治政府开始，日本以国营的形式，用100年的时间完成了国内电话的普及。

在国营占据主导的事业结构下，民间企业的客户基本上都是国家和日本电信电话公社（NTT）、日本放送协会等公共事业单位，各民营企业的主要工作都是为这些公共事业单位提供通信设备和广播设备，设备的规格和数量也都由公共事业单位决定。

直到1985年，日本电信电话公社公社（NTT）转为民营，通信事业才开始自由化，陆续有新公司加入到通信事业中来。

1980年代，交换技术和传输技术的数字化均已完成。当时业内将“所有的信息数字化，用同一个通信网来统一处理的方式”称为综合业务数字网（Integrated Services Digital Network, ISDN）,日本通信行业在1988年实现了ISDN。

可是就在日本ISND实现商用的同期，一波和上述电话技术的发展方向性质完全不同的浪潮袭来，进而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浪潮就是手机和互联网。

互联网出现之后很快就成为了全球性的社会基础设施，人们既可以用它来接打电话，也可以用它来收发邮件，于是日本刚建成不久的综合业务数字网ISDN被淘汰了。这也是日本在推行通信自由化政策时，业界并没有想到过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当时成熟商用的2G技术中，80%都采用了GSM通信技术规格，但是日本却采用了一种独特的规格——PDC，这使得日本的移动环境进入了“锁国”状态——国外的手机厂家无法走进日本，日本的手机厂家也很难打开海外市场。

虽然在此期间，由于国内需求的支撑，日本的手机市场也得到了繁荣发展，但是日本的移动产业在国际上的存在感却越发微弱了。在之后的智能手机市场，更是很难见到日本企业的身影。

日本通信产业衰落的具体表现是，日本手机的产值从1990年开始不断增加，2005年之后则开始急剧减少，智能手机的进口导致无线通信设备出现了超过2万亿日元的贸易赤字。

横向比较来看，通信自由化实施之后，美国一方面传统企业陷入停滞，另一方面也在不断涌现出新兴企业。比如，AT&T和IBM这两个企业的存在感都大不如前，因为随着通信自由化政策的实施，以及手机和互联网浪潮的来袭，传统大企业的发展空间十分有限。但美国新兴企业的出现却极大拉动了电子信息通信市场的发展，比如微软、苹果、思科、高通、雅虎、谷歌、Facebook等。

与之截然相反的是，日本的电信电话公社（NTT）由于在事业结构上与美国的AT&T存在差异，整个通信产业都走向了没落。

原来，电信电话公社（NTT）并不负责设备生产，这些工作主要由电气通信研究所负责。以这些研究成果为中心，日本国营的电信电话公社（NTT）和旗下的成员企业在技术和产品开发方面达成了合作关系，也就是日本典型的“护送船队方式”。

可是船大难掉头，通信领域的技术、产品、市场发生很大变化后，电信电话公社（NTT）和旗下的成员企业缺乏必要的灵活性，他们的事业发展和研究开发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国家的干预，花费数年时间开发出来的交换机等设备其实并不为互联网所需，更难以在国际上发挥影响力。

其结果就是，同样面对这些变化，在美国，新兴企业不断发起挑战，积累了很多成果。而在日本，电信电话公社（NTT）作为通信服务的提供者，其地位并没有怎么下降。但是他们在新兴的信息通信市场上影响力非常弱，同时也没有新兴企业快速成长起来。

计算机：坚持特有规格，不接受开放市场

20世纪50年代，计算机朝着高性能化、大型化的方向不断发展，而美国的IBM则是大型机领域的霸主。彼时的日本计算机相关政策受到了IBM很大的影响，因此也格外偏重大型机。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微型处理器的出现导致个人计算机的原型产生并快速发展。又过了几年，全球计算机市场开始由大型机向个人计算机转变。

但日本的计算机产业却具有很强的日本特色，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日本NEC公司推出的PC-9800系列计算机，它甚至在日本创造了一个时代。

原来在当时，因为日文和英文存在字符和字节方面的差异，日文处理成为海外品牌个人计算机进入日本的一大障碍。日本NEC公司推出的PC-9800系列计算机则可以无障碍处理日文，而其他机型还不能，PC-9800系列就借此占据了日本绝大部分市场份额，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个人计算机市场。与此同时，日本其它国产个人计算机企业也都坚持自己的路线，结果导致在日本形成了一个不同于世界市场的个人计算机市场。

日文处理这一问题后来也得到了解决。1990年，由IBM开发的一种面向亚洲国家语言的DOS/V规格出现了，它同样可以方便的处理日文，且IBM将该规格对日本的相关企业进行了公开。

可即便如此，日本企业依然坚持使用自己特有的规格，甚至继续生产可以处理日文文字的专门机器，并向市场售卖以获取利润。

然而到了90年代中期，随着微软Windows的出现，即便是日文处理方面，在终端用户看来，9800系列和DOS/V也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了。海外的DOS/V机售价低廉，便迅速成为了日本的主流计算机。于是，日本个人计算机领域以9800系列为代表的强盛时代再度宣告落幕，往日在市场上的冲杀号角只剩余音而已。

半导体：误判未来趋势，片面追求产品质量

1970年9月，美国IBM公司宣布将在其最新推出的大型机System/370 Model 145的主内存上使用半导体存储器，瞬间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个相当具有前景的市场。在这一市场中，DRAM（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动态随机存储器）这种具有代表性的半导体存储器占据着重要地位。

20世纪80年代，在世界市场上，日本产DRAM曾占据高达80%的市场份额，可谓辉煌至极。然而到了2014年，日本国内连一家DRAM企业也没有了。

这是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DRAM的市场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1984年，大型机领域的霸主IBM推出个人计算机IBM-PC，标志着个人计算机时代的来临，此后搭载DRAM的主要机器就由大型机变为了个人计算机。

随着计算机被销售给个人，面向个人计算机所搭载的DRAM容量不像大型机那么大，但是销售数量非常可观。如果能有企业专注于这块市场，完全可以赚取足够的利润。

不过，个人计算机上搭载的DRAM的寿命能有5年就足矣，但要求价格也更低，以便个人支付得起。这和日本之前擅长的大型机DRAM价格高、寿命长的特点是相反的

遗憾的是，之前日本企业在面向大型机的长寿命产品上大获成功，这一次却没有积极采取相应的对策，也就没能投入力量研发相关产品。

因此，日本产的长寿、高价的DRAM产品在新市场上完全不受欢迎。而美国美光科技和韩国三星电子顺应形势推出的面向个人计算机的寿命短却价格低廉的DRAM产品，则在市场上狠狠压制了日本产品，占据了大部分的市场份额。
02
衰退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不论是电视、通信，还是计算机、半导体，这些衰退背后或许有一些共性。

1980年代以来，市场全球化、通信自由化、互联网浪潮和分工合作模式成熟等时代转折点提供了数个可供企业转型发展的历史机遇，中国和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新兴企业适时抢占先机，一路做大做强，但日本电子产业却几乎全部错过，产业实力停滞不前的同时，话语权也不可避免的丧失。

日本电子产业发生严重衰退的现象，主要有拒斥水平分工、混淆创新与研究以及沉溺于过往的成功经验三个深层次原因。

首先，日本企业坚持不采用水平分工，这直接导致了日本的计算机、电视机和半导体产业走向衰落。在计算机领域，当个人计算机取代大型机成为主角后，全球计算机市场也由原来的纵向联合型体制转变为横向水平分工体制。

如上图所示，在纵向联合型体制下，从零部件到计算机成品，完全由一个企业独自完成，而且各企业都通过自己的经销商售卖商品。

但在横向水平分工体制下，微处理器、硬件、操作系统、应用等，在系统的各个层次，都有多个企业生产相应的产品，各企业围绕着特定的层展开业务。另外，销售渠道也多种多样，包括直销、零售、线上销售等。

如前文所述，由于日文处理的关系，日本NEC公司推出的PC-9800系列计算机借此占据了日本绝大部分市场份额，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个人计算机市场。

因此当已经进入去工业化阶段的美国和以实现工业化为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展开国际性分工时，日本仍然处于一种“锁国”的状态中。而当日本的“锁国”状态被迫打开，心不甘情不愿地参与到国际分工中时，已经失去存在感了。

在电视机和半导体领域，情况也大致相同。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很多厂商的产品都采取了设计和制造分工的方式。然而，日本企业却对这种分工作业的方式抱有抵抗心理，固执地坚持纵向联合和独立经营。

究其原因，或许是由于日本企业进行设备投资的资金完全来自银行贷款，这种始于钢铁业的设备投资方式，其背后依靠的是主银行制度。以银行为中心，企业集团内部各企业之间互相持有股份。在这种统治结构下，即使企业收益较低，股东也不会撤资。

一般来说，日本企业虽然销售额很高，但是收益并不高。可企业内部允许存在低收益部门确实是日本企业的特征，因为他们没有提高收益的理由。再加上高收益就意味着要缴纳高额的税金，所以在日本，高收益被认为是一种低级的经营方式。即使是容易带来赤字的生产部门，只要还能出货，多多少少都有助于增加销售额，同时也能增加就业。而如果将工厂转让出去，反而会减少融资的担保。

而实际上，在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看来，创新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将原始生产要素重新排列组合为新的生产方式”，因此在本书作者西村吉雄看来，分工结构的实现实际上就是一种创新。因为无论是工作还是系统，一旦情况有些复杂就需要分工。对人类来说，管理某个复杂的系统或者解决某个复杂的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将其分解成若干个模块。

然而，在电子信息通信领域接连出现的新的分工方式，几乎都被日本企业拒之门外。日本企业坚持纵向联合型和自给自足的经营方式，这实际上与产业中出现的创新方式是背道而驰的。

其次，日本电子产业将创新和研究混为一谈，对科学技术的公共资金投入并没有起到激活日本经济和发展产业的效果。

美国的英特尔公司自1968年成立以来，一直有意识地不去建立研究所，而是推行“最小信息原则”，将研究开发工作放在生产线中进行。

英特尔内部提倡，针对某个问题，大致推测其答案是什么，然后进行启发式的探索。如果这样不能解决问题，就重新回到出发点，尝试采用别的方法，努力避免为真正理解问题而进行大量研究。

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英特尔将主要业务转移到“解决方案”上，事实上等于放弃了对基础物理研究的投资。但英特尔并没有因此而落后，反而成功研制出微处理器，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

与英特尔相类似的，AT&T在1984年拆分后，其事业形态也发生了变化，旗下的贝尔实验室在组织结构及研究内容方面均大幅改变。可以说在那时，企业研究开发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时代——中央实验室时代正在走向终结。

日本的情况与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日本进入泡沫经济时代，经济繁荣发展。此时产业界出现了基础研究的热潮，相当多的日本企业都建立了基础研究所，或者在已有的研究所中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他们认为“经济已经追赶上来了，接下来要努力进行基础研究才对”。这时正在缩减中央实验室规模的欧美企业俨然已经成为他们的反面教材。

但日本产业界并没有得意太久，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日本政府加强了对于科学技术领域的公共投资，希望资金的投入能有助于经济发展，但却完全没有起到效果。

例如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日本半导体领域实施了无数个产学官联合的共同研究项目，在这之中也有着相当大的公共资金投入。但是，在实施这些项目期间，日本半导体产业是持续衰退的，共同研究项目的实施完全没有激活日本半导体产业。

在本书作者西村吉雄看来，研究开发活动就是提前取得未来的价值。未来价值的源泉是新知识，企业如果想要创造利润，就必须使新知识和市场产生联系，仅凭研究成果是不能激活经济的。事实上，日本有很多顶尖的研究成果，但大量的研究成果却没有得到应用。

最后，也可能是最关键的原因，是电子产业沉溺于过去的成功经验中，无法取得新的实质性突破。

日本的电子产业从“价格便宜质量差”出发，成功地生产出了“质优价廉”的产品，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功。但是当世界科技发展趋势发生变化时，日本电子产业整体没有从这一成功经验中走出来，故步自封的后果就是被淘汰。

20世纪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主银行制以及和业界其他公司共同持有股份的方式都变成了过去式。比起银行融资，日本企业不得不重视股市融资。在日本企业的股东之中，海外投资家占据了很大比重，这必然会要求日本企业采用和外国企业一样的经营方式。

但是，日本那些成功企业的经营者，大多是在泡沫经济之前的企业文化中成长起来的，是靠实际业绩出人头地的。让他们去否定培育自己的企业文化以及自己的成功经验，格外困难。

在日本的相关企业中，大部分依然坚持设计和制造纵向联合的方式，只有一小部分企业的经营方式在缓慢地发生变化。于是，日本电子产业就这样落后于整个时代。

从日本电子产业盛极而衰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教训：

●  第一，作为市场创新活动的主体，企业应该主动拥抱新的分工方式，以提高生产效率为核心要义。
●  第二，企业应当在生产的过程中寻求创新，而不是寄望于基础科学的研究，这样所取得的创新成果才能真正为企业所用。
●  第三，如果发现行业发生了重大变革时，不要陷于以往的成功经验而不能自拔，而是要与时俱进、突破自我，这样才能始终立于行业发展前沿，从成功走向下一个成功。

历史总是令人感慨。

2000年，华为总裁任正非先生对员工发表了题为《华为的冬天》的讲话，希望华为员工增强忧患意识、提高创新能力。当年华为销售额220亿人民币，利润29亿人民币，位居全国电子产业百强首位。所以有人认为任正非在“作秀”，如日中天时却说冬天要来了，要预防被冻死。

而比尔·盖茨也总是告诫微软员工：我们的公司距离破产永远只差18个月。从公司的角度讲，对产业和市场发展趋势保持敬畏，主动求新求变，是取得成功所必须的。

把握兴替之间的变革节点，在最为繁盛的时刻保持忧虑，或许才是基业长青的真正法门。

                                        

温馨提示：投资有风险，选择需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