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4日，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发布了《2023全球资产管理中心评价指数报告》（以下简称“指数报告”）。指数报告显示，上海在全球资管中心的排名中位列第六，与去年持平；纽约以96分的综合评分远超其他城市。比较意外的两个城市，一是巴黎，排名上升6位至全球第二；二是中国香港，下降5位至全球第十。此外，北京在全球资管中心的排名跃迁7位排在第15位。

　　“上海在建设全球资管中心上最大的机遇来源于资金供给充裕，和市场规模庞大所带来的业务广度，例如经过了两年试点的个人养老金业务和REITs业务，已呈现加速增长的势头，这对全球资管机构具有长期的吸引力”。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学与会计学教授、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赵欣舸对记者表示。

　　他认为，国内的银行和保险公司通过庞大的储户资源和分支机构在个人养老金业务上有天然的优势，尤其是保险系资管机构，当前超过50%的个人养老金产品来自保险公司，中国人寿资管和平安资管是我国规模最大的两家资管公司，有望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全球领先的资产管理机构。

　　为了提升上海在全球资管的重要性，赵欣舸认为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人才储备，不论是通过人才培养还是人才流动。指数报告显示，上海金融从业人员占非农就业的比重不仅远低于纽约和伦敦，也低于北京。全国金融人才的细分统计数据需要持续跟踪，才能有利于政府政策的及时推动。二是跨境数据流动。资管行业需要集合对全球金融市场数据的研判和分析，才能获得更有竞争力的收益。跨境数据合法合规的全球流动，既有利于全球资本投资我国，也有利于提高我国资本的海外投资收益，建议尽快出台法律法规，提高透明度，打消境内外投资的疑虑。

　　欧元区排名整体上升，亚洲下降

　　指数报告显示，与2022年相比，受资本流动以及ESG领域投资的景气程度影响，欧元区资产管理中心评分和排名普遍上升，亚洲地区则有所下跌。比如，巴黎上升6位进入前三强，并以微弱优势超越伦敦；法兰克福上升7位至第七；卢森堡和苏黎世分别上升2位和3位。

　　背后原因，一方面是巴黎在股票市值、ESGETF和债券发行等方面获得高达30%-50%的涨幅；另一方面，自英国退欧以来，伦敦股债市场资金流出趋势加剧，IPO数量锐减，叠加2022年英国养老金市场风险，开放式基金的净资产规模下滑明显。

　　在经济不确定性下，全球对风险对冲产品的需求持续高涨，芝加哥在2022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升至第四位，新加坡小幅下滑一位至第五位，上海则保持在第六位。法兰克福在股债市场吸引了来自伦敦的资金，在ESG和另类资产领域也获得了巨额净流入，跃升至第七位，与波士顿并列。东京小幅上升至第九位。受股市市值萎缩和基金净销售额的拖累，香港下跌至第十位。

　　在需求端，从银行存款、保费余额、养老金、外汇储备、主权财富基金以及金融账户平衡等六个指标衡量，2023年美国的四大城市（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洛杉矶）与中国的北京与上海维持遥遥领先的资金优势；其余亚洲和欧洲城市的评分差异不大。

　　在供给端，从FDI管制程度、相关税率（企业所得税、资本利得税、最高个人所得税）、金融和保险就业人数及其在非农就业人数中的占比来看，苏黎世、香港、卢森堡和新加坡等地的制度优势对人才具有较大吸引力；此外，在经济景气下行周期，这种吸引力在欧洲出现分化，如都柏林和法兰克福评分明显下跌，而巴黎则小幅上涨。

　　从底层资产的供给看，纽约仍然维持绝对优势地位，但全球普遍加息提高了资产质量（股市、债市收益率），缩小了各地与纽约的差距，亚洲和欧洲资产管理中心的评分均较2022年上升。多伦多的下滑主要是由于临近美国市场，在美债收益率高企的背景下，加拿大债市余额和IPO数量下降明显。

　　传统股债的资产配置已无法抵御市场风险

　　指数分析认为，为了抑制高通胀对经济的破坏，主要经济体长达一年的持续加息造成了区域性的流动性危机和金融风险。随之而来的全球资产价格发生的结构性变化，使得过去几十年资产估值高、预期回报低的情况发生逆转。

　　由于这一变化过程进展极快，许多资产管理人来不及调整资产配置。2022年末，原AUM在全球排名前10位的资产管理人同比平均下跌了14%，跌幅最大的是美国纽约梅隆银行，接近25%。2023年上半年随着全球股债市场好转，截至6月30日，前10位资产管理人AUM合计4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6.4%，整个资产管理行业仍处在风险和回报重新平衡的过程中。

　　全球资产管理规模的大幅波动说明，仅根据传统股票和债券标准配置（60/40或80/20）来分散风险的投资组合无法抵御市场动荡。随着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的迹象加重，全球资产管理多元化投资组合更为丰富：一是债券重回主要地位，二是另类共同基金（ALF）获得增配，三是私募市场仍有巨大潜力。但同时也带来了其他挑战，如公共养老金存在潜在的财政风险，对冲基金市场发展停滞等。

　　值得关注的是，受益于上海资管市场持续开放，上海依然保持在第六位。首先，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丰富底层资产供给。2023年上半年，上海是IPO数量最多（63家）的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并上市了30年期国债期货、氧化铝期货、合成橡胶期货与期权以及集运指数（欧线）期货等衍生品。

　　其次，头部资管机构AUM逆势增长。截至2023年6月，以上海为总部的前五大资管机构AUM同比增速达23%，位居全球前列。第三，政策资源持续丰富。上海于2022年7月成为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试点；同年8月成为气候投融资首批试点；截至2023年6月，上海已有59家QDLP和86家QFLP。

　　亟需抓紧研究资本账户双向开放的具体时间表

　　截至目前，今年以来，已有9家外商独资公募基金机构获批成立，这一进度远超之前。赵欣舸认为，这说明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加大，外资参与度加大。此外，海外资管机构的经营模式、理念与内资可能有一些冲突，在合资模式下，容易在高管的选择、交流之间造成摩擦。

　　他表示，全资分公司与海外总公司处于同一资金管理池，在全球投资的背景下，资金调拨和跨境数据流动更为便利。海外资管机构在中国成立全资分公司，一方面说明对中国市场的全力投资意愿强烈，另一方面也提示我们，资本跨境流动的需求将显著增大，我国亟需抓紧研究资本账户双向开放的具体时间表。

　　同时，赵欣舸认为，海外资管机构的入局也将改变国内的资管业态，“无论是独资还是合资，海外机构对国内资管行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带来先进的投资文化、市场机制、多元产品及风控理念，从而综合提升国内资管行业的水平”。

　　以投资债券衍生品为例，赵欣舸表示，中金所的国债期货为机构投资者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利率风险管理工具，但现在国内用的最多的是证券公司，其次是私募基金，而银行保险很少，有外资背景的银行虽然受政策限制做得较少，但是收益非常好。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两个。一是长期的风险管理文化不足。外资银行机构内部人员轮岗较多，能够把风险管理理念带到各个岗位，深刻理解利率衍生品对冲风险的本质，普遍运用包括国债期货在内的成熟的衍生品工具。内资银行受文化方面的影响，运用国债期货对冲风险的交易比较少。现在五家最大的商业银行都有参与，但与国际上商业银行参与的规模相比还是差距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