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1日，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在北大汇丰商学院出席了“留美经济学家年会”。

　　相比时代周报记者在2014年底见到的、意气风发的北大汇丰商学院教授樊纲，上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一年来的樊纲，白发略增、皱纹更为深刻，并且神情略显疲惫—在过去一年当中，宏观经济下行、金融市场剧烈波动，显然每个关心中国经济的人都并不轻松。

　　在回答时代周报记者“何时调整期能过去”的问题时，樊纲表示，上一轮中国经济的调整期是“一次过热”，经济调整进行了八年；而此次调整期是两次经济过热的叠加，“这个时间不会短”。

　　在时代周报记者追问“一线城市房价是否有泡沫”时，樊纲给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答复：如果三五年之后购买力不足以支撑楼王，那就是有泡沫，但现在他们预测能够支撑。

　　“好的企业是不会倒的”

　　时代周报：你怎么看“中国经济目前处于调整期”这个观点？

　　樊纲：我们过去两次经济过热，那么多过剩产能，说明目前确实是调整时期，别的国家搞市场经济，都是有周期，怎么可能中国就没有？中国也会减速，软着陆—但无论如何都要应对那些产能和债务的问题。

　　目前需要应对的问题，很大一部分是过去多年的经济过热造成的。就像发达国家以前出现的砸机器“倒牛奶”现象，类似情况在中国也发生了，就是要消除一些过剩产能。加上我们还有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问题，以及国企的问题，所以积累起来的产能过剩特别严重。

　　时代周报：去过剩产能会不会误伤实体经济的非过剩产能？

　　樊纲：如果经济不是软着陆，而是硬着陆，误伤就严重。

　　“硬着陆”会是经济的过度调整—经济调整的深度大于实际所需要的，一下子就进入经济危机和负增长。但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经济还是正增长，只是比此前慢一些。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经济还不算硬着陆。

　　当然拖的时间过长，中国也会有经济过度调整，以及一些误伤。

　　不能简单地只是说“去产能”，也要产能重组—很大一部分产能需要重组。这是其一。

　　其二，好的企业是不会倒的，对于真正好的企业来说，现在是其他企业“调整”的时期，也正是他们低成本扩张、收购别人的时刻。所以目前特别应该鼓励好的企业去收购一些产能。

　　其三，一些新的产业在发展，包括创新产业、新的服务业等仍然在持续发展，即便制造业看上去“伤筋动骨”了，但消费品制造仍然需求不错，满街跑的、送淘宝快递的那些车，那里面装的不都是中国制造嘛？—中国的消费每年都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因此不必太悲观，调整过后产业会更好。

　　第四点，非常重要的是—调整期大家都在干正事了。以前“优胜劣汰”虽然一直被提起，但在经济过热的时期，大家都有碗饭吃，谁被优胜劣汰呢？有些企业吃得差一点，但仍然能够活着，仍然有碗饭吃，谁都不去提高效率，有碗饭吃他们就不去动这个脑筋、进行创新。

　　非得逼到调整期的时候，大家才真正地动脑筋。

　　上一次也是这样。上世纪90年代，也是逼到最后，大家都开始动了。产业也调整了，企业自己的行为也调整了，那些发昏的事情也不做了，认真考虑怎么去调整自己的效率，改革自己的管理。

　　所以上次到最后，虽然发生了通货紧缩，但经济情况并不糟糕。我们2002年左右的研究显示，虽然通货在紧缩，但是企业的利润却在增长，企业投资开始提高。这说明它的效率真正提高了、改进真正发生了。

　　所以，要看到危机的积极效果。丘吉尔曾经说过，“不要浪费每一次危机”，危机当中，会逼着大家做一些正确的事情。

　　“不要期待中国的房子比外国便宜”

　　时代周报：中国经济调整期会有多长？

　　樊纲：我无法准确判断。

　　演讲中我作了比较，上一次中国经济走出调整期用了八年，经济下降了用五年，经济不下降了之后，又在底部徘徊了三年。

　　但需要强调的是，上次调整期需要处理的是“一次过热”—1992年一次增长速度14%；这次调整期则需要处理两次过热：2007年一次14%，后来又搞刺激政策，2010年又经历了一次GDP增长10%以上，那这个时间可能不会短，上次是八年，是不是这次也是八年，我说不好，更长一点，还是更短一点大家来判断。

　　总之，现在还有很多问题有待处理，而这次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比上次调整期更严重，就是产能过剩。债务问题可能不如上次严重，上次因为没有规矩，地方政府的借款不良贷款占了50%，特别严重。但产能过剩可能比上次严重，而且，现在很多产能过剩问题才刚刚开始处理。

　　时代周报：最近信达等企业在各个城市制造地王，这一现象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会有多大？

　　樊纲：永远有这个问题—制造业发展、实体经济发展的确会受到房价的影响。

　　不过，住房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实体经济，住房也是实体经济，只不过它是资产。在我们现在这种土地结构和人口结构下，特别容易产生房地产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