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环保的巨大压力之下，以前农作物收获季节田间处处冒烟的问题受到高度关注。

　　去年初，国务院发文将秸秆禁烧工作纳入对各地大气污染防治实施情况的年度考核和终期考核范围。在安徽、河北等地，因为秸秆禁烧工作不力负责人被约谈甚至被免职的情况不断出现，但在加强封堵的同时，疏导变得更为关键。

　　然而，秸秆资源化利用涉及农民、企业、政府等多方的利益，需要平衡各方诉求，将整个产业化的链条打通，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如何将企业与农民利益捆绑？政府如何做好支持与监管？

　　带着这些问题，《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了在当地有“秸秆王”之称的内蒙古兴安盟科技局局长王永生。

　　遭遇收储运难题

　　NBD:兴安盟每年秸秆量多少，资源化利用率多高？

　　王永生：我们这边秸秆的资源化利用率不足40%。目前，我们的种植面积是1600万亩，保守估计秸秆量达到1500万吨以上，其中玉米1200万亩，按照一比一计算秸秆量是1200万吨，再就是杂粮杂豆和其他经济作物。在全国来说，秸秆量不算太大，但是，区域集中度好，组织化程度高，市场容量大。

　　NBD:政府每年都在秸秆禁烧上大力推进相关工作，但是问题依然较多，屡禁不止的背后主要是什么问题？

　　王永生：屡禁不止是因为没有把秸秆当成资源，更没有形成价值，被当成是废弃物，只要把秸秆综合利用起来，禁烧的问题就解决了，用“堵”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因为“堵”了这么长时间仍然不起作用，干部来了就不烧了，走了之后又冒烟了，这就是因为采取的是被动解决秸秆问题，主动的方式是把放错位的归位，体现出秸秆的价值，用积极的方式让秸秆转化增值。

　　要把秸秆作为农业的另一半，因为我们化肥、农药等供养，一半给了籽粒，另一半其实给了秸秆，我们只是把籽粒作为唯一的收获物进行收获，现在要把秸秆也作为收获物来对待，这才是完整的农业。

　　目前在秸秆的资源化利用上，主要是收储运系统不完备，抗击市场风险和道德风险的能力在弱化。我们的资源化利用率在全国只算中等水平，在禁烧上也才刚刚起步，只是初见成效，由原来老百姓把秸秆就地焚烧或集中焚烧，变成拉到家里进行加工，变成燃料和饲料。

　　存在骗取补贴问题

　　NBD:在秸秆资源化利用上，国家有哪些利好的鼓励政策，地方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补充政策？

　　王永生：国家出台了一些列政策，包括秸秆禁烧政策和秸秆综合利用政策。其，有一项政策是，一年转化10000吨秸秆，生产1000吨颗粒饲料以上，就可以申请财政补贴，补贴标准是每吨颗粒饲料或燃料260元，省级政府以下配套补贴不低于60元，如果补贴到位，必将对秸秆转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现在秸秆转化仍然处于高成本阶段，这是由于科技水平、技术水平等因素带来的，国家补贴正好能够有效弥补利润部分。

　　我们制定了一项政策，从今年初开始，利用3年时间，全盟的800个行政村屯每个村屯要建设一个秸秆转化厂，政府每年拿出5000万资金，每个加工厂补贴25万的设备费用。还有就是靠专业合作社牵头，实行股份制。

　　NBD:国家加地方财政共有320元/吨的补贴金额，应该是比较可观了，现在这个补贴落实得如何？

　　王永生：政策出台了以后，实施了一段时间，最后就中断了。

　　一开始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全国秸秆的转化量不到100万吨，政策出台以后一年时间秸秆转化量达到了550万吨。但是，550万吨里面的水分特别大，绝大多数是项目建成以后，骗取、套用财政资金，没有转化那么多，国家发现这个问题以后，这个政策就被暂停了。

　　现在我们是呼吁国家继续执行这项政策，搞试验示范的目的就是为国家制定政策或继续执行政策提供一些依据。

　　此前的这种补贴是直接补贴给企业，我们现在做补贴还是以企业为主，企业经营活了，才能保证转化，我们要吸收过去的教训，加强监管，制定强制的手段和惩治的措施，对骗取、套用财政资金的行为应该加强处罚，才能真正保护转化企业的合法利益，避免财政资金的“跑冒滴漏”，真正发挥财政资金的作用。

　　国家补贴应尽快恢复

　　NBD:一些企业在秸秆资源化利用上出现亏损问题，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王永生：在该领域亏损问题比较普遍，较为典型的是经常出现农民随意涨价的问题，这首先是农民的意识造成的，还有就是资源化利用的企业和农民的利益没有直接挂钩，没有建立起利益共同体。

　　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是完善收储运体系，一个是建立利益共同体，真正把老百姓作为企业原料的供应商，企业获得的利润要有一部分回馈给农民。

　　同时，我们探索走合作社的路子，合作社购买的机械为老百姓统一服务，免费帮老百姓收割粮食，但是，秸秆要提供给合作社，这样成本就降下来了。这些都是企业自己组织的，但农民比较认同，可能是今后推广的方向。

　　NBD:破解秸秆禁烧难、资源化利用率低、农民随意涨价等问题，从政府层面亟需解决什么问题，实现秸秆资源利用产业，中国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王永生：政府层面，一个是要积极出台扶持政策，完善产业标准，另一个强化服务、监管，再就是通过提高组织化程度，来化解市场的风险、道德风险。

　　我建议尽快恢复国家补贴政策，并增加配套监管措施。

　　秸秆资源产业化利用实际上已经起步，专家和学者多年的呼吁，已经上升到了决策层面，还有科学水平、技术水平的提高，让秸秆资源化转化已经不是问题，秸秆的多元化利用已经趟过了探水区，达到了市场化推广的程度，这些都是产业化应用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