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地方金融条例落地！单独开列互金、民间借贷规范要求

区别于今年已发布的上海版、厦门版，浙江版在内容上没有明确开列地方金融组织的整体“负面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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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记者 黄鑫宇）5月15日，浙江人大官网发布《浙江省地方金融条例》（下称《条例》）。共分为六章五十二条的《条例》，将于8月1日起施行。记者注意到，《条例》特别强调了对互联网金融业务风险处置的“央地协作”以及对民间借贷活动的监管规范。此外，据记者了解，全国各省市的地方金融立法工作正在加速中，北京、深圳等重镇均有新动态。

对于浙江省金融监管的对象，按《条例》规定主要包括：小贷、融资担保、典当行、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地方AMC、区域性股权市场（即“四板”）和地方交易所、农民专业合作社、民间融资服务企业等地方金融组织。

对于地方金融属地监管7+4类金融组织中的社会众筹机构，并未明确出现在本次《条例》的监管对象中。但是《条例》同时也表示“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另有规定的，将从其规定”。

而关于监管对象中的地方交易所，凡属于“从事车辆、房地产等实物交易的交易所，以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依法设立的公共资源交易场所”，记者看到，则不在《条例》的监管范围内。

浙江版强调对互金业务风险处置的“央地协作”

除“7+4”类金融组织的监管外，关于“互联网金融”业务与“非金融”企业，虽未正式归入属地监管对象，但是《条例》在第三章“金融风险防范与处置”中，做出单独规定与说明。

对于辖区内注册企业或分支机构开展互联网金融业务，《条例》表示，应当遵守中央金融管理部门的相关规定。

《条例》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协同中央金融管理部门派出机构共同开展互联网金融监督管理，加强信息共享、风险排查和处置等方面的协作，共同做好社会稳定维护工作。

而关于非金融企业因存在资金周转困难或者资不抵债等问题，引发或已经形成重大金融风险的，《条例》规定，非金融企业所在地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采取措施，支持企业开展资产重组，协调债权人达成债务处置共识，并指导债权人成立债权人委员会。

区别于今年已发布的上海版、厦门版，浙江版在内容上没有明确开列地方金融组织的整体“负面清单”。“应该是在7+4类金融组织具体业务的监管办法或细则里，加以明确和要求”，一位业内人士在通览《条例》后这样告诉记者。

地方金融监管条例之“地方特色”：谁家明确规范民间借贷？谁家罚单上限最高？

记者注意到，当前各地加快出台的地方金融监管条例，越来越具有本地特色。

首先，关于立法目的，不同于一个月前出台的上海版地方金融监管条例提出“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浙江版强调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与“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其次，江浙地区向来是中国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区域，民间金融借贷活动也比较活跃。不同于其他省市已发布的地方金融监管条例，浙江版《条例》第二章地方金融组织监督管理中，单独提起了民间借贷活动的监管问题。

《条例》强调，民间借贷如具有“单笔借款金额或者向同一出借人累计借款金额达到300万元以上”、“借款本息余额达到1000万元以上”或“累计向30人以上特定对象借款”的情形，借款人应当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5日内，将合同副本和借款交付凭证，报送设区的市地方金融工作部门或其委托的民间融资公共服务机构备案。

再次，就“亮点”与罚款额度而言，各地方既相互“参照”，也保持有各自的要求。

例如，4月10日正式发布的《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中，明确将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查封场所、设施”等行政强制措施，纳入到现场检查监管措施之内，在此后落地的厦门版与浙江版中，该项均有延续。

而《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首次将罚单的上限开到250万元，各地方的要求则不尽相同。例如，2019年5月30日发布的《天津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中，罚单的上限设为100万元；而2019年5月10日落地的《四川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与本次浙江版《条例》，最高罚单的上限均保持在50万元水平。

地方金融立法加速：北京、深圳等重镇均有新动态

事实上，各省原金融局（办）2018年开始正式履职地方金融监管局后，地方金融立法工作便进入了一个快车道。而在此之前，各地方履行金融监管职责时，缺乏法律层面的制度安排，因此在现实中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执法难等问题。

据记者统计，全国除山东、河北两地是在2018年前出台本省的地方金融条例或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外，2019年以来已有四川、天津、上海、厦门及浙江等多地省市，正式发布本地区的金融监管法规。

此外，关于其他省市的地方金融监管条例的动态，据记者了解，北京地区有望于近期正式发布征求意见；深圳5月7日启动了地方金融立法研究项目的招标；吉林也于3月25日召开了本省金融立法工作座谈会。

新京报记者 黄鑫宇 编辑 岳彩周 校对 何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