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欧盟的调查数据，从2000年开始，欧洲人对创业的意愿就一直低于美国人。而自2009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除英国外，大多数欧洲国家新创企业的数量都呈下滑趋势，同时每年关闭的企业数量则呈上升趋势，67%的受访者表示在未来5年内都不会尝试“自主创业”

　　“企业家”一词最初源于法语，最早论述这一概念的17世纪法国经济学家里夏尔·坎提隆指出，企业家是指在市场中充分利用未被他人认识的获利机会并成就一番事业的人。

　　保时捷、菲亚特、法拉利、欧莱雅、宜家、ZARA、阿玛尼、费列罗……作为现代企业文化的发源地，欧洲历史上诞生的著名品牌不计其数。

　　然而，自从进入21世纪，欧洲的创业氛围却有所下降，市场上那些如雷贯耳的新生代品牌更多地集中在美洲和亚洲地区。尤其在互联网时代的冲击下，欧洲的创业热情似乎正在逐步消退。

　　米莎·多勒教授是伦敦国王学院无线电讯领域的专家，2002年，27岁的多勒第一次创业，因为缺少经验和准备，以失败告终。5年后再度走上创业之路，创建了一家名为“世界愿景”的无线技术服务企业，专为欧洲“智慧城市”的建造提供技术支持。

　　“目前的情况是，欧洲的大公司有能力去创新但是它们不做，小公司想做但又能力欠缺，这就是欧洲的困境。”这便是多勒在欧洲创业过程中体会到的最直观感受。

　　初创失败将有麻烦

　　著名科技博客Pandodaily有个专栏叫StartupsAnonymous(《匿名创业者》)，每周都会推出一篇文章，内容自然是来自初创公司创始人和投资人，并关注他们在创业、投资过程中的第一手亲身经历。近期，“匿名创业者”将吐槽中心对准了欧洲。

　　这篇文章中的“匿名创业者”并没有公开透露他在欧洲创业的国家具体名称，只是说了该国家有着丰富的历史和骄傲的人民，是一个位于西欧的富庶之国。

　　在这位“匿名创业者”眼中，欧洲创业简直就是一场“噩梦”。“这个国家的其他初创公司真没什么是值得我去学习的，去创业之前，我已经知道了一些员工福利政策，比如，要给员工保留退休金的权利，要把离开公司的联合创始人的股份要回来等等。不过当地的法律几乎不可能让我的公司给员工期权。”

　　在他的描述中，该国政府为初创公司提供了一种创新贷款，分期5年还款，年贷款利率“只有”6.5%。然而，要获得这笔贷款，创业者必须签署一份个人担保，以防止其初创公司无力偿还该贷款。

　　“我估计，该国政府工作人员让我签这份保证，就是为了要确定一件事儿，那就是，如果我的公司无法按计划发展，或是我无法支付相关保证金，他就会拿着这份担保，给我点儿颜色看看了。”文章中的创业者如此表述。

　　对于任何一家初创公司而言，要做到白手起家，并且在5年时间里偿还贷款加利息是很难实现的。于是，这位“匿名创业者”如今的状况便是：他已经三年半没有回家了，因为一旦回去，他的护照上便会留有记录，然后立马在机场被监禁。而他所欠的钱算上利息可以买3辆Tesla Model S(特斯拉)汽车。这些债，已经让这名创业者无法安心生活，更别说重头来过再次创业了。

　　提到欧洲的创业环境，不得不把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扯进来。近年来，不少创业者都会发现这样一个特点：好几个孕育创业活动和创业潜力的公司在欧洲大陆逐渐形成，但这些初创企业时常因缺乏创业投资而受阻，或者被迫迁往美国，继续他们的发展轨迹。

　　克罗地亚企业家扬·伊列克(Jan Jilek)便用亲身经历证实了这一特点。身为互联网广告网络——广告网(Ad-net)的负责人，他多年来一直对大西洋两岸在初创企业发展机遇方面存在差距感到失望和不满。

　　对于美国与欧洲的创业环境差距，扬·伊列克做了这样的比喻：

　　这就像是一场美国与欧洲之间的赛车，比赛的距离和赛段都相同。美国汽车得到多一倍的汽油(各轮融资的资金规模较大)，而且可以使用高速公路。欧盟汽车必须使用乡间小路(美国的一个市场相对于欧盟的多个市场)。此外，高速公路还设有更好的道路指示系统(获得风投、监管框架的帮助)，那些幸运的欧盟初创企业最多只能走到第三赛段(被收购)，而美国初创企业则可以走到第四、第五赛段，有些甚至完成比赛(首次公开募股).

　　“欧洲的一个创业构想要想在全球范围内与相同的美国创业构想竞争，他们需要相同数额的资金。事实是，欧洲初创企业平均获得的资金要比美国初创企业少50%。” 扬·伊列克如此指出。

　　根据道琼斯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欧洲公司总共获26亿欧元(29亿美元)风投，环比增长41%，这一数据仍不及美国企业157亿美元融资规模的零头。

　　扬·伊列克指出，“美国的初创企业可以测试和转型，他们甚至可以犯错误。但相比之下资金少50%的欧洲初创企业无法进行同样程度的冒险。他们不得不力求‘稳妥’，这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资源，而且如果他们犯了哪怕一个错误，那对于他们来说很可能就玩完了。”

　　而上述提到的Pandodaily博客中的“匿名创业者”也提到，在他的印象里，绝大多数欧洲的天使投资人，通常就是简单地扮演一个公司管理顾问的角色，“这帮人总是会吹嘘有一帮富人朋友，不过那些朋友对于收入有限的初创公司没什么兴趣，不过我感觉，他们惟一渴望想做的事儿，就是进入我的初创公司，然后当个CEO或是营销经理，然后拿一份5倍于我自己工资的薪水。”

　　“如果你想获得800万-1200万美元的融资，你必须离开欧洲。”这是一家比特币初创企业创始人的心声。在伦敦，投资者都不愿拿出3000万美元的企业却在美国西海岸找到了自己的伯乐。据悉，这家名叫Blockchain的比特币交易企业月处理交易额已达到20亿美元。

　　保守就业仍受青睐

　　欧洲是创业精神的发源地，欧洲历史上曾拥有众多令人瞩目的企业家，他们的创业故事被传为佳话。但如今，以互联网行业为例，目前全球市值最高的20家互联网公司中，美国占了11家，亚洲国家占了9家，而欧洲连一家都没有。许多人不禁要问：什么时候欧洲才能诞生出自己的“脸书”、“苹果”、“亚马逊”、“阿里巴巴”这样的全球互联网企业？

　　然而，根据欧盟的调查数据，从2000年开始，欧洲人对创业的意愿就一直低于美国人。而自2009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除英国外，大多数欧洲国家新创企业的数量都呈下滑趋势，同时每年关闭的企业数量则呈上升趋势，67%的受访者表示在未来5年内都不会尝试“自主创业”。

　　即便在创业环境相对较好的英国，2013年该国毕业生中近20%仍希望进入咨询公司、会计师事务所、投行等传统意义上的大企业，而有意向从事IT工作的仅有2%。至于年轻人的创业理念，在美国安利联手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的一项调查中显示，在14岁到34岁的群体之中，只有2%的德国人会选择创业，而在美国，这个数字高达9%。

　　意大利的青年创业者安德鲁·杰罗萨出生在意大利北部一个鞋匠家庭。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小时候并不懂什么叫创业或者企业家精神，但记忆里，不少亲戚朋友都自己开了店铺，做生意办企业在当时蔚然成风，现在创业的风气早已大不如前。

　　在布鲁塞尔实习的来自美国加州的大学生特纳·艾伯格鲁看来，今天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对创业有着不同的看法，在美国，人们普遍以创业失败的经历为荣，而在欧洲，则将创业失败视作职业的死亡。

　　正在布鲁塞尔找工作的马其顿年轻人玛雅·格罗索夫的想法似乎佐证了这两种不同的文化理念，她表示，她和大多数欧洲同龄人毕业后的首选是在政府或者大企业里找一份安稳的工作，至于创业，只可能是在未来某个“特别适合的时机”才会考虑的事情。

　　据悉，这种保守的就业理念，从欧洲的学校教育中便有所显现。法国创业者Adrian Johnson感概道，“他们更希望听一个成功的医生或者是在巴黎银行工作的成功者来演讲，至于一个奇葩小子的创业故事……哦不，什么玩意儿！他们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听到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呢。”

　　据道琼斯统计数据显示，全球估值超100亿美元的创业企业中有6个分布在美国，2个在亚洲，而这个数字在欧洲却是零。惟一令其不至于过于难看的是，欧洲最大创业公司Spotify在完成最新轮融资后市值终于要达84亿美元。

　　法国长途拼车网Blablacar创始人Frédéric Mazzella感叹道，“在去斯坦福大学之前，我从未想过会成立自己的公司。”

　　毕业于精英学院巴黎高等师范学院(Ecole Normale Superieure)的Frédéric Mazzella此前被公认为将仕途光明，因为巴黎高师一直被视作通往大企业和政府机关的阳关大道，而在这样一座世界聚集着全球一流数学家和工程师的地方，毕业放弃大企业而选择高风险创业之路的人也是屈指可数。

　　“一旦你进入了这类学校，你的职业道路便已被预先铺设好了。”Frédéric Mazzella略带无奈地指出。

　　对此，法国知名风投Marie Ekeland就表示，欧洲名校乐于灌输学生“积极竞争，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理念，“而互联网却是一个充满分享和合作、尝试与失败的世界，这与他们的整体理念背道而驰”。这个道理放之于德国也同样适用，“保守而低效”或许是对这种拒绝高风险行为企业的最佳形容。

　　政策力度不统一

　　而从政策设计方面，不少创业者也认为欧洲和美国存在着差异，而这种差异也阻碍了人们的创业积极性。

　　安德鲁·杰罗萨认为，和美国或中国相比，欧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功建立起一个真正意义的单一市场，刚创业的小公司想要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非常困难。“在美国，如果你在西雅图创立一个公司，可以立即获得进入全国市场的渠道。而在欧洲，一家在里斯本注册的企业只能获得葡萄牙的市场，而不是整个欧洲市场，欧洲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税收、劳工政策，还有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障碍。”

　　对此，扬·伊列克有着强烈的同感。自己刚开始工作时，是在克罗地亚最早专门经营互联网广告的公司担任项目经理，之后出来单干创业，推出克罗地亚第一款浏览器Pogodak.hr.

　　扬·伊列克表示：“在克罗地亚，和在世界上每一个其他国家一样，我们拥有奋发努力、聪明能干、富有创新精神的年轻创业者，他们拥有极好的创业构想，利用非常少的资金建设他们的项目，但当他们需要在克罗地亚进一步融资时，他们就‘撞墙受阻’了。”

　　“于是他们收拾行囊，离开克罗地亚，其中大多数人会投奔某个初创企业加速器，如果他们抵达美国，那么他们可以实现他们的目标。” 扬·伊列克无奈地表示。

　　正如扬·伊列克所言，克罗地亚已经诞生出诸多有前途的初创项目，包括生产电动超级跑车的里马克汽车公司(Rimac Automobili)；在2014年世界创业大赛(World Startup Competition)上夺冠的农场智能云管理软件提供商Agrivi；农场云端管理服务提供商Farmeron以及母婴智能可穿戴产品生产商Bellabeat。但是现在，这些公司都搬到了美国。

　　业内人士指出，美国市场拥有一个重要的差异化优势，就是欧盟市场呈现的分裂状况。在欧洲，一个企业对企业(B2B)项目想要用本土员工来覆盖整个欧盟，就需设立足足28个办事处，而且面对的税收制度和法规各不相同。

　　而另一方面，欧洲大陆的风险投资行业也是四分五裂。风投企业只能帮助本土的初创企业，而美国的那些风投则不同，他们在一个大一统的美国市场里扶持着一系列初创企业。

　　“在克罗地亚，我们没有任何当地的风投基金。”伊列克表示，“最接近我们的是斯洛文尼亚风投基金——RSG资本(RSG Capital)。就他们在种子和A轮融资中投资的金额而言，他们高于欧盟平均水平。但他们只能涵盖几个最令人感兴趣的项目，而这些项目最终也迁往美国。”

　　除此以外，欧洲普遍推行高税收高福利政策，在欧洲办企业需要支付高税收和人力成本，业内人士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削弱了欧洲的竞争力，抑制了创新和创业活力。

　　以法国为例，那些看似对创业有利的公共机构服务过程复杂、冗杂且不稳定。在相关机构提交创业申请需要耗费很长时间，这些机构始终质疑创业者的目标、计划、资金问题等。而且法国的规章制度和税务大环境对创业者们来说很不稳定。比如，法国总统奥朗德上台仅一年后，增值税的相关规定就更改了4次。

　　而安德鲁·杰罗萨此前所提及的官僚主义也是影响创业环境的一大弊端。在法国，大企业集团和中小企业处在两个世界，他们之间缺少交流、缺乏合作。这样的“脱节”根源于社会：大集团的老板们通常从法国公共职能部门直接空降进企业，出任领导层，而中小企业的老板们基本都是白手起家的实干家。

　　对于这种“脱节”，业内专家指出会导致了两个直接后果：首先，大集团和新企业间人员往来甚少。然而事实表明，成功的创业公司都收纳了一名或几名从大集团里出来的员工甚至是整个部门。这也在情理之中。大集团的工作人员无论在技术上还是管理上都有丰富的经验，同时他们有一定的资金可以用在创业领域里，而之前在大集团中可能受制于企业优先发展战略而无法一展拳脚。

　　而第二个直接后果是，大集团很少或根本不会收购新创业的企业。不过一般情况下被大集团收购的创业公司也会由此得到新雇主的技术、技艺。不过在法国收购创业企业的公司没有工业买主，特别是在技术领域。因为像阿尔斯通这样的技术大集团越来越少，他们的决策中心不再设在法国。这种“脱节”让创业企业付出高昂代价。

　　冒险意识正在崛起

　　好在，一些欧洲大学毕业生已经认识到，老牌企业的饭碗未必比一家手游公司的“馒头”金贵，眼瞧着越来越多的人成功拿下天使投资、开始创业，已经开始有人愿意放弃铁饭碗“冒险”了。而一些欧洲国家也正在逐步摆脱这种保守的“反创业思想”。

　　云数据公司Compass从全球1.1万家创业公司搜集数据，并对200 名企业家进行了采访，再结合其他第三方数据，汇总出了创业生态最佳的全球城市排名。尽管不出意料前20有一半的上榜地区来自美国和加拿大，但欧洲大陆中的伦敦、柏林、巴黎、莫斯科、阿姆斯特丹5 座城市也在其中。并且，单看创业环境增长指出，柏林为10，是增长速度最快的城市。

　　然而，考虑到创业氛围、人才基础、资本基础等因素，短时间内美国硅谷的地位仍是难以撼动的。

　　硅谷开启了科技创业的大门，车库创业迸发出的创造力点燃了全球创业者的创造力，从而将硅谷打造成了一个科技创业的圣坛。然而，硅谷之所以经历了那么多年依然是创业者的圣地，那正是因为它也在不断地随着市场需求而改变，最初的模式已然成为历史。

　　专业人士指出，城市化是创业社区的一个大趋势，城市里有着更充足的资本、更丰富的资源、更大的市场，是创业公司成长的理想之地。如今，越来越多的创业公司开始迅速地离开乡镇地区，更加紧密地围绕在大城市周围。就连硅谷本身也意识到，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多中心创业生态”正在全球酝酿发酵，硅谷附近的创业公司，也开始向旧金山市中心转移。但这对于伦敦、柏林、巴黎等金融中心城市而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然而罗马并非一天建成，欧洲和硅谷投资环境和规模的差异缩小，还需要国民、政府、企业，乃至教育机构多方面的配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