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创新经济论坛”将于11月20日~22日在北京举行。

　　本届“创新经济论坛”由彭博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CCIEE）合作举办，将聚焦全球经济治理、贸易、科技、资本市场、气候变化、包容发展与城市化等领域，针对上述挑战和全球性转型所带来的其他问题商讨解决方案。

　　譬如，从世贸组织（WTO）改革，到多边贸易谈判，全球治理都面临着分水岭时刻，要如何应对变化，又如何在增长中促进包容和可持续发展？

　　带着前述问题，第一财经记者专访了中国商务部前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他在采访中指出，WTO机制需要改进与推进，但不能彻底地、颠覆性地改变，各成员方是WTO的受益者，此时也应成为其捍卫者。

　　“WTO改革不能彻底颠覆”

　　第一财经：在当今贸易摩擦频繁、经济局势紧张的全球环境下，多边贸易体系受到质疑与挑战，比如对WTO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您认为这种危机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多边主义是否还是解决问题的出路？

　　魏建国：WTO这种体制或者说机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跟联合国宪 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一块建立起来的。应该看到，它在历史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然，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年世界经济发展的变化，WTO已经不太适应当前的一些需要。

　　目前，国际上对这种不适应需要的情况有三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任意随波逐流，改或不改都无所谓，有很多国家是这样的态度。还有一种态度就是彻底地、颠覆性地改变它，甚至取消它。我觉得这两种态度都不对。

　　我认为，对当前WTO的改革，一方面要看到它不能与时俱进、需要改革，房子或者庙宇的墙壁已经破了，地板也不行了，甚至有的地方柱子也快倒塌了，那么这时候，我们首先要改善它，就是要把这些墙壁扶好。

　　比如说争端解决制度上，美国不派大法官，我们要督促他派。再比如说对发展中国家你要照顾它们，要有差别，给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你要补充。如果大家都是按照发达国家的水平一致来要求，那发展中国家永远发展不起来，要补贴和其他办法。

　　那么改善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它前进，因为它不动，改善它的目的是改进、推进它，但是不是彻底地、颠覆性地改变它。

　　理由是什么呢？第一，因为WTO毕竟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家共同协商的结果。中国、美国和其他一些欧美国家，都是这些机构机制整个的发起者，同时也是这个支持者、捍卫者……但是我不太同意一些国家说的，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美国也很受益，而且是很大的受益。当时中国尽管看到有一些不公平的待遇，我们还是接受了。尽管这样，中国仍然参加了，说明什么？中国还是本着为大家好的原则。所以第一条理由就是，大家都是创立者、受益者、市场贡献者，现在要当维护者。

　　第二，在当前全球治理的情况下，像WTO这种改革，在现有的情况下，不能够推倒重来，理由是它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而不是你一个国家的法来代替另外一个国家的法，更不是以单边的，甚至是贸易保护主义来反对这个全球化。所以WTO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第三，我认为参加WTO的成员大部分都是发展中国家，它们需要有一个WTO的机制来维护它们的权利，现在如果把它推翻了，那广大的WTO中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就得不到维护，两极分化会更加厉害，发展更加不平衡，全球面临着更加分化的灾难。

　　第三方市场合作灵感不断

　　第一财经：第三方市场合作是中国未来开拓经贸关系发展的重要方向，比如中国和法国在非洲、和西班牙在拉美、和日本在东南亚等。您认为这种合作方式会受到哪些有利因素的推动？

　　魏建国：讲起来历史很长，我以前是管这块儿的。我们从来都没有提，甚至是避免提第三方，就认为中国是一家投就行了。后来在过程中就发现这个不行，我们最初的试探，不是跟第三方国家，是跟联合国、跟联合国粮农组织合作。

　　比如说，我们向尼日利亚派遣了农业技术人员，由我们派人员，而路费和当地的一些费用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出，这样效果很好，好在什么地方呢？这不是我一个国家专门包这个项目，我包不过来。第二，他们有帮忙的地方：在人员的选派、在领域的选择，甚至是在人员的安排安置上，都有组织来负责。第三更重要的，受援国很放心，他认为这是联合国派来的，所以我们在这儿就非常好。

　　后来随着这个发展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一带一路”有更多的需要我们开拓的地方，很多地方都是新事物，比如说“一带一路”倡议的资金从哪儿来？光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还不够，还应该撬动社会的资本、民间的资本和国际财团的资本。这时候，我们才想到，我们可不可以跟亚洲开发银行或跟世界银行连在一块儿？这就叫第三方。

　　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人家有很多优点。比如说日本，日本在援助的时候，做的项目很好，它的收益率很高，而我们有时候收益率风险很大，什么原因呢？因为日本它的模式是企业跟财团金融机构联系在一块儿。三菱、三井集团，他们跟三菱银行、三井住友银行联系在一起，甚至跟智库，比如野村。这些智库和银行帮助他们做整个的前期考察。一个企业，如果有银行来帮助他们做风险考察，它无往不胜。

　　所以我们现在跟日本联系在一起，日本帮我们一块儿，我们第一个第三方市场是和日本一起的，差不多做了52项。

　　在这个地方我们借助了日本前期抗风险的经营调查和银行资信。在和西班牙合作上我们借助了语言优势，全球有好多讲西班牙语的国家，我们跟他们合作，西班牙这些地方有着很多的优势，首先就是在语言这比我们好点儿，还有很多的人员、资源，包括文化和一些理念，这样子就和西班牙谈成功了。

　　第一财经：那么在未来，中国和这些国家进行第三方市场合作，可能面临什么样的风险？

　　魏建国：我们最大的风险就是，在第三方市场双方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协调机构，比如我们跟西班牙在拉美跟第三方合作，当地政府没有协调的，那么当地政府需要什么样的项目，需要什么样的法规资金，它能不能还得起，它最希望当前的项目是什么？这个需要双方协调。还有要哪些人？尤其是这个工厂，比如说10万人，我们当地民工使用多少？西班牙做些什么，中国做些什么？设备、技术、施工队伍是谁？这个要协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