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目前正处于一个转折时期。70年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在合法性上受到诸多质疑，地位摇摇欲坠。若还想持续扮演重要角色，那就必须做出真正的改变。

　　对于正面临着来自各方挑战的IMF更是如此。美国国会不仅在国际事务如贸易问题上拖拖拉拉，还对扩大新兴经济体在IMF中作用的改革横加阻挠。就IMF本身而言，随着希腊未能偿付借款(尽管IMF并不称其为违约)，欧洲已将IMF带入了债务危机。而在亚洲，IMF因上世纪90年代末对亚洲地区金融危机做出的失当回应而蒙羞至今。

　　IMF该如何胜任其作为国际金融稳定监护人的角色呢？方案之一便是通过将人民币纳入货币篮子(特别提款权SDR)，来调整其国际储备资产。

　　旨在应对流动性短缺危机的特别提款权创立于1969年。设立之初，其价值与黄金挂钩，与美元等值。但到了1971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终止了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固定兑换比率，此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开始转向浮动汇率，也就是说任一货币价值都可大幅波动。

　　1974年，为了稳定特别提款权的价值，政策制定者决定以全球货物及服务出口数据总额占比1%以上的16个国家货币作为标准。但是，因其中不少货币并不广泛交易，货币篮子被证明无效。相较于其他储备资产，较低收益率的SDR沦为储蓄的糟糕选择。

　　1981年，SDR货币篮子再次进行修订，此次纳入体系的仅为当时全球最大的经济主体——法国、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的货币。新结构足够简单，让投资者能够理解；足够稳定，以承受汇率波动影响。当欧元取代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后，篮子又得到了进一步精简。

　　然而，由于自1971年以来世界上还没有真正面临流动性短缺，特别提款权作为全球储备资产的使用仍然有限。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前，SDR仅占国际储备的0.5%。即使在2009年大幅拨款后——意欲补充IMF成员国的外汇储备，并加强其抵御危机的能力——其份额最高也不过3.7%。简而言之，SDR比起IMF自己的记账单位，很少作为储备资产被使用。

　　尽管如此，当汇率波动加剧，SDR作为一个稳定的基准单位还是具有真正价值的。1月瑞士放弃钉住欧元以回应欧元对美元的贬值，令该国经济经历了低迷，此时就凸显了小经济体钉住一个稳定单位的价值，尤其是在汇率波动上升时期。

　　当然，如果SDR要扮演好这一角色，就必须被更广泛地使用。最重要的是，它应当可以被自由交易并作为私人信贷基础。这便意味着SDR货币篮子必须更为全面，譬如从中国开始，纳入大型新兴经济体的货币。

　　不同于反对者的声音，人民币其实符合加入特别提款权篮子的要求，中国四分之一的大规模国际贸易都由人民币结算，已然成为了真正的全球性货币(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出口国，占全球出口的八分之一).

　　此外，人民币现已符合“可自由使用”的要求——2010年，当中国首次尝试将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时还没符合该要求。自从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提高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中的使用的国内改革，人民币已经成为第五大常用支付货币，占比超2%。这看起来并不像一个大的份额，但要知道这比日元仅相差1%不到。

　　剩下的一个症结是，因中国政府尚未消除资本管制，人民币还不能自由兑换。但近年来，IMF改变了其对资本管制的态度，在某些情况下承认了其有效性。而各主要央行近来也在朝着所谓的“宏观审慎”监管——温和的资本管制转变。

　　今年以来，美元对几乎所有货币都已升值，除了人民币。这意味着中国正稳步朝着由市场决定汇率的道路迈进，也正是能够激励投资者支持全球资产的有力证明。

　　特别提款权的设立的背后，有很好的逻辑，即世界需要一个反映全球贸易的国际储备资产。然而该计划的实施已被证实是有缺陷的。最初的SDR篮子过于宽泛，而现在的又过于狭窄。并且注重官方持有忽略了SDR在私有市场的潜在价值。这些缺陷现在应当被纠正过来。

　　如果IMF要继续在经济快速变革的时代发挥其作用，就必须去适应。通过将人民币或其他新兴市场货币纳入特别提款权篮子，可以彰显其意愿及有能力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