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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成为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的催化剂，气候变化可能产生的风险也随之被越来越多金融机构纳入考量。

  碳中和是指企业、团体或个人测算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它作为一种新型环保形式，被越来越多的大型活动和会议采用，推动了绿色的生活、生产，实现全社会绿色发展。

  作为推进碳中和的关键环节之一，“绿色金融”一词日益升温，并在两会期间被来自金融行业的人大代表们频频提及。有央行分支机构的代表建议“制定《绿色金融法》”，亦有银行代表呼吁尽快统一绿色金融标准。

  自2020年中国首次立下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后，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等绿色理念相关因素纳入金融机构考量逐步走向主流，银行理财子公司ESG主题基金发行加速，银行业绿色信贷规模也突破新高。

  “2030‘碳达峰’、2060‘碳中和’，不仅体现了我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战略雄心和大国担当，也对银行业提出了新目标、新要求。”兴业银行行长陶以平公开表示。

  “绿色金融”升温

  绿色金融市场在“碳中和”目标的催化下隐隐呈现勃发趋势，无法与市场发展速度相匹配的顶层设计受到了银行业人大代表的高度关注。

  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行长朱苏荣建议，制定《绿色金融法》，明确绿色金融范畴、基本原则、发展目标和要求、保障措施等，完善绿色金融配套政策，例如明确建立绿色金融激励约束机制、统一绿色金融细分领域标准等。

  “时不我待！”陶以平表示，“为更好发挥银行业绿色金融主力军作用，建议根据碳中和目标，修订包括绿色产业指导目录、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等绿色金融标准，与碳中和目标保持一致。”

  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郭新明则提出，要推动绿色经济发展、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需不断壮大绿色金融市场的参与主体。他建议，发展气候变化相关绿色保险产品，研究推动境内符合条件的绿色金融资产跨境交易，鼓励境外机构发行绿色熊猫债，吸引更多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投资绿色产品等。

  2020年9月，中国首次在联合国大会上作出承诺，力争二氧化碳排放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并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意味着到2060年，中国经济社会活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需要与二氧化碳移除量相等。

  “自中国做出‘争取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宏伟目标之后，中国资本市场的责任投资发展速度将进一步提升，涉及ESG理念的理财产品大量涌现。”中国责任投资论坛在年度报告中指出，2020年，中国泛ESG基金规模增长量为历年来最高增幅，共有10家商业银行或理财子公司推出47只泛ESG理财产品。

  中国银行也做出展望，预计2021年，中国绿色金融发展将迈上新台阶，逐渐成为银行业的主流经营模式。与此同时，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末，中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11.95万亿元，比年初增长20.3%，存量规模位居世界第一；绿色债券存量8132亿元，居世界第二。

  银行业面临气候变化

  “随着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未来我国整个经济社会都会朝着绿色低碳产生巨大的转变，因此，商业银行需要高度关注碳中和目标带来的转型风险。”兴业研究首席绿色金融分析师钱立华及其团队指出。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进一步解释称，极端气候变化容易产生其他次生灾害，导致金融资产损失，市场异常波动，对实体经济形成负向反馈，这些风险往往难以准确预测，严重时，可能出现系统性风险。

  事实上，这一重大风险因素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公认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即实质性愈加明显的气候变化风险。国际清算银行(BIS)将其称之为“绿天鹅”。与“黑天鹅”事件相似，“绿天鹅”也具有不确定性、无法由过去的数据推算发生机率的不可预测性，且可能造成重大影响。

  BIS在2020年1月出版的《绿天鹅：气候变化时代中的中央银行与金融稳定》一书中呼吁，世界各国央行应警惕“绿天鹅”事件，在防范应对金融风险时将气候变化纳入分析考量之中。

  而要未雨绸缪，推动经济快速向低碳转型、发展绿色金融，又使得气候风险更加凸显。中国投资协会投资咨询专委会产业与金融创新平台绿创中心副主任郭海飞指出，不管是绿色贷款还是绿色债券，均需投向节能减排效益高的绿色企业和绿色项目，“这些绿色企业和绿色项目受到气候因素的影响都非常巨大”。

  “气候变化会导致北极冰雪融化速度加快以及洪水、台风、干旱、火灾等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上升，农业、交通、物流、电力、水利等行业将会受到较大影响。这些自然灾害和风险会导致企业信用风险和股价下跌等市场风险。”他向券商中国记者表示。

  另一方面，践行“碳中和”可能使得银行业面临的转型风险突出。钱立华撰文指出，转型风险是指社会经济快速向低碳转型的过程中，出现相关政策变化、技术突破或限制、以及市场偏好和社会规范的转变等，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金融风险。

  “例如，由于政策行动、技术变革以及消费者和投资者对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支持，大量化石能源燃料储备面临搁浅风险，化石燃料公司可能会面临收益下降、业务中断、融资成本上升的局面。”钱立华说。

  郭海飞建议，金融机构要高度重视由于气候相关因素所增加的预期风险，不仅要关注气候变化的平均预期损失，还要对极端异常情况有所准备，加强金融领域的环境与气候分析，针对重点行业开展环境压力测试。

  “同时，应深入研究未来5~10年全球气候相关政策变化和新能源价格变化趋势，以及水风险、生物多样性风险等带来的对投资项目财务可持续性的影响；建立评估投资项目的环境与气候影响、管理环境与气候风险的流程与政策，有效防范与环境、气候因素相关的金融风险、声誉风险和法律风险。”

  危中藏机的“绿天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