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切融合

　　与互联网等新兴技术密切融合是“四众”二次创业的主要特征。

　　改革开放初期的第一次创业浪潮，主要是指个体私营经济的繁荣与活跃。那时候，创业属于少数人甚至是个人对社会商品市场盈利机会的把握与探索。文革结束后，我国百废待兴，社会商品生产严重不足，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只要是生产出来的商品，大体都能找到销路。但受制于体制和观念障碍，个体私营企业主作为第一批“吃螃蟹”的创业者，最大的风险与挑战来自既定的框架约束。与第一次创业的社会总供求形势存在很大差异，当前我国社会总需求基本平衡，相当部分产业已经处于供过于求状态，创业机遇不仅在于创造新的供给，而且还在于新的供给能够创造持续增长的需求。在产能过剩和市场萎缩，以及相当部分技术、工艺、理念都已经发展成熟并达到所在领域最前沿，完全依靠个人或少数人的创造性，很难移植并转化为社会的主流模式。

　　因此，“二次创业”更需要多数人的合作与共同创造，互联网等新兴沟通方式的兴起，降低了沟通交流成本，减少了沟通障碍，因而成为当前我国社会“二次创业”的鲜明特征。

　　“四众”中的“众创”，是基于互联网创业创新服务平台的“汇众智搞创新”；“众包”，是借助互联网实现特定任务在社会层面的再分工，有助于创造灵活的就业方式；“众扶”的拓展，也离不开互联网平台的信息共享功能；“众筹”，则是由互联网平台完成小额、分散的社会直接融资，服务于小微创业和个人创业者。由此可见，“二次创业”离不开互联网技术和平台的健康稳定发展，“互联网+”行动，指出了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方向。

　　“互联网+”

　　能创造新价值

　　网络销售对传统门市店的替代，让人产生“互联网+”能否创造新价值的疑虑。比如，我们每天的食物总供应不会有大变化，通过互联网销售的替代，实际上同等减少了在超市的销售额，因而不会创造新的价值。这种观点存在一定合理性，但并不能完全概括“互联网+”在社会价值创造中的作用：

　　一是“互联网+”扩大了社会消费规模。传统门市店地理位置以及商品挑选比较成本限制了消费者每次购物的规模。将销售环节移植到互联网后，极大地降低了商品挑选比较成本，节约了公共交通费用，以及供货商门店租金节约转化为商品较大折扣等因素，将引诱消费者扩大消费规模，对社会总需求扩张形成正面持续冲击。更为重要的是互联网减少了社会供求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错位，因而增加了社会交易可能性集合。

　　二是“互联网+”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互联网销售的持续火热，带动了物流行业的繁荣发展，以顺丰快递为代表的民间快递公司迅速崛起。同时网络销售也促进了互联网销售平台的爆发式增长，带动了社会就业规模的扩张。通过网络、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对网络销售数据进行整合分析，将为金融业经营提供可靠的信用信息，降低了金融业经营的风险。

　　三是“互联网+”降低了社会运行与管理总成本。互联网对日常工作生活的渗透，极大地降低了社会信息沟通或获取成本，促进了社会交易的形成与结算，最终将会降低整个社会运行与管理的总成本。

　　四是“互联网+”本身也构成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行动，也必然涉及对网络基础设施的投资。为实现互联网平台数据的共享互通，以及完善网络监管，也将牵扯到对机器设备的投资，尽管这些投资与房地产业动辄千万以上的投资规模不可同日而语。综合分析看，基于互联网创业创新平台建设的“二次创业”，将给予我国经济转型的内在动力。

　　“二次创业”需要

　　包容鼓励的社会氛围

　　为推进我国社会“二次创业”，政府不仅需要持有包容和鼓励的态度，加强对相关创业创新项目与平台建设的支持与引导，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全社会积极营造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的舆论氛围。创业创新需要示范效应。通过创业创新获得巨大成功的案例和成功典范，始终是激励社会创业创新的最有效武器。过去我国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过去一年半股票指数上涨过快，财富效应发挥了很好的引导与示范作用，就曾经使得社会资金源源不断流入。

　　促进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还需要在全社会积极培育“搞实体”的社会风气。当前我国金融市场流动性充裕，但金融机构和投资者投资实体经济创业的积极性不高，很多资金通过使用各种杠杆参与了金融资产投资，催生了资产价格泡沫，蕴含了巨大的金融风险，降低了全社会投向实体经济创业项目的偏好，值得高度关注。归根结底，金融业价值创造，首先还是来自实体经济产出水平。推进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除了地方政府的扶持与引导外，更需要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只有减少了后顾之忧，创业创新者才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创投活动，实现真正价值创造。

　　综合来看，当前我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期待未来能够企稳回升，关键还是要积极促成全社会的“二次创业”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