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中国债务是一个被迷雾笼罩的高频话题。海外评级机构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凸显人们对中国债务危机的担忧。中国债务到底有多，是否已至临界状态？各方一时众说纷纭，高盛、麦格理、IMF、麦肯锡、社科院等机构则纷纷给出大相径庭的研究数据。

6月15日，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试验室理事长李扬在国新办举行的吹风会上就中国债务问题进行了详解。

吹风会给出如下信息：中国债务危机不会发生但必须警惕防范；化解中国债务不可能哪个部门单兵作战，必须成立跨界的综合部门统筹部署；处置债务就是给过去30多年高歌猛进的经济增长挤水分，要用资产变现为未来中长期发展补窟窿；债转股不能贸然推进，必须行走在市场化和法制化的大道上，否则将是一场灾难。

当前对于中国债务通常采用两个指标：债务总规模（即包括政府、实体企业和居民在内的债务余额）和负债率（即债务总规模与GDP的比重）。对于债务总规模，各机构都有自己的算法，怎么核算中国独特的地方融资平台，怎么计算海市蜃楼般的隐性债务，各有各的账本。如今影子债务犹如鬼魅比显性债务更可怕，它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关于负债率，目前也颇有争议，到底是负债和GDP比合理，还是与资产比更合理，不同的算法差异颇大。况且，资产犹如冰棍，是个不确定的东西，或许当下能够覆盖对应的债务额，但到变现偿债的时候或许已折价。

值得思考的是，债务下降一定比债务高攀好？究竟债务激增是没管住的问题还是背后的体制机制顽疾？显性债务暗度陈仓转为隐性债务最终会导致失控？而隐性债务究竟多大盘子，拖成显性债务时又将怎样？

债务到底多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第一副总裁利普顿近日发表观点认为，中国债务总额相当于GDP的225%左右。其中，政府债务约占GDP的40%。家庭债务约占40%，企业债务则约占GDP的145%。麦肯锡在2015年初给出预测。根据截止到2014年第二季度的数据，麦肯锡认为中国整体债务占GDP比例为282%。高盛在2016年1月预测，中国2015年整体债务占GDP比例为216%（几个月之后，高盛又给出一份独立报告指出2016年中国整体债务占GDP比例接近270%）。麦格理分析师Viktor Shvets指出，中国整体债务规模为35万亿美元，接近GDP的350%。

尽管不同机构数据口径不同，但都反映出中国债务增速较快，企业债务负担偏重的现实。

李扬表示，“综合跟踪研究，中国政府债务处在可控范围，爆发债务危机是小概率事件。中国有足够的资财来应对债务风险。 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NIFD）从2011年开始编制中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至今在资产负债表方面有了近10年数据，在债务率方面已有了连续20年的数据。

NIFD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中国债务总额为168.48万亿元，全社会杠杆率为249%。在结构上，居民部门债务率40%左右，金融部门债务率约为21%，政府部门债务率约为40%，如果考虑到一些融资平台债务及或有债务，政府部门债务率会有较大幅度上升，达到57%，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率高达131%。如果把融资平台债务加进来（这部分与政府债务有所重叠），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率高达156%。

截至2015年末，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债务10.66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9.4%。以更宽的口径估算，政府债务水平达到56.8%，仍低于欧盟60%的警戒线。

李扬强调，评估分析中国债务，不应就债务说债务，还应考虑与资产的关系。

NIFD分析显示：按宽口径匡算，2014年中国主权资产总计227.3万亿元，资产净值为103.3万亿元。按窄口径匡算，中国的主权资产为152.5万亿元，资产净值为28.5万亿元。上述分析表明，中国拥有足够的资产来应对债务风险。

通常机构和学者喜欢用债务/GDP比例来反映 “宏观债务水平”。这样模式的结论一般是“中国的债务率太高，已进入危险境地”。而按李扬的观点，准确衡量一个国家的宏观杠杆率，应该使用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数据来对照，计算其债务与股权资金两个存量数据的比例。“如果从资产和债务关系分析，中国债务的前景应该比较乐观。”问题是，资产变现时机重要，如何防止价值缩水。

如果分析中国债务结构和历史特点发现：中国是高储蓄国家，而且债务主要是内债，也就是自己人借自己人钱，因此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平滑处理债务。同时，市场化程度高的国家，偿债能力很重要，但中国金融市场以间接融资为主，中国企业的债务对应的是金融机构，流动性很重要。现在的问题是“流动性积压”，大量贷款放出去并没有产生效益，而是被大量债务裹挟，吞噬了流动性。经济学者何志成曾向《财经》记者解释过流动性积压的概念，大量通过金融系统投放到社会的流动性，被非常多的不能流动的项目产业行业占压，而这其中国有企业的吞噬能力值得关注。中国的债务主要集中在企业部门，其中国有企业占比65%。

就债务链而言，国有企业、国有银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这些部门其实是一个债权人，所谓债务不过是左右手互倒，左右口袋互掏，导致债务链掰扯不清。

李扬强调，尽管中国债务风险暂时无忧，但必须警惕，不可任其蔓延。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曾经历过不良债权的迅速上升，人们非常担心处理不良债务可能会使公共债务占GDP比率急剧上升。但由于当时保持了低利息率和较高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很快就摆脱公共债务负担增加对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威胁。而现今，中国经济缓慢下滑，如何化解债务，考验宏观对策。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表示，中国有其体制特征，由于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率，只要不发生大规模资本外逃和外流，银行挤提导致系统性危机的可能性极低。更大的可能性是由于不良债权上升，银行惜贷、企业惜借，使通货收缩进一步加剧，并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进一步下降。

酝酿成立专门机构统筹处置债务

谁来处置债务？篱笆墙怎么扎？

“化解债务不能靠哪一个部门单兵作战，而是需要综合的解决方案，统筹安排的专门机构。”李扬表示，只有全国一盘棋，才能统筹考虑，采取移山填海的方式统一解决。

因为债务链条涉及金融改革，国企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等诸多方面。无论是“一行三会”还是财政部等，哪个部门都无力扛起化解债务的大旗。财政部可以考虑到国企、央企、融资平台等债务问题，但是企业债管理不到，一行三会处理金融机构的相关债务，但并没有掌握全部数据。

IMF副总裁利普顿近日也建议，中国要化解债务问题，需要考虑各方协调，成立专门机构综合各方来解决。

利普顿说，企业债务虽仍可控，但数额庞大且快速增长。为避免今后出现严重问题，解决企业债务问题已经势在必行。需要全面的计划和具体的行动，来硬化预算约束（特别是对国有企业），对薄弱企业进行重组或破产清算，确认和分配损失，处理相关的社会成本，并便利市场准入。鉴于这方面涉及的广泛挑战，建议成立一个人员配备充分、具有清晰职能的工作小组，并以正在实施的煤炭和钢铁行业重组计划为基础，来推动和实施现实可行的国企重组并处理与之相关的给银行业带来的影响。

不良债权、不良资产处置，过剩产能和高库存的消弭，僵尸企业的关闭，以及整顿财经纪律的改革和法制化监管体系的完善，这些是全国一盘棋。克服部门之间议而不决，利益部门扯皮，以及信息的遗漏，目前建立综合的管理框架已经达成共识。李扬表示，目前中国还没有形成这样一个统筹机构，但是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据悉，现在发改委、商务部等部门已经在协调，下一步决策层将考虑酝酿建构统筹机构。

一些学者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认为，目前中国债务率可控，资产规模远超债务，正是政府快速推进国企和银行业改革，处置不良贷款、关停僵尸企业、对国企施加硬性预算约束并完善银行贷款流程和金融治理体系的较好机会。这为政府处置不良贷款和债务违约留下较多空间。

余永定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建议，企业去杠杆化应该逐步推进，不能操之过急，银行贷款也不应该轻易划入不良。企业部门去杠杆对经济产生的下行压力应该由政府部门加杠杆加以抵消。降低债务对GDP比例的出路，短期在于提高经济增速度，长期则需依靠结构改革，特别是企业制度改革、银行体系治理和监管体系改革和资本市场的发展。此外，如何消除过去数年来影子银行金融产品带来的隐患，如何抑制房地产泡沫，预防房地产市场崩盘对中国金融稳定的冲击等等都是我们必须应对的挑战。

总之，建立综合管理架构后管什么，怎么管，仍待逐步厘清。不过，就债务说债务，在债务圈子打转，可能转不出来，债务高企的背后是机制的“根”。

打破刚兑标志债市浴火重生

由2014年3月“11超日债”无法按期全额支付利息肇始，中国债券市场信用违约事态愈演愈烈。进入2016年以来，中国的信用违约风险也在增加，信用违约事件在增加。

对此，李扬表示，与信用违约关联的是“刚性兑付”的概念，在信用违约事件发生之前，整个信用市场，特别是债市，大家都认为中国市场存在着“刚性兑付”。如果都是“刚性兑付”的话没有信用的差别，全中国就只有一个政府信用。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会出现评级泡沫问题，全是AAA级。而且这种情况下市场上的利率、收益率出现一些扭曲现象。

因此，李扬认为，应当让微观主体的信用摆脱政府信用笼罩，把自己的真实面目显露出来。

信用违约现在在中国市场上越来越多发。违约主体从小的延伸到大的，从民企延伸到国企、央企，从经济落后地区延伸到经济发达地区。针对这些趋势，李扬表示，信用违约恰恰是打破“刚性兑付”的必要手段，其实它标志着中国的信用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企业终于摆脱了对政府的依赖，它用自己的信用在市场上表现出来，投资者开始用它的信用来衡量它，出现问题自己负责，就是自己的投资要自己负责。市场已经开始逐渐用自己的面目来显示，那么市场的法制架构就至关重要。所有的事情要依法进行、依法违约、依法清偿、依法破产。因此，信用违约的出现对中国债市则意味着浴火重生。

对于各方热议的债转股，李扬表示，本轮债转股各方的看法是，必须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原则，近期债转股的进程有所放缓，是因为决策部门要确保其符合市场化和法制化的方向，有关部门需要谨慎考虑。

“债转股固然是处置不良债权的办法，但是，如果用不好则意味着一场灾难。”李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