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在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总第78期)上表示，预计二季度GDP增速维持在4.8%左右，但“抢出口”之后外贸会出现回头，以旧换新政策对消费的拉动作用也会放缓，房地产的深度调整还将继续给稳内需带来影响。

　　陆挺建议，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政策安排，未来一段时间仍应坚守这一政策选择；同时，加快财政支出的执行力度，有效的财政改革能够改变市场预期。

　　对经济形势的中短期分析

　　对于当前的经济运行情况，陆挺表示，在未来一两个月内，中国经济的运行状况预计将保持相对良好。这一态势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出口领域前期存在积压订单，由于后续约九十天内将进行贸易谈判，且谈判结果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可能会引发“抢出口”现象，因此五六月份中国的出口增速将维持在较高水平，可能会与四月份8%的增速相近。另一方面，以旧换新政策对零售业的推动还将产生积极影响。

　　“综合这两个因素来看，预计二季度GDP增速仍可维持在4.8%左右，但下半年经济的形势可能会面临更大的挑战。”陆挺说。

　　陆挺分析，具体有如下三个原因：

　　第一，从出口角度看，与去年相比，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实际上升了约35个百分点，特别是中国对美小包裹出口的关税从零上升到约54%，上升幅度较大，对中国对美出口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尽管我们不应夸大这种影响，但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在一轮“抢出口”现象之后，中国对美出口可能会出现实质性的回调。

　　第二，在耐用品消费方面，随着以旧换新政策的两轮高峰逐渐过去，去年针对汽车和家电、今年针对电子产品的刺激政策所发挥的正面效应即将结束。预计到今年下半年，不仅难以再看到显著的正面效果，甚至可能由于此前大规模刺激政策的影响，出现一些负面效应。毕竟，耐用消费品的购买需求增速不可能长期维持在高速水平。

　　第三，房地产行业是中国内需中极为重要的板块，目前已进入第五年的萎缩期，而且整个行业的年化下行幅度还在10%左右，新房开工同比降幅还在22%左右。在此背景下，稳定内需还会面临较大的困难。房地产行业不仅与地方政府财政密切相关，对基建产生深远影响，还会从居民财富和就业等角度来影响消费。目前，除极个别城市外，房价普遍处于小幅下跌状态，对居民财富产生负面影响。此外，过去几年“新三样”领域产能过剩，可能对今年的制造业投资产生一定的影响。中美贸易战无论最终谈判结果如何，估计也会对制造业投资产生一些影响。

　　相关政策建议

　　从政策角度来看，陆挺认为需要探讨在当前形势下哪些政策能够有效稳定经济、促进复苏，并且可以抵御贸易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

　　首先，回顾从4月2日美国对全球加征关税以来的各国的情况，中国政府的表现较为出色。中国央行通过再贷款等手段直接干预股市，稳定了市场预期，使得股市波动幅度相对较小，目前已基本恢复到4月之前的水平。陆挺认为，这一举措对于稳定中国经济和金融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一项非常值得肯定的政策是中国政府维持了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稳定。曾有一段时间，境外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贬值至7.4以上。若任由汇率贬值，将对国内楼市、股市稳定以及直接投资产生不利影响。与2018—2019年相比，当时可通过人民币贬值来对冲美国关税上升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当时国内楼市较为稳定、资本外流问题并不突出，而当前形势已发生显著变化，我国楼市从2021年开始就进入下行期。因此，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政策安排，未来一段时间仍应坚守这一政策选择。

　　第二，在今年下半年，除了在过去一个月中已实施的降准、降息等政策之外，面对经济下行的预期，需要进一步探讨哪些政策能够在下半年有效稳定经济。

　　陆挺强调，一方面，应更多地考虑财政政策，加快财政支出的执行力度，在今年既定额度内进一步加速发债和支出。另一方面，鉴于当前形势，应提前谋划一些宽松刺激政策，从现在开始布局安排，以便在下半年逐步推出相关措施，稳定市场预期，真正提升内需。

　　“针对当前形势，下半年出口增速可能明显下行，这使得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变得尤为重要。”陆挺说。

　　在过去四五年间，尽管房地产行业萎缩幅度超过50%，但出口约45%的高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房地产的下滑，使得中国经济并未陷入极为困难的局面。然而，中国经济未来几个季度可能会面临出口与房地产同时下行的双重压力，因此房地产市场的稳定比以往更为关键。稳定房地产市场不仅需要降息和取消限购等传统工具，更重要的是推动房地产市场债务的出清。具体说来，应允许房地产开发商该破产的破产，该生存的生存，对有些开发商，政府则应提供必要的救助。不能让债务无限制无限期地累积，而应确保债务该偿还的偿还，预售房该建设的建设，必须保证交付；若实在无需交付，则应该给购房者合理的补偿。从过去几十年世界各国处理金融危机和房地产危机的经验来看，以中央财政为基础，由中央政府出面进行大规模市场清理，是应对此类危机的关键。

　　第三，进一步推进消费领域的“以旧换新”的空间已经有限，因此应考虑通过更具结构性、制度性的措施来推动消费复苏。应适度加快中国社保体系的改革进程。近期，社会各界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已较为广泛，其中最为核心的是如何提升占全国养老人群55%(主要是农村老人)的养老收入水平。目前，该群体每月平均政府所发的养老金仅为243元，若能将其提升至400元或500元，不仅有助于改善1.7亿老年人的消费能力，还能减轻3亿农民工的养老负担，并提升其未来的收入预期。

　　陆挺表示，在过去，经济可通过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和出口拉动时，社会福利体系的搭建或许并不重要，但当一个经济体需要以消费作为其经济增长的支柱时，养老体系和医保等社会福利体系的完善就显得尤为重要。

　　第四，财政改革至关重要。去年四季度中央开始新一轮地方政府化债之后，地方政府债务情况有所改善，但近期还是有不少企业家认为地方财政紧张状况还在影响当地营商环境。在中国房地产行业持续萎缩五年、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在2025年前四个月仍以11%的速度下降的背景下，如何改革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使地方财政拥有房地产以外的独立财源，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陆挺认为，有效的财政改革能够改变市场预期，优化营商环境，激励地方政府积极发展经济，以及保护本地民营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