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成功的秘密

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提出的问题，工业革命为何在英国发生，一直吸引着经济史学家的目光。乔尔·莫克尔是这方面著名学者，在《启蒙经济：英国经济史新论》里，他对英国在1700年之后的一个半世纪中的经济发展做了深入系统的解剖。作者认为，除了地理因素以及市场、政治和社会作用等大家公认的论据之外，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认知和信念，以及这些信念如何影响他们的经济行为。换言之，得益于启蒙运动，技术创新和制度改革这两种相辅相成的转型实现了协同效应，这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根源。

在1700年之前，欧洲仍是农业经济为主的地区，落后中国很多。在之后的一个半世纪里，英国经济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到1850年，英国人口数量增加了两倍多，城镇化（以人口占比计算）达到45%，比1700年提高了27%。1851年英国举办世博会时，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经济领袖，归功于工业革命，今天人们所说的现代经济增长始于英国。

英国成功的秘密是这本书研究的目标。不同于其他著作，作者并没有仅限于从纯粹经济学视角进行分析。众所周知，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到英国，共同特点是它们都有当时发达的航运业、国际贸易相关产业或商业。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作者指出，驱动此类发展的引擎通常是商业和制度完善，技术只是提供辅助动力而已。通过利用更好的技术摆脱马尔萨斯贫困陷阱只是英国经济转型的一个侧面。越来越多的经济史学家受道格拉斯·诺思的启迪，开始重视制度因素，即经济游戏规则、此类规则背后的信念，以及人们是否遵守此类规则。

作者敏锐地指出经济增长的头号敌人不是人口压力，而是各种“寻租者”。英国也是在犹豫不决中慢慢地发展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竞争更为激烈、经济选择更多的社会。等到维多利亚女王登基时，英国已经发展成为人们所期望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寻租活动随后逐步被消灭。一个滋生寻租行为的制度或社会显然无法获得效率和公平。一个成功的经济体有赖于良好的制度为商业、金融和创新活动提供适当的激励。当然，我们不可能设计出一套普遍适用的“最优”制度，制度应适应环境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制度是应运而生的，很多在当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一个缺陷也蕴藏其中，就是制度路径约束，一些后来变得不合时宜的制度很难以改变。因此，重要的是，制度应具备灵活性，能够随着环境变化而变化。这就需要下列两种规则，即确定经济游戏方式的规则，以及在必要时能够尽可能以最低总成本改变上述规则的规则。这个成本概念既包含了经济成本，也包含了社会摩擦成本，后者不仅可能更大，而且持续的时间往往更长。人们在自身利益因此受损的情况下很难接受此类变化，来自既得利益群体的阻力很大。

诺斯也指出制度之所以发生变革，并不是因为这样做有效率，而是因为支持它们的关键人物的理念和信念发生了变化。而我认为这个说法还应引申，其实是关键人物提出的主流思想影响了政府政策制订，政府对创新的支持以及相应调整有关制度安排，更好地为转型给予了自由市场无法提供的支持。比如，博尔顿多家动力纺织机工厂在1826年遭到攻击，政府迅速出动维持秩序，并保护这些采用新技术的工厂的财产；1830年代，政府不顾四轮马车车主、运河公司、收费道路公司的游说阻挠，支持建造铁路。英国最早实施了私有财产保护（包括专利等知识产权），到19世纪中叶，英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无可争议的技术领袖。英国凭借经济成就，成为首个以工厂为主导的国家，后来又以铁路为主导，并形成了首个庞大的工业城市无产阶级。在工业革命的帮助之下，伦敦城确立了金融霸权，从而在数十年中主宰着国际银行业。

英国经济增长的巅峰随着1914年欧洲大陆的经济发展赶上英国而开始进入平台期,英国之后降格成为工业化国家“普通一员”。美国早在19世纪初期，也实现了私有产权保护和自由市场经济，在更广大、资源更丰裕的国土上，渐渐成为新的经济霸主。美国的这个发展过程也是在两个层面进行：一是与自然的博弈。这是经济增长方面非常有益的启发。

（作者：郑磊(博客,微博)编辑：董明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