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难！

　　9月1日，特朗普政府正式启动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第四轮关税。

　　随着美国不断提高对中国商品的平均关税率——从贸易战启动之前的约3%已上升至超过21%，几可匹敌上世纪30年代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水平，必将进一步损害美国农民、消费者和相关企业的利益，甚至严重伤及包括美国经济在内的世界经济。

　　近来，美国已经体会到经济增速放缓且衰退风险提升，动辄对他国挥舞关税大棒真的能给自己带来好处么？

　　这个结果恐怕会让美国人感到失望。

　　文 |

　　柯静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

　　编辑 | 李雪 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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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击美国大众的生活质量

　　本轮加征关税对于美国消费者福利的负面影响将十分明显。

　　与前几轮加征关税主要针对工业领域不同，此番美国对价值112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5%的额外关税，覆盖3243个品类。

　　其中消费品所占比重约为5成，包括鞋、衣物、食品和纸尿裤等众多生活必需品。

　　对这些商品加征高额关税意味着，那些在短期内难以找到替代进口来源的中国输美消费品，必将面临新一轮价格上涨。此举无疑将直接冲击到美国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

　　加之，对于对华依存度高的美国制造商来说，即便是非最终消费品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同样会因难以及时找寻到可替代的供应商而不得不背负上成本急剧上升的沉重负担。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减轻自身压力，相当部分的成本必然会被商家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包括耐克和匡威等知名品牌在内的200余家鞋类制造商声称，新关税和已有关税累加，使一些鞋的关税高达67%，每年使消费者多支付400亿美元！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凯瑟琳·鲁斯（Katheryn Russ）的研究表明，本轮关税实施后将使美国家庭每年新增800美元的生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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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催化潜伏的衰退风险

　　加征关税对于美国国内经济的负面影响将会逐步显现。

　　截至目前，美国的就业数据表现似乎依然良好：失业率维持在3.7%的近50年历史低位；

　　2018年和2019年第一季度较为强劲的GDP增速；美国股市不断创造新高。

　　这些似乎都为特朗普发动并升级对华贸易战提供了支撑。

　　然而，若仔细分析近期美国经济各项指标，不难发现其在表面稳健的背后所蕴含的衰退风险。

　　之一：

　　从长期来看，GDP增速减缓。

　　扣除贸易、库存和政府支出后，2019年第一季度美国GDP增速仅为1.3%，为2013年第二季度以来最低增速。

　　之二：

　　工资涨幅相当缓慢，劳动力参与率逐步下降。

　　时薪上涨环比一直徘徊在0.2%-0.3%，仅为6-8美分；同时，后者已从2019年3月的64%降至当前的63%附近。

　　之三：

　　自2019年4月以来，制造业活动指数持续下滑。

　　8月IHS Markit制造业PMI指数更是从7月的50.4再降至49.9，是10年来制造业首次出现萎缩。而制造商缩减工人工时，导致7月的平均工时降至两年来的低位，这将会进一步拖累其经济增速。

　　之四：

　　房价指数开始呈现走软态势。

　　6月标普/CASE-SHILLER 20个大都会地区房价指数同比为3.1%，而去年同期这一数值为6%左右；7月新屋销售骤降12.8%，二手房签约量指数环比下降2.5%，创下2018年初以来最大降幅。

　　随着新一轮加征关税，建筑材料成本上涨伴随着利率上升，会给房价带来不小的上行压力。房价指数是经济运行活动的重要评价指标，对判断美国经济走势的参考意义不容忽视。

　　3

　　市场悲观情绪迅速蔓延

　　经济指标的不如人意已导致市场悲观情绪迅速蔓延。

　　这种态势一方面表现为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显著下滑——8月世企研消费者信心指数从上月的135.8降至135.1，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也从上月98.4降至89.8。

　　另一方面，表现为金融市场发生波动。

　　8月底美国2年期和10年期国债收益率倒挂幅度自3.752基点迅速扩大至4.362基点，尤其是美国3个月期国债收益率与30年期国债收益率出现了自2007年来的首次倒挂。

　　这一罕见现象进一步加重了投资市场对美国经济即将步入衰退的担忧。

　　自去年年底以来，美国国际资本多处于流出状态，外国央行已连续抛售美国国债，便是这种担忧情绪的直接体现。

　　尽管特朗普本人一再声称美国经济十分强劲，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成本是由中国承担，不会影响美国经济，但这一说法根本得不到数据层面的支撑。

　　而本轮加征关税不仅直接冲击美国普通民众的消费能力，进一步增加美国企业的运行成本，对于已经放缓的全球经济而言，更是一次巨大的冲击。内外部需求同时受到影响，必然会拖累美国经济增长表现。

　　7月底美联储十年来首度降息，也是因为清楚感知到风险正在不断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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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剧美国经济的不平等痼疾

　　加征关税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法也会进一步扩大国内经济的不平等。

　　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盛行在全球范围内见证了一场资本家精英阶层权力的兴盛，衡量成功的尺度是强劲的资本积累乃至贫困的减少。

　　但是，它掩盖了一个重要事实——未能刺激总体积累，也未增进社会整体福祉。

　　1979年到2015年,美国最贫困20%的家庭税后平均收入增长79%，位于中层60%的家庭收入仅增长46%，而位于顶层1%的家庭收入增长为242%。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2018年7月，非管理人员的小时工资为22.65美元，考虑通胀因素后，购买力仅大致相当于1978年。

　　普通民众生活水平停滞不前，与精英阶层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导致社会心理普遍受挫，对未来的悲观情绪不断升温。

　　将问题归咎于他国不公平贸易手段而频繁加征关税的做法，对于缺乏有效风险对冲工具的普通民众来说，会首当其冲受到波及，进而加剧美国国内经济的不平等，甚至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危害社会稳定。

　　另外，在全球经济明显放缓的当下，美国为一己私欲，置世界经济前景于不顾，将本国利益凌驾于所有他国利益之上，甚至试图干预盟友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来为自己的霸权地位背书。

　　如此自私且危险的行为，难以换取盟友国家的真心跟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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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大棒”撬动选情？难！

　　如今，这种做法现也不会给特朗普的选情再带来更多利好。

　　2016年，特朗普的当选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本轮全球化的失意者将罪责归咎于他国工厂和工人，对自由贸易与自身就业和经济繁荣间的因果关系发生根本性动摇，导致贸易政策偏好发生转变，贸易保护主义的支持度得到显著提升。

　　选民投票偏好进而会影响到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使得经济政策内向化特征愈发明显。然而，普通民众直接将失业问题与自由贸易挂钩的简单认知并不符合经济学基本贸易理论。

　　与所有的经济变化一样，自由贸易的每一步都会产生赢家和输家，关键在于国内政策议程需要及时作出调整，将自由贸易所带来的收益和损失在民众间进行分配，及时补偿那些因外国竞争对手而失业的人们所遭受的损失，为他们提供教育培训的机会以适应全球化和科技变革所带来的挑战。

　　但是，由于收益通常是广泛的，损失却往往集中于部分群体并最终落于个人层面，经济学家的理论通常很难说服普通民众，再加上政客们的转嫁责任，更使得这种认知变得理所当然。

　　然而，当贸易保护主义做法所引发的负面影响开始波及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经济衰退冲击到收入和就业，这种错误认知就会不再具有此前的吸引力。

　　从最近一系列经济指标来看，未来美国经济放缓的可能性正在上升，贸易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步显现。

　　在这种时刻，若加征关税并不能迅速为美国带来一个“理想”的贸易协定，普通民众生活受影响的阵痛就会变得难以承受。

　　因此，从选情来看，即便特朗普的基本盘依然稳固，迄今也未出现十分强劲的民主党对手，升级关税的做法也很难再为其增添更多的筹码了。

　　除了经济上不再具有足够的支撑之外，特朗普翻云覆雨的行事风格以及因此给美国国际声誉所造成的损害，都会成为削弱加征关税支持度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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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逼迫中国会让步？更难！

　　特朗普政府一意孤行、不断升级关税大战、反复对中国进行极限施压。这种惯用伎俩，就能够迫使中国在核心利益上作出重大让步吗？

　　结果恐怕会让美国更加失望。

　　对于这样一种反复操弄的“极限施压”手段，本届美国政府恐怕自己心里也明白：寄希望于通过这种方式来逼迫中国在双边贸易谈判中作出有损核心利益的让步，很难奏效！

　　第一，中国对美国的整体贸易依存度正在持续下降。

　　据中国海关统计，2018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总额6335.2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欧盟。2019年1月至7月，中国与东盟货物贸易额为2.35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而中美双边货物贸易总额为2.1万亿元，同比下降8.1%。

　　东盟已超越美国成为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则下降至第三位。根据普华永道的研究报告，在这场贸易战中，中国依赖美国市场的电子企业受到的影响较大，但对整个行业的冲击仍相对有限。

　　目前，中国在电子制造领域与韩国、日本、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联系更加紧密，对美国依赖性正在逐渐减弱。

　　第二，中美贸易战对中国外贸的总体冲击有限。

　　一是从目前情况来看，2019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14.67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3.9%，仍呈现平稳增长态势。其中，出口7.95万亿元，增长6.1%；进口6.72万亿元，增长1.4%；贸易顺差1.23万亿元，扩大41.6%。中国与欧盟、东盟、日本等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出口稳步增长。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的贸易联系正在不断加强。2013年至2018年的货物贸易总额超过6万亿美元，年均增长4%。2018年的增速达到16.4%，2019年1月至7月的增速也达到10.2%，均高于同期全国进出口整体增速。

　　这既有因中美经贸关系变化而导致进出口端有所调整，同时也反映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深远影响正逐步呈现；

　　二是从发展趋势来看，未来南方国家间的贸易活动对全球化的重要性在不断提升。

　　南方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从1980年的33%上升至2010年的45%，南方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占全球比重从2008年时的不足8%上升至2011年的26%，增速较北方国家之间和南北国家之间更快。

　　因此，中国面向美国以外的其他发达经济体以及广大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多元化能力，极大地增加了中国在当前中美贸易战中的回旋余地和中国经济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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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观看待影响，别夸大

　　诚然，对于那些利润低微的制造业来说，美国针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举措的确会很难承受，客观来说，一些企业会选择将产能转移至成本更低的国家，以规避关税带来的影响。

　　不过，与此同时，这种转移是有条件的，因而也会是有限的。我们不必过分夸大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产业链的冲击。

　　相对来说，对中国市场依赖性低、位于产业链较低端的环节、本身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企业相对容易转移，还有很多企业并不一定适合转移。

　　中国完整的产业链、优良的基础设施、高素质且高性价比的劳动力、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政府持续改进营商条件的努力、庞大的内需市场则会成为更多企业选址中国的理由。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的《2019年中国商业环境调查》表明：虽然正经历着中美贸易紧张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仍有高达87%的美企表示不会搬离中国；

　　在过去一年中有83%的美企并未减少在华投资计划，未来表示会减少投资的仅占11%。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

　　2018年；中国新批设立美资企业1750家，同比上升30%；

　　合同美资金额104.5亿美元，同比上升100.3%。

　　由此可见，事实上，美国企业家的表现比其政府更为理智，美企投资中国的热情未减反增。

　　特斯拉超级工厂在上海开工的事实足以说明中国市场和政府政策层面的支持对外企的吸引力。因此，即便特朗普在其推特上要求美国公司立即开始寻找替代中国的方案，并呼吁将工厂搬回美国，恐怕也没那么容易实现。

　　另一方面，目前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兼具核心区特征和边缘区特征的双重身份，产业从核心区向边缘区逐渐扩散也是基本规律，因此，较低端制造业逐渐向外转移本身就是自然趋势。中国企业在此过程中，更应加快提高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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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对外企吸引力有增无减

　　中国拥有全球最大中产阶级人口，随着中国继续推行新开放战略，中国市场对世界的吸引力无疑会更加巨大。

　　*据瑞信研究院发布的2018年度《全球财富报告》，中国目前已稳居全球财富第二位；

　　*到2023年，中国的财富将进一步增长23万亿美元，在全球财富中的占比将从2018年的16%升至2023年的逾19%；

　　*百万富翁人数将会增加62%至560万人，在百万富翁榜上稳居第二，领先日本、英国和德国；

　　*中产阶级人口将占据世界中产阶级人口总数比重约为40%，消费潜力巨大。

　　任何国家都不会轻易割舍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更何况，中国为外企提供更佳竞争环境做出的努力开始产生效果。

　　日前，美国最大的连锁会员制仓储超市Costco（开市客）在上海开业，现场十分火爆，足让世界见识了一把中国民众的购买力。

　　《2019年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美企表示其中国业务盈利，更可观的是，其中国业务利润率高于总体业务利润率的受访企业比例从去年的38%增加至今年的46%。

　　有高达97%的美企表示，中国业务收入在过去一年中继续增长，有52%的美企预测今年的业务收入还将增长。

　　未来，中国更加开放和公平的营商环境，会成为应对美国各种施压手段最强大的缓冲力量。

　　事实上，中国国内渐已形成共识，若要打破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需要不断推进改革开放，这似乎也是美国诉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中美合作共赢的前提。两国此前已经举行了十二轮双边经贸高级别磋商。

　　不过，必须注意的是，磋商须基于平等、理性，双方应努力寻求合作共赢。若美国执着于将遏制中国发展以巩固美国霸权地位作为真正目的，则与中国完全背道而驰。任何国家都不会同意牺牲本国的发展利益，任由他方予取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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