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马关。

曾以为把握住“百年未有大变局”的李鸿章，不得不签署了《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赔偿2亿两白银，新开商埠并允许日本在中国投资办厂。

巨大的赔款与经济利益，促使日本短时间完成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极大的刺激了其占领中国的野心，

而赔款加征的税赋与开放市场壁垒，也使得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诱发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

高举维新变法旗帜的中日两国，命运从此分道扬镳。

当时，大清的人口是日本的10倍，GDP是日本的5倍，军事装备的数量和质量亦高于日本。对于这场战败，史学界往往将其归结于清廷的体制与内耗。

但实际上，日本为战争准备了2.5亿日元，直至李鸿章前往谈判的时候，还剩1.5亿没花完，而此时的清王朝，却已经打的山穷水尽，没有抵押物能再向市场上获得战争融资。

陆军主力尚存的清廷不是打不过，而是打不下去了，这场现代化的战争继续耗下去，清政府的财政必将率先崩溃。

而日本能以十分之一的人口和五分之一的GDP，创造出来了与中国相等的财政收入，以及数倍的财政盈余，不是因为全国上下都勒紧了裤腰带，而是因为明治维新之初的重心在农业。

明治维新之初，便东京札幌设立农业学校和农业试验站，将老农的经验技术进行分析、总结，将良种、肥料、耕作方式和水利灌溉系统进行全国推广。

在农业生产效率的激增之下，日本的工业化随即如火如荼的展开。

充裕的粮食不仅使得更多的农民可以脱产成为工人和士兵，土地价值提升带来的土地税也为明治政府提供了充足的军费保障，强劲的农业出口更是为工业化提供了原始资本积累，从欧美换回了大量的技术和装备。

大东海之上，每一锹的黑煤，每一枚的炮弹，每一层的铁甲，辽东山东半岛之上，每一杆的钢枪，每一枚的子弹，每一块的银元，不仅仅是钢铁与鲜血的搏杀，也是中日两国农业生产效率之争。

所有工业化成功检验的这场战争，背后比的是，两个农业国谁能从土地上收获更多节余的粮食。

结果，以工业为先导的洋务运动失败，以农业为先导的明治维新成功，中国错失了上一个百年未有大变局。

而读懂了历史，才会更深刻知晓袁隆平和中国农业工作者们的伟大。

有了这些高产和防虫害的种子，中国才能在缺少机械设备化肥农药的情况下，实现粮食的持续高产。

有了富裕的粮食我们才能出口，我们才能够换取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才能够从发达国家购买机械与技术，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有了高效率的单亩粮食生产，我们才能够从农业中解放更多的生产力投入到工业化，才能够空出更多的土地发展工商业，政府才能从增值的土地中汲取更多的税收用于基建。

农业效率的大幅提升，是中国迈向工业化富起来的根本，是中国一雪前耻，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基石。

在全球化的风云际会之下，袁老他们解决的不仅是农业的一口饭，而是为十四亿中国人争到了工业化的铁饭碗。

在新一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为我们下一代争到了主动权。

这就是共和国的国士无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