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20年前，因为国有企业大面积微利、亏损及关停并转，与之生死相依的四大国有银行（工农中建）陷入严重危机。自1998年起，中央展开了一系列拯救四大国有银行的大行动，直至2005年后四大国有银行纷纷整体改制上市，我国银行业东山再起，甚至出现了“银行暴利”的盛景。

然而，银行为此却付出了同等当量的代价，并需为此买单，房地产大开发、大泡沫走到尽头，地方债务平台危机四伏，重化工业产能严重过剩，以及经济持续下行，四大国有银行净利润平均增速，从上市以来年均30%以上暴跌至2014年的个位数增长，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从2012年底的0.95%反弹至2014年底的1.25%。

在利率没有完全市场化之前，在存款保险制度及银行破产法没有出台之前，国家必须为银行信用保底或兜底，尤其是四大国有银行。拯救四大国有银行，中央再出绝招，但笔者相信，历史不会重演。

1997年7月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已拉开序幕。

此时的中国国有企业困难重重，1/3明亏，1/3暗亏，1/3微利，与之同呼吸、共命运的四大国有银行（工农中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它们同样危机四伏，银行亏损成为公开的秘密，不良贷款是一本烂帐，银行自己心中无数。

1998年，伴随着百年一遇的长江流域和松花江领域大洪水，国际媒体开始鼓噪：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在技术上已经破产！他们估计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可能高达30——50%，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不是危言耸听。国际社会的声音引起了中央政府高度警觉和足够重视。

1998年夏天，在全国性“抗洪”的最紧急关头，中央拯救四大国有银行的一系列重大行动正式展开。时至今日，挽救银行的系列行动，大致可划分为如下三个阶段：全价剥离不良贷款、国家注资与改制上市、资产证券化与地方债务置换。

一、全价剥离不良贷款

（1）中央注资。1998年8月，财政部向四大国有银行发行2700亿元长期特别国债，所筹资金全部用于补充四大国有银行的资本金。次月，财政部又面向四大国有银行定向发行了1000亿元年率5.5%的10年期附息国债。

（2）裁员撤点。从1999年开始，中央授权四大国有银行精减机构，大幅裁员、撤并网点，1999年至2002年间工行职员净减少16万人，农行机构数净减少近2万个。

（3）中央减税。从2000年开始，中央决定将银行营业税税率逐步从8%降至5%。

（4）剥离不良贷款。1999年，为了化解四大国有银行高达30%以上的不良贷款危机，中央决定组建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华融、长城、东方、信达，它们分别接收从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剥离出来的不良资产。这一过程被官方称为“不良贷款剥离”。

截止2000年7月底，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按帐面全价从四大国有银行手中购买不良贷款总计1.4万亿元。按国际惯例，国有银行应该按市场价格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拍卖其不良贷款，比方，按帐面资产价值的两成或三成价格出售。但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最终全按应计资产全价卖给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也就是国家为银行全额买单。

但据央行后来公布数据，截止2001年9月底，四大国有银行本外币为6.8万亿元，并且在1.4万亿不良贷款剥离后，竟然还有1.8万亿不良贷款，如此算来，海外机构估算的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超过了30%，基本准确。

2001年10月，标准普尔公司完成了对中国大陆银行业重整费用的估算，中国大陆银行不良贷款至少占整个银行体系总贷款的一半，在这些不良贷款中，四大国有银行“贡献”最大。2001年12月11日，中国成为WTO正式成员，根据我国入世承诺，从2007年开始，外资银行将在中国获得全面经营权。

二、国家注资、改制上市

为了应对入世挑战，更是为了抑制“剥离”后不良贷款仍然生生不息，2003年底，中央决定全面启动国有银行改制上市的进程。

（5）动用外汇储备注资、引入国际买家，加速四大国有银行IPO。

2003年12月31日前，国务院决定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率先给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两家各注资225亿美元，进一步改善银行财务状况，以便寻找国际买家，加速国有银行IPO进程。同时，中国银行引入的主要境外战略投资者为RBS China Investments，其持股比例目前为8.25%；建设银行引入的主要境外战略投资者为美洲银行，其目前持股比例为8.19%。

2005年4月，国家动用外汇储备向工行注资 150 亿美元，工商银行引入的主要境外战略投资者为高盛集团，其持股比例目前为4.93%。

2008年11月6日，汇金公司向农行注资1300亿元人民币等值美元，与财政部并列成为农行第一大股东。2009年02月02日， 温家宝表示，政府将向农行注资2000亿元，以支持农行为准备上市而进行的资产重组。

（6）四大国有银行A+H股在内地与香港两地IPO募资。

自2005年以来，建行、中行、工行和农行先后在香港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两地挂牌上市，其中，四大国有银行在港交所共计募资3767亿港元，在上交所共计募资1931亿元人民币。四大国有银行两地上市，一方面极大地充实了资本金，财务状况得以大大改善，更重要的是，它们同时还获得了“再融资”的重大机遇和便利，包括配股、次级债券、可转债、优先股等，这为银行开启了补充资本金、扩张贷款规模的进程。

四大国有银行在香港与内地两地IPO募资比较

事实证明：通过注资改制，尤其是上市后，四大国有银行不但资本充

足，而且不良贷款比率下降神速。2004年底，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为15.57%。然而，在上市后的短短五年间，2005～2009年各年底，四大国有银行的平均不良贷款率分别降至10.49%、9.22%、8.05%、2.81%、1.80%。 其中，农行上市前不良贷款率分别为：2005年为26.17%，2007年为23.57%，2008年为4.32%，2009年为2.91%。这一组数据在今天都是不可想象的。

当初走在亏损边沿的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如今已成为中国最赚钱的银行。2009年，工行和建行净利润超过1000亿元，中行净利润超过800亿元，农行净利润超过600亿元，而且工行、农行和中行已成为全球总市值最大的三家银行。

2003——2010年，既是中国四大国有银行改制上市、东山再起的8年，同时也是中国房地产大开发、重化工业产能大跃进的8年，银行贷款规模趁机扩张，它们一道驱动了中国GDP的大狂奔。

三、银行资产证券化与地方债务置换

然而，2008年9月，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为此，我国推出了4万亿救市计划及十大行业振兴规划，其中，包括房地产、钢铁、汽车、水泥等。为此，2009年银行新增贷款猛增至9.59万亿元。这是一个怎样的概念？2007年银行新增贷款只有3万亿元左右，2008年银行新增贷款为4.5万亿元，相比之下，2009年银行新增贷款是一个天量数字！后来银行各年新增贷款规模再也无法下降，2010年银行新增贷款7.95万亿元，2011年为7.47万亿元，2012年为8.2万亿元，2013年为8.89万亿元，2014年为9.78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

（7）银行再融资PK银行差钱

为了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为了有力配套4万亿中央投资计划的实施，2009年，中国银行业释放出了10万亿元的天量新增贷款。由于过度放贷，直接威胁着银行的贷存比及资本充足率，于是，银行再融资拉开序幕。

以工商银行为例，2009年工商银行发行了10年期和15年期次级债共计400亿元，2010年发行次级债220亿元，同年工行A股配股发行募资336亿元，工行H股配股发行募资130亿港元，两项合计约为450亿元。2011年发行次级债500亿元，2012年发行次级债200亿元，2014年发行次级债200亿元。2015年3月10日，工行获批将发行优先股不超过4.5亿股，募资不超过450亿元，计入工行其他一级资本。

尽管如此，但由于重化工业产能普遍过剩，房地产不景气，经济增速下行，原先占压在重化工业、房地产、地方债务平台的贷款，大量被长期占用、无法收回，银行信贷资金周转受损，银行差钱的矛盾更加激化。然而，全国货币存量（M2）却高达120多万亿，相当于GDP的两倍，银行总资产更是高达160多万亿元，逼近GDP的近三倍！但银行却仍感差钱，而且2014年银行不良贷款率显著反弹，双重危机再次笼罩着银行。

（8）银行资产证券化。

我国的资产证券化进程实际上始于2005年，当时主要是国开行和建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2007年国务院批复扩大试点。然而仅仅过了一年，随着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国内的资产证券化戛然而止。2012年中国重启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

在当前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之下，一方面银行不良贷款率大幅反弹，另一方面银行差钱、信贷资金周转困难，在此紧急时刻，央行、银监会及财政部共同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很显然，资产证券化是活化银行信贷资产存量，化解银行资本金短缺、不良贷款率反弹，以及银行差钱危机的重大举措。不过，从银行资产证券化标的来看，主要是房地产贷款和地方债务平台贷款，这正是占压期限最长的信贷资产，也是违约风险最大的信贷资产。

据统计，2014年我国资产证券化发行量3118亿元，同比增长12倍多，全年发行量超过历史发行量总和的2倍多，资产证券化在2014年出现爆发式增长。资产证券化是一柄双刃剑，解救银行是其正面作用，但美国次贷危机教训则是其反面教材。

（9）地方债存量置换（贷款转债券）

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10.9万亿元，负有担保责任债务2.7万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4.3万亿元。

在地方债务平台的10.9万亿债务中，2015年到期需偿还18578亿元，银行贷款在地方债务的占比超过了50%。以浙江省为例，从债务资金来源看，银行贷款、发行债券和信托融资是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主要来源，分别为2832.90亿元（占比55.68%）、790.41亿元（占比15.53%）和780.74亿元（占比15.34）。

近几年来，由于房地产成交量萎缩、房价回落，以致地方政府卖地收入无以为继，地方债务平台难以偿付到期银行贷款，与此同时，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从2013年底的1%上升至2014年底的1.25%，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2014年末不良贷款率更是升至1.64%。其中，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违约正是“罪魁祸首”。

为此，近日财政部决定，下达1万亿元地方存量债务置换债券额度，允许地方把一部分到期的高成本债务转换成地方政府债券，延后偿债时限。这样就可以将短期限、高利率的贷款转换成长期限、低利率的债券，以降低地方政府的还款压力和违约风险。从表面上看，地方存量债务置换是为了化解地方债务平台的信用危机，但实际上却是为了拯救银行。

近十年来，尽管人们一直都在非议所谓的“银行暴利”，但实际上国家已经付出了巨大代价，多次拯救银行危机，这是时代的使命，也是改革使然。不过，这种局面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近日，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银行业必须加快调整发展战略、转变盈利模式、提升创新能力、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和守法合规经营。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比例仍保持在较低水平，风险总体可控。未来一段时期，经济运行中的一些问题可能在银行业进一步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