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献给罗纳德·科斯。他那权利要有清楚界定的理念，唤醒了一个庞大的国家。并以此祝贺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改革三十周年。

第一节：中国的问题

个人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始于一九八〇。一九七九的秋天，我到离别了多年的广州一行，看不到任何改革的迹象。北京当局与将来的史学家无疑会选一九七八为改革的起点。这里日期明确：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那天，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公布了一项极为重要的决定。有了这个日子，罗纳德·科斯策划的这个中国研讨会议就有一个特别的意义：肯定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改革，今天刚好是三十周年了。

当年的三中全会决定了两件事。一、中国开放推动经济发展；二、邓小平再获授予权力。那时，相信这两项公布的人不多吧。关于经济，类似的豪言壮语曾经表达过。至于邓的复出，这是第三次了。虽然这一次说明他获授予的是最高的权力，但资历比他高而又反对市场经济的同志，大有人在，而一九七八年的中国，资历辈份重要。有谁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邓可能再下台。

一九七九的夏天，英国的经济事务学社的主编要求我写关于中国的前景。他说戴卓尔夫人的办公室对一个学术性的分析有兴趣。那年的秋天我到广州一行，跟着是愈来愈有兴趣地跟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改革。一九八一年，我察觉到中国的局限在急速转变，于是为该学社写了一篇足以印成小册子的文章。一九八二发表，《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注一）作出了肯定的推断：是的，中国会向资本主义的道路走！延迟了一年才出版，因为不同意的批评者无数。在西雅图最亲密的同事巴赛尔，不同意我的推断，但他认为关于理论那一节真好，不发表很可惜。

于今回顾，我当年的准确推断使朋友与同事惊奇，而我自己惊奇的，是跟着的改革发展速度。差不多三十年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超越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而发生于一个那么庞大，人口那么多而又是那么复杂的中国，近于不可置信。还有的是，在这奇迹的发展中，中国要面对贪污，面对一个不合格的司法制度，控制言论与宗教自由，教育与医疗公非公私非私，有外汇管制，有互相矛盾的政策，也据说每年有六万次动乱。除了动乱的统计数字——不知定义为何，不同地区的朋友说他们没有见到任何他们会认为是动乱的——其它上述的负面事项皆属实。

大约二〇〇三年，几位熟知中国的朋友向我投诉国家的多种不是。我回应：「不要告诉我什么不对。我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写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有那么多的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尤其是，不要重复某些人相信的：贪污对经济发展有利。朱镕基的肃贪行动早就把这假说推翻了。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我用一个比喻对这些朋友解释困扰了我好几年的问题。一个跳高的人，专家认为不懂得跳。他走得蹒跚，姿势拙劣。但他能跳八呎高，是世界纪绿。这个人一定是做了些很对的事，比所有以前跳高的做得更对。那是什么？在不同的内容上，这就是中国的问题。

这篇文章要找这问题的答案。长而复杂，因为我有一段历史要叙述，有一个理论要解释。这样，我要专注于中国做对了什么。这里我只能再说，要批评中国我可以写很多本书。

自一九八〇起，中国真是个经济奇迹。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高举香港的经济奇迹，因为人口上升了十倍而人均收入还有可观的增长。然而，香港以北的深圳，人均收入的增长比香港还要快，而同样的时间人口上升了四十五倍。举另一个例，我和太太造访绍兴后五年，再回去面目全非。报道说，一些劳工离乡三年，回乡找不到自己的家。有些深在内陆的城市，像三藩市那样，高楼大厦在夜间灯光闪闪。目前，世界上过半的新升降机是在中国装置的。

今天在中国，高速公路每年建造四千多公里，足以横跨整个美国。九十年代中、后期，世界百分之十七的建筑起重机集中于上海。那时楼价急跌，但午夜还可见到镕焊工人在高高的钢架上操作，彷佛天上的星星。上海在五年间建成的商业楼宇面积，比发展得快的香港的五十年还要多。二〇〇二年，上海的策划者突然大幅减低楼宇建筑的容积率，因为发觉高楼大厦的重量使该市下沉。从南京到上海的四线公路，启用时因为车辆稀少而被批评浪费，但五年后交通堵塞，进帐可观，要扩宽为八线了。因为车辆按大小收费，载货超重严重，世界级的公路很快就被压坏了。整个国家的所有港口都要排队落货。二〇〇五年，地球最长与次长的跨海大桥同时建造，而且是在同一地区。

温州一家造鞋厂雇用十二万员工。该市差不多产出地球上的所有打火机及圣诞灯饰。义乌，十五年前以地摊小贩多而知名，今天每日输出过千个货柜，来自韩国及非洲的购买商人云集该市，使写字楼的租金升穿楼顶。有谁听过几千间店子只卖短袜，不卖其它？这是义乌，那里的批发商场大得我一看就坐下来，因为老人家不容易走那么远。乐从镇有一条马路，两旁满布家具商店，长达十公里。苏州的广大工业园，园艺美观，满是世界级的名牌工厂与世界级的厂房设计，五年间在农地上冒出来。杭州每年游客四千万。该市有一间零销店，出售一个名牌的皮包，每天平均进帐八万美元。

我可以不断地继续叙述类似的现象。没有什么意思吧。需要补加的，是浦东的一个故事，即是上海黄浦江之东。一九九三年我带弗里德曼夫妇到那里，见到的只是一行一层高的店子，据说是建造给邓小平看的。米尔顿当然反对这样做，指出政府的发展策划一般失败收场。然而，八年后，我带一位美国建筑设计师到浦东商业区，他目瞪口呆，说那里密集的摩天商厦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上了一课：一个像中国那么大，人口那么多而又发展得那么快的国家，会有很大的空间容许以尝试的方法学习（注二）。

今天，浦东的商业楼宇还在建造不停，空置着的很多。楼价却在上升。这些看来是互相矛盾的现象只有一个解释：人们在等待。他们下注投资而等待，期望着一旦中国解除外汇管制与金融管制，上海浦东会立刻成为一个有领导地位的金融中心。

统计的数字加不起来。一个从事统计的官方朋友，直言无法前后一贯地把数字组合。二〇〇五年，北京相当大幅地把过往统计的增长率提高，但这调整可没有算进产品与服务的质量是戏剧性地改进了。不止此也，大部分的省份统计的增长率，高于北京对整国的统计，有些高很多。二〇〇六年，广州报道该市的人均收入暴升，但主要是因为他们用产出总值除以户籍人口，忘记了数百万没有户籍的流动人口的产出贡献。没有疑问，二〇〇〇年起农民的生活直线上升，但官方的统计却说他们的增长率低于城市的。他们一定是用了户籍人口算，因为没有谁知道多少农民「流动」去了。我认为三分之一以上的劳动人口在国内流动。不知道这个陷阱，外间的机构几番报道，说中国的基尼系数正在危险地上升。这些报道脱离目标要以英里算。

*　感谢科斯、韦尔因、巴赛尔和张滔。他们细读了此文的初稿，提供了意见。

注一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London: 1982), Hobart Paper 84.

注二　当一九九七年上海宣布将在浦东建设一个新的国际机场，怀疑的人说旧机场的使用还没有达到饱和点。浦东的新机场一九九九启用，过了不久一条跑道不够。二〇〇五增加了一条跑道，二〇〇八再加一条及一个新的候机处。旧机场现正增建另一条跑道。这样看，上海每隔两年半就增加一条国际机场跑道了。

收费的公路与桥梁有类同的故事，本来亏蚀的没多久就赚钱。一位朋友惋惜卖掉一段公路，因为不久后满是车辆。一位来自台湾的规模不大的方便面生产商，五年后每天产出三千万包。从二〇〇〇到二〇〇六这六个年头，在中国投资的人差不多不能出错。可惜好景不常，到了二〇〇七年底，这乐观的景象不再。

第二节：思想的冲击

罗拔·蒙代尔，北京的荣誉市民，是科斯的仰慕者。听到老人家亲自策划一个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研讨会议，他建议要有一篇颂赞科斯的学术贡献的文章，而我是写这篇文章的适当人选。但科斯已经邀请我写这篇关于中国经改的开场主题，不是写科斯本人。我想，这里起笔说一下科斯的经济思想对中国的影响，也是适当的。这样做，我无可避免地要牵涉到自己，因为把科斯的思想介绍给中国同胞的只我一人。

一九七九我发表第一篇中语文章，题为《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注三）。这个古怪的题目是回应早一年我读到的、中国著名经济学者孙冶方发表的《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注四）。文革期间，孙先生说了这句话，被困坐牢七年。我当然同情他，但不同意他高举的马克思的价值与价格概念。我的长文只申述一点：资源稀缺，竞争无可避免；决定胜负要有准则，在无数可以采用的准则中，只有市价不会导致租值消散（注五）。我列举了多个不同的准则，包括排队轮购、论级分配等，指出必会有租值消散的浪费。只有市场价格这个准则没有，而市价的使用是基于有私产的存在（注六）。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该文在北京广泛流传，不少朋友说影响了后来中国差不多什么都收费的习惯。有系统地以中文解释科斯的界定资产权利与交易费用的理念，始于一九八二，见于《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的中译（注七）。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我开始热心地以中文下笔。《从科斯定律看共产政制》一九八四年一月发表（注八）。该文详细地讨论了畜牧与种麦的例子。到今天，我发表了大约一千五百篇中语文章，一半是关于经济的。经济改革与政策分析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吧。我不是个改革者。然而，抗战期间在广西差不多饿死了，今天作为还活着的老人，我对国家的关心无从掩饰。外人是否同意无所谓，只要他们读我写出来的。我相信任何人读任何人的文章，多多少少会受到影响。

没有更好的时间，没有更好的地方，也许没有比我这个写手更好的推销员，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推广科斯的思想。那时，国内的意识大门逐渐打开：同志们知道他们历来相信的不管用，要找新的去处。一九八二年五月，我获任香港大学的经济讲座教授，那是当时跟进中国发展的最佳位置。我对科斯的论著了然于胸，而众人皆知他是我的好朋友（注九）。我是个中国文化与历史专家，同志们不能对我说我不懂中国——他们对外人例必这样说。我可以用中文动笔，没多久就写出读者认为通俗、风格鲜明的文字。这一切之上是科斯的原创思想，当时容易推销。如果当时的中国像今天那样，我是不会那么幸运的。

首先是交易费用的思维。中国人在早前的制度中非常熟识那无数的琐碎麻烦，例如要背诵口号，要排队轮购，要搞关系，要走后门。他们每天要花几个小时做这些事。当我说如果这些费用减低，收入会飙升，就是最顽固的旧制度维护者也难以应对。当时的交易费用奇高，怪事天天有，这些大家都清楚，但我需要时间与多篇文章才能说服中国的朋友，如果制度不改，交易费用不会下降。这方面，应归功于我。

要改为哪种制度呢？不容易说服。我一九七九的文章指出的观点：市场价格是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准则，那些惯于排队数小时的人不难明白。然而，当我指出市价只能用于私有产权的制度，同志们不易接受。私字当头，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没有半点值得尊敬的含意，而私有产权更是直接地违反了北京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执著。

在这重要关键上，科斯的资产权利需要清楚界定这个思想大显神功。作为当时的经济科学推销员，我知道同样的产品有了个新的包装。一九八八年的秋天我带弗里德曼夫妇会见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时，赵先生急于向米尔顿解释资产权利界定的重要。这对话有存案，在好几个地方发表过。成功地推销科斯的经济观给总书记也应归功于我。今天，在百度，那普及的中文搜索引擎，「科斯定律」的几个译法出现过不止十万次。

同样重要的，是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我用上好些例子申述。当时的香港，土地是政府或皇家所有，一幅官地的私人业主只持有一纸长期的租用合约。当我在洛杉矶加大作学生时，借钱购买了一部细小的快意牌汽车。我是注册车主，银行是法定车主，但这两权的分离对我使用该车是没有影响的。科斯对权利界定的分析，在那一九六〇的鸿文中用上的多个精彩的实例，我看不到所有权是否私有对资源的使用有何重要（注十）。这话题的出现，是因为当时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九八三开始盛行的承包责任合约。我看到在逻辑上推到尽，这合约是准许私人使用资产但没有私人所有权。承包合约是这篇文章的重心所在，我稍后才详论。

让我跳到二〇〇六年八月于北京。周其仁给我看两本我自己的书：《中国的前途》（一九八五）与《再论中国》（一九八六）（注十一）。二者皆在香港出版，但被影印复制，扉页盖上一个「内部阅读」的印章。这些书是北京同志的内部或「秘密」读物。我从来没有那样高兴见到自己的书给人盗版（据说每书复印二千册）。在这两本结集中，科斯的影响是清楚而又广泛的。

注三　张五常，《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一九七九年十月《信报财经月刊》。

注四　孙冶方，《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一九七八年十月《光明日报》。

注五　租值消散是个重要论题，起于公共资源使用的分析：资源的租值，会因为没有约束的竞争使用，引起使用成本增加而消散了。由此引申，我指出只要不用市场价格，或市价被政策压制着，其它的竞争准则一定会出现，而某程度上这些其它准则必会导致租值消散。从租值消散的角度来解释经济行为是一个重要的法门，可惜经济学行内不重视。我的经验是分析交易费用时，采用租值消散这个通道非常有效。

有关读物，见Frank H. Knight, “Some Fallaci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Cost,”QuarterlyJournal of Economics (August 1924); H. Scott Gordon, “The Economic Theoryof a Common Property Resource: The Fishery,” Journal of PoliticalEconomy (April 1954); Steven N. S. Cheung, “The Structure of a Contractand the Theory of a Non-exclusive Resource,” Journal of Law andEconomics (April 1970); Idem, “A Theory of PriceControl,”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April 1974).

注六　采用市价是有费用的，但作为一个竞争准则，市价本身不会导致租值消散。关于采用市价的费用，见R. 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November1937); George J. Stigler,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Journal ofPolitical Economy (June 1961); Steven N. S. Cheung, “The Contractual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April 1983).

注七　张五常，《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一九八二，重刊于张五常，《中国的前途》，一九八五年八月初版，再版多次，今天由香港花千树出版。

注八　张五常，《从科斯定律看共产政制》，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发表于《信报》，转刊于《卖桔者言》，后者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初版，再版无数次，今天由香港花千树出版。

注九　一九八○年在底特律的美国经济学会的年会中，科斯催促我回到中国去，因为他听到中国有可能开放改革，而他认为我是向中国人解释经济制度运作的最佳人选。几个月后，我听到香港大学的经济讲座教授的位置将会空出。一九八二年五月获委此职，十八年后退休。

注十　R. 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Economics (October 1960). 在早一篇同样重要的文章里，科斯写道：「人们看来不明白的，是联邦传播委员要分配的，或者要在市场出售的，是以一件仪器传达信号的使用权。这样看问题，我们无须想到频率或无线广播的所有权谁属那边去。 Coase, “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Journal of Lawand Economics (October 1959), p. 33.

注十一　张五常，《中国的前途》与《再论中国》，二者皆再版多次，目前由花千树出版。

第三节：合约的一般概念（注十二）

艾智仁提出：任何社会，只要有稀缺，必有竞争，而决定胜者与负者的规则可以阐释为产权制度。作为他的入室弟子，加上后来受到中国经改的启发，我尝试从一个修改了的角度看世界。我的看法，是资源使用的竞争一定要受到约束，人类才可以生存，因为没有约束的竞争必然带来的租值消散，会灭绝人类。这些约束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或不同的权利结构，界定着经济制度的本质。

约束竞争的权利结构可分四大类，而任何社会通常是四类并存的。第一类是以资产界定权利，也即是私有产权了。第二类是以等级界定权利，也就是昔日中国的干部同志按资历级别的排列（注十三）。第三类约束竞争的法门是通过法例管制。最后，竞争也可以受风俗或宗教的约束。

因为约束竞争含意着互相同意的行为，或暗或明，或自愿或强迫，这就含意着合约的存在。不一定是在市场以市价交易的合约。一九八二我说过，一个国家的宪法是合约（注十四）。私有产权、等级排列、法例管制、风俗宗教，等等，以我之见，都是不同形式的合约安排。

这里介绍的合约的广泛概念是需要的。原则上，我们可以把为了约束竞争而界定权利视作一类合约，而把交换权利或市场合约视作另一类（虽然市价也是约束竞争的局限）（注十五）。困难是这两类合约好些时不容易分开，而在中国，这两类合约往往是织合为一的。我们稍后将会讨论这后者的有趣安排。

为了理解中国，我以合约的关系来看社会里的人际互动。一九七九在广州，见到不同职业的等级排列的细微划分使我震撼。某级别的同志可以分享一部汽车，或每隔一天可得鸡蛋一只，或有权到市场买鱼但不需要排队。这些现象有启发力。我最初的解释，是天生下来人是不平等的，如果在一个「无产」的社会中每个人平等地「无产」，人权一定要不平等才能找到社会的均衡。再过两年，我看到深入一点的真理：中国的等级排列其实是合约的约束，在资产本身没有权利界定的情况下，需要有这种排列界定来减低在竞争下的租值消散。

这里的重要含意，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必须有一种转移，要从以等级界定权利的制度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或者说要从一种合约安排转到另一种合约安排来约束竞争。这一点，我认为是解释中国三十年来的发展的重心所在。没有经过流血的革命而做到这种合约转移，可以视为奇迹，而我将指出，成功的关键，是中国用上一种刚好坐在上述的两种合约之间的另一种合约。后者称为承包责任合约。真正的奇迹可不是他们做到这重要的合约转移，而是他们达到的一种前所未见的经济制度。

既然在讨论一般性的理论，我要指出约束资源使用的竞争是需要费用的。这些费用被称为交易费用，实在有点误导。多年以来，我强调不同种类的交易费用只能在边际上分开，而验证假说所需要的，是指出这些费用的边际转变。我也曾经强调，交易费用不需要用金钱来量度，需要的是在不同的可以观察到的情况下，我们有本事排列交易费用的高低。不容易，但可以做到，我曾经无数次以观察到的现象转变来衡量交易费用的转变，作出准确的推断或解释。你可以不同意我对优质座位票价为何偏低的解释（注十六），但多年以来我对中国将会发生的事的推断，得分之高，不可能是看水晶球的成绩。

除了从边际转变的角度看，不同种类的交易费用无法分开，这逼使我为交易费用下一个广泛的定义：涵盖鲁宾逊一人世界中不存在的所有费用。这样看，交易费用是可以在一个完全没有交易的情况下出现的。我认为应该称为制度费用才对，即是只有社会才能出现的费用。我的论点是交易（或制度）费用的起因，主要是为约束使用资源的竞争，或者从上文提出的广义合约安排看，起于用合约来约束竞争的需要。结论是：只要竞争存在，交易或制度费用一定存在。换言之，说一个社会没有这些费用是矛盾的说法。

一九八二年，我指出如果交易或制度费用不存在，不会有市场。评论科斯定律时，我写道：

如果广义的交易费用真的是零，我们要接受消费者的意欲会不费分毫地准确表达；拍卖官与监察者会免费搜集与整理讯息；工作的人与其它生产要素会得到免费的指引，去从事与消费者的意欲完全吻合的产出；每个消费者获得的产品与服务，跟他的意欲会是一致的。仲裁者会免费地决定一个工作者或消费者的总收入：把他的边际产值，加上社会其它所有资源的租值的一个分成，这分成是依照大家不费分毫地同意的任何一种准则而决定的。如此推理，科斯的效果可以没有市价而达致。（注十七）

市场的存在是因为交易或社会费用不是零而起，跟科斯的经典公司分析和我早年的合约选择分析是没有冲突的（注十八）。说市场的出现是为了减低交易费用是近于定义性的了。然而，要解释座位票价或自助餐的安排，我们只须指出某些交易费用或制度费用的边际转变，但解释一个复杂的制度，或制度的转变，困难得多。

脑子闭塞，我的困难持续了差不多二十年。我不知道哪种交易或制度费用应该加进去来解释私产及市场的存在。我的广泛定义显示着这些费用无处不在，再没有加进的空间。二○○一年的一个晚上，我看到曙光：我们不是要加，而是要减这些费用，才能得到解答。

我跟着想到一篇只两页纸的文章，A.Bottomley一九六三发表的（注十九）。作者的论点，是的黎波里的草原极宜种植杏仁树，但因为草原公有，于是用作畜牧（注二十）。有价值的资源毫无约束地让公众使用的现象曾否出现过，我历来怀疑，但假设真有其事，租值消散是效果。那么，的黎波里的草原公用畜牧，其交易或制度费用是些什么呢？答案是消散了的租值！在我一九七四发表的关于价格管制的文章里，我指出租值消散是一种交易费用（注二十一）。的黎波里的例子，同样的看法比较困难，但在两方面土地的租值消散真的是交易或制度费用。一方面，租值消散不会在一人世界发生；另一方面，成本（这里指费用）是最高的代价——的黎波里的畜牧代价是种植杏仁树的土地租值。定义说，把草原转作种植杏仁树的用途的总交易或制度费用，一定不会低于租值的消散，否则这用途的转变会出现了。跟着的含意是，如果我们能认定这些费用在哪方面有了转变，制度的转变可以推断。这正是一九八一年我推断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的方法。

上述的观察，明显地说，如果的黎波里的草原是私有而种植了杏仁树，有三个结果。其一，土地的租值会上升而交易或制度费用会下降——这下降是减下去，在我们的例子中是租值代替了交易费用。其二，交易或制度费用的性质或类别是改变了，虽然这些费用永远不会下降至零。其三，从我们的广泛概念看，以合约安排来约束竞争，一种合约是取代了另一种。以我之见，后者是制度转变的正确意义。

上述的分析或看法，就是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的人也可能不熟识，但对理解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改革却至关重要。尤其是我在交易或社会费用与合约安排的知识的增长，主要是从中国的经验学习得来的成果。

很不幸，制度的转变或合约安排的转变，不一定是朝减低交易费用或增加租值的方向走。史密斯认为土地使用安排的转变是朝改进效率那方向走，不一定对（注二十二）。灾难性的安排单是二十世纪就出现过多次了。有时我想，人类可能有一天会因为自己的选择而毁灭自己。在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的假设下，人类自取灭亡的理论难以构想，虽然我尝试过好几次（注二十三）。我的老师赫舒拉发曾经以《力量的暗面》（The Dark Side of The Force）作为他出版的一本书名，这本书可能解释博弈理论今天在行内的盛行。我不赞同这个取向，因为我相信经济解释首要的，是辨识可以观察到的局限变动。可幸的是，以中国的经济改革而言，「力量的暗面」还没有大行其道。不管将来如何，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文化终于从深邃的黑洞中走出来了。我说过，这篇文章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究竟做对了些什么才出现了大家见到的壮观表演呢？

注十二　二○○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弗里德曼九十大寿那天，我写了《合约的一般理论》。（张五常，《制度的选择》，第五章，第一节。）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到八月九日，我发表了十一篇关于经济学的缺环的文章。（张五常，《经济学的缺环》与《从安排角度看经济缺环》，后者分十篇，《壹周刊》。）这系列是为准备写这篇献给科斯的长文而作的。我认为这里的第三节，与上述的合并起来，会有一个完整的合约一般理论。

注十三　安排有所不同，等级排列也可以在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机构见到。然而，在共产制度下的同志等级排列，在一些重点上与一家私营企业的排列不同，前者较为近于政府设立的机构，例如一间公立医院或一间公立大学。单从等级排列看，共产制度与私营企业的主要分别，是前者的市民或员工没有权不参与，而转换工作要得到政府的批准。自由选择工作会导致同志等级排列制度的瓦解。当一九八二年底见到自由转业在珠江三角洲开始出现时，我立刻为文说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会走回头路。在北方，工作的自由选择要到一九九二才开始，在邓小平于该年春天南下之后。

注十四　Cheung, WillChina Go Capitalist? (London 1982), Hobart Paper 84, Section II.

注十五　市价是约束竞争的局限。正如史密斯在《国富论》中写道：「给我那我需要的，你可以获得这你需要的……」(Cannan edition, p. 18). 一个市价存在。

注十六　Steven N. S. Cheung,“Why Are Better Seats ‘Underpriced’?”  Economic Inquiry (1997),pp. 512-522.

注十七　Cheung, WillChina Go Capitalist?  op. cit., Section III.

注十八　Coase, “TheNature of the Firm,” op. cit.; Cheung, “Transaction Costs, Risk Aversion,and the Choice of Contractual Arrangements,” Journal of Law andEconomics (April 1969), pp. 23-42.

注十九　Bottomley, “TheEffects of Common Ownership of Land Upon Resource Allocation inTripolitania,” Land Economics (February 1963).

注二十  在Cheung, “TheStructure of a Contract……” op. cit., 我补充说：「维护在公众土地的植树投资的成本高，因为植在地上的树是固定了的，但蓄牧却可以在晚上驱赶回家。」

注二十一　Cheung, “ATheory of Price Control,” op. cit.

注二十二　见Cheung, TheTheory of Share Tenan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pp.32-34.

注二十三　张五常，《从全球暖化说人类灭亡》，二○○七年二月二十二日；《世界末日好文章》，二○○七年三月八日。二文皆于《壹周刊》发表。

第四节：承包责任合约的演进

让我再次强调：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是要把等级界定权利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去。这是说，约束竞争的方法要改变。从前文提出的广义的合约概念看，约束竞争的合约安排要改变。这些合约不一定是大家熟知的市场合约，但还是合约，因为规限着人与人之间在社会竞争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要怎样才能把等级界定权利的制度转到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去呢？意识形态与政治考虑不论，八十年代初期出现的一个大困难，是这个转移含意着收入的分配要重新洗牌，既得利益份子不会接受。我当时的希望，是制度开始变换时会立刻导致总收入的跳升，以致收入排列位置下降了的人的收入还可以有增长。这收入跳升真的出现了：一九八三年，南中国有几个地区的增长率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虽然如此，制度的变换还是惹来此前的得益份子的反对。一九八五年四月，我为文建议国家出钱把等级权利买断（注二十四）。这建议带点幻想而又明显地困难，出乎意料地得到北京的一些言论支持。可是把等级权利买断终究没有出现。

另一种补偿的方法出现：贪污。一九八四中期，贪污开始盛行。起初我是欣慰的，因为贪污是替代了早些时的后门交易（注二十五）。这清楚地显示着等级排列的制度开始瓦解。但当北京于一九八五公布他们计划把产品分类管制，我立刻大声疾呼，说中国正在走上「印度之路」，指出如果贪污的权利被管制法例界定了，中国的改革会停顿下来（注二十六）。警告之下，北京的支持声浪变得强大了。产品分类管制是放弃了的。

我不同意一些人的看法，他们认为在管制法例下的贪污对经济发展有利。中国的经验不支持这观点。贪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反向关连，推翻了贪污对经济有贡献的说法。但是，如果一定要说一点贪污的好处，那就是用金钱补偿特权份子或减少他们对改革的抗拒。我也不同意中国今天的贪污无所不在的观点。仍然普及，但比起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初期，贪污下降了不少。我认识不少干部对自己的工作引以为傲，足以推翻贪污无处不在的说法。自一九九三起肃贪的行动有看头，而我将指出，肃贪是得到地区之间的竞争协助的。我认为比起其它亚洲国家，中国目前的贪污水平是偏低的。

从一种以合约界定权利的制度转到另一种，过程的初期中国幸运地得到一张有市价的合约协助。称为承包责任合约，用于农地功效立见。一九八六我写道：

那所谓承包责任合约，从最简单因而最完善的形式看，等于国家通过土地租约授予私有产权。这租约的年期可长可短，原则上是可以永久的。国家没有放弃土地的所有权，但使用权与收入权则为承租人独有。转让或出售可用转租的形式处理。政府的几种征收可以组合起来作为一个固定的租金，而因为这租金交给政府，就变为物业税。如果这土地租约是永久的，西方法律称fee simple，加上租约可以自由转让，则称fee simple absolute，是私产的最完善形式！（注二十七）

追查承包合约的发展，我得到同事蔡俊华慷慨地提供他搜集了多年的详尽资料，让我于一九八四发表一篇关于农业承包的文章（注二十八）。故事从一九五八开始，人民公社在整个国家推行了。广泛的饥荒出现，而这悲伤的回忆持续了二十年。为了减少饥寒交迫，人民公社引进了一连串的修改措施。首先是工分制；跟着是生产大队；跟着大队改为小队；到了一九七八，承包责任合约开始出现。「承包」在中文的意思，是「你担保完成由我指定的，你可以做你的事」。起初这承包合约只用于生产队，一九八一伸延到农户去，附带着指明的产出目标。到一九八三，合约的条件改为农户担保交出一个定额，余下来的归农户所有。开始时官方的征收有好几项而又复杂，随着时日的消磨逐步简化，到二〇〇五取消了农业税。有一段时期政府有权以管制的价格购买农产品，这价管在九十年代初期取消了。

承包合约在农业很成功是没有疑问的。不同地区的农地以各区的人口平均分配，主要以人头算，而农地使用的转让过了不久就通过转包的形式出现。但当承包合约引用到工业时，遇到不少困难。工业的运作，机械资产会变旧，也可能被盗去，而法律上国家职工不可以解雇。为了考查这些困难的底因，深圳选出三个青年协助我。工业承包合约的真实样本，有求必送。他们带我到工厂视察。有这些方便，我获得的却甚少。发展转变得太快，合约的条款不断地更改，使我难以找出有一般性的结论。

在这个时刻，大约一九八五吧，我强烈地建议把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希望这样国营的企业能比较容易地私有化（注二十九）。一九八六年，我被邀请到北京的首都钢铁厂去研讨他们的承包合约安排。在他们的宿舍住了几晚，讲了一次话。十六年后——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我被邀请到中共中央党校讲话。该校的商学院院长到机场接我，途中说当我在首钢讲话时，他在座。他说事后每个听众都受到警告，说不要相信我建议的把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和把界定了的使用权推到尽头。英雄所见略同——中国人这样说——过了不久，使用权与所有权的分离成为邓小平说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基础。

驶往党校途中，院长对我说，一九八六年他不可能想象自己有一天可以拥有一部电脑，但现在是隔一年换一部新的。听到这些话，我感触无限。像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知道没多久之前中国的情况，比起对过往知得不多的年轻人，这些年发生的事来得更属奇迹了。从机场到党校是颇长的路程，我意识到这位上了年纪的干部对中国的奇迹感到骄傲，而国家必定有很多像他那样的人，在重要关头站起来准备拼搏。

注二十四　张五常，《官商的天堂》，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二日发表于《信报》，其后转刊于《中国的前途》。

注二十五　「后门交易」是指偏袒的买卖。这些交易不是贪污，而是基于不同的等级排列有不同的权利。没有犯法。见张五常，《贪污的后患》，一九八五年一月三十日发表于《信报》，其后转刊于《中国的前途》。

注二十六　见Steven N. S. Cheung, “A Simpli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ofCorruption,”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July 1996).

注二十七　Steven N. S. Cheung, “China in Transition: Where Is She HeadingNow?”  Contemporary Policy Issues (October 1986).

注二十八　张五常，《从「大锅饭」到「大包干」》，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发表于《信报》，其后转刊于《中国的前途》。

注二十九　详细的解释可见于张五常，《再论中国》，第二与第三部分，共有九篇文章从一九八六年五月到一九八七年三月发表。

第五节：承包合约的扩张与县际竞争的兴起

承包合约用于农业是成功的，虽然要好些时日才简化为今天的可以转让的土地租约。在这过程中，执政者逐步减少了他们的操控，偏向于界定土地的使用权利。九十年代初期农产品的价格管制取消了，二○○五年取消了农业税，使农业的承包成为不需要付税的长期租约。形式上还是承包。就是今天，农地的买卖称作「转包」。

把承包合约引用到工业去有困难。八十年代中期我考查这项目时，主要的困难是工业的资产要折旧。维修保养与再投资的责任谁属，上头政府与下面国企之间常有争吵。我建议过些解决方案，包括发行可以转让的股票（注三十）。九十年代后期，发行股票开始实施，但主要是有垄断保障而有利润的国企。至于那些要亏蚀的无数国企，他们的资产净值早就下降至零。事实上，九十年代，执政的人要把亏蚀的国企免费送出去也不容易。

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困难。九十年代初期起，亏蚀的国企的困难再不是资产贬值——他们没有什么还可以折旧的了——而是要吃饭的国家职工没有补偿不能解雇。二十一世纪开始，这些亏蚀的国企成功地近于全面私有化，主要的协助是地价上升了。这点我将会解释。

令人失望的工业承包的经验，到头来却提供了一个有巨大价值的主意。大约一九八四年，那所谓「层层承包」的合约安排在工业出现。并不新奇，外间的工业称作「次承」，或称「分包」。西方称subcontracting，而众所周知，工业或建筑业的「subs」往往是好几层串连起来的。如果一定要在中国经济改革中选出一项关键的发展，我的选择是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农业的承包与工业的层层承包组合在一起。是非常重要的成就：这组合不是引用到个别农户或个别国企，而是引用到有地理界线划分的地区去。我认为这是今天中国的经济制度的重心所在。

一个长期不断地跟进这个制度的发展的人，可能觉得非常复杂，但到后来尘埃渐定，则可以看到这制度是直截了当而又理性的。没有在其它地方出现过。虽然制度中的每一部分都不是新的，但组合的方法与形式是创新而又有效能。

承包合约的组合引用到地区去的初期，不同地区的安排往往不同，变动频繁，要到大约一九九四这制度整体的共同特征才可以辨识。我开始领略到这制度有超凡之处，是一九九七我到昆山考查那里的发展。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是我前所未见的。二○○○年通缩终结，地区竞争的惊人活力使我震撼，但我要到二○○四的年底才能解通这制度运作的密码。

不怀疑执掌政权的人有本领，但我认为今天的中国制度不是个别天才想出来的。这制度是被经济的压力逼出来——有那么多人要吃饭，改革的浪潮震耳欲聋。处理当时的风起水涌，指导的原则可不是邓小平说过的名句：「摸着石头过河」，而是寡言的邓老曾经说的：「试一试，看一看。」

在细说这地区竞争制度之前，我要澄清一些名词。每个地区当然有它的专有名词，但它们的普通名词——市、镇等——可以有混淆。有些普通名词不同是因为起名于不同的时间，也有些经特别处理，直接由北京管辖。我喜欢用自己的地区分类，是干部朋友之间一致认同的。

中国的地区从上而下分七层，每层由地理界线划分，下一层必在上一层之内。最高层是国家，跟着到省，到市，到县，到镇，到村，最后到户。这七层是从上而下地以承包合约串连起来的。上下连串，但左右不连。地区竞争于是在有同样承包责任的地区出现，即是同层的不同地区互相竞争。

经济权力愈大，地区竞争愈激烈。今天的中国，主要的经济权力不在村，不在镇，不在市，不在省，也不在北京，而是在县的手上。理由是：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落在县之手。北京中央与次一层的省政府提供关于土地及其它经济政策的指导，有权更改地区的划分界线，有权调动地区的干部或把他们革职，也可以把不同地区的税收再分配。

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决定土地使用的权力最重要。没有土地就没有什么可以发展。土地得到有效率的运用，其它皆次要。如果在竞争下土地的租值上升，经济是在增长。科技的改进与资产及知识的积累当然重要——目前中国正迈步向这些方面走：私营的科技研究投资的增长率，今天的中国冠于地球。然而，如果人民吃不饱，科技及投资是没有什么用场的。处理好土地的使用，让广大的群众脱离饥寒交迫之境，经济会因为有储蓄、投资与科技改进的支持而上升。

竞争的激烈程度决定着土地使用效率的高低。人与人之间竞争，户与户之间竞争，机构与机构之竞争——传统的经济分析，这些是所有的竞争了。中国的情况，是在同层的地区互相竞争，而因为县的经济权力最大，这层的竞争最激烈。以我之见，多加了一层竞争是回答我说的「中国问题」的重要新意。

「县」往往被翻译为「郡」（county）。这是不对的。在中国，「市」的面积很大。平均一个市有八点六个县。二○○六年底，官方的统计，是整个国家有二千八百六十个县（或是同等级别的地区），各有高度的关于土地使用及日常经济决策的自主权。县的平均面积约三千平方公里，但差异很大。人口稀少的西部，县的面积一般是庞大的。人烟稠密的东部，县的面积约一千平方公里。我估计县的平均人口约四十五万，差异也是大的（注三十一）。

问题仍在——中心问题仍在：为什么县与县之间的竞争会是那样激烈呢？其它国家不是也有不同层面的地区划分吗？在中国经济制度的合约结构中，究竟是哪些基本因素促成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的局面，从而出现了大家都见到的近于奇观的经济增长？

注三十　见注二十九的文章，及张五常，《中国的经济革命》（1993），二○○二年四月增订再版（。

注三十一　通过承包合约而把经济权力授予县，这几年出现了一个有趣的议论：中国应该取消城市吗？赞成的认为：经济权力落在县之手，但政权却是城市的干部较高，冲突不容易避免，这会扰乱整个制度的运作。是复杂的话题，我没有跟进。二○○七财政年度起，县直接汇报财务事项到省政府，跳过了市，但其它政权还是市高于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