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笔记侠（Notesman）

责任编辑 | 君莫笑

内容来源：2021年4月27日，林毅夫新作《论中国经济：挑战、底气与后劲》新书主题分享。

分享嘉宾：林毅夫，知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您阅读前，先思考：

为什么会出现百年大变局？

中国发展潜力有多大？

我们必须要做哪些改革才能让发展的潜力真正地释放出来？

2021年，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一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二是达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小目标。

在前面100年努力的基础之上，我们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迈进——将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分成两个阶段目标：到2035年，中国初步建设成一个中等的发达国家；到2049年，把中国建设成富强、民族、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目标都非常宏伟，要实现目标也面临不少挑战。与此同时，世界正面临新的科技革命，正处于一个新的、不稳定的局面。

面对这些问题，总书记讲：“我们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同时，总书记也提到：“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所以，今天我就想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和各位交流一下我的认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总书记在2018年6月份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时首次提出的论断。

1.经济基础影响百年变局

① 八国集团持续影响世界经济百年

1900年，八个工业化大国（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俄国、日本、奥匈帝国）的GDP占全世界的50.4%。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解体，加拿大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了七国集团，后来俄罗斯加入了，变成八国集团。

整个20世纪就是被这八个工业化国家所主导，尤其是美国。

G8（美、英、德、法、意、俄、日、加拿大）在2000年的GDP总和占全世界的47%，也就是从1900年的50.4%变成了2000年的时候47%，下降了3.4个百分点。

② 美国凭经济实力成主导全世界的国家

美国在19世纪末的经济规模就已经超过英国，一战后，英国国力渐衰，二战后，美国成为主导全世界的国家。在2000年，美国的GDP占到全世界的1/5还多一点点。

过去，国际上有点什么事，这八个国家开个会，做个决定，全世界就跟着走了。

但是，到了20世纪以后，这八个国家发现自己的经济在不断下降，逐渐地力不从心。最明显的是2008年出现了国际金融经济危机，G8就被G20所替代了。

③ 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为什么八国集团的经济规模会下滑得这么快？

最主要的原因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尤其是中国的崛起。

1949年，中国刚刚建国的时候，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经济规模只占全世界的4.2%。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经济规模只占全世界的4.9%。

经过改革开放的40年高速发展，在2014年，按照该购买力平价测算，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美国，变成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随着我国经济规模在全世界的提升，在全世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2.如何才能驾驭百年之大变局？

让世界恢复到一个新的、稳定的、有利于大家发展的格局的关键，是中国的发展。

① 经济发展是驾驭百年大变局的核心

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如果中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中国的经济规模会是美国的2倍，而且中国还会比美国发展得快。

更重要的是，中国有东部、中部、西部。东部发展相对快一点，如果人均GDP跟美国处于同一水平，平均劳动生产力水平、产业技术水平就会和美国相当。

现在，美国可以卡我们脖子，因为科技比我们强，可是当我们的科技产业跟它并驾齐驱了，它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卡中国的脖子了。

而且我们还有中西部10亿人口，目前的人均GDP大概是美国的1/3左右，还属于追赶的阶段。

在这种状况之下，美国就会服气了。

任何国家要发展，要创造就业，就要解决就业的问题，需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当前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在中国，美国为了自身的发展，为了就业，就必须跟中国搞好关系，中美两国如果搞好关系了，我想世界格局就稳定了。

② 中日之间的关系变化就是最好的参照

日本在1900年是八国列强之一，2000年也是G8的一份子，是唯一的亚洲的国家，整个20世纪，日本是亚洲的领头羊。

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了日本，日本右派心里就很不舒服，开始制造钓鱼岛等争端，希望阻碍中国的发展。

但现在日本为什么跟中国的关系又开始趋向缓和？

主要是因为中国现在的经济规模已经是日本的2.8倍，日本无法改变这个事实。

同时，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2008年以后，全世界每年30%的市场扩张在中国。日本为了解决国内的发展，需要和中国和好，追求合作共赢。

发展潜力还有多大？

改革开放后，从1978年到2020年，连续42年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2%，这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

1.悲观派对未来的发展前景不看好

中国已经维持了42年9.2%的增长，很多人对未来的发展前景不太乐观。主要体现在两方面：GDP增长前景不乐观、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增长缓慢。

① GDP增长前景不乐观

有人认为，过去能够快速发展是因为我们落后，我们在追赶。

据统计，2019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14128美元，这是根据2017年美元的购买力，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计算的。

也有学者研究发现，14128美元已经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了，德国在达到14128美元之后，后面16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只有2.3%，而德国还是被认为经济发展好的工业化国家。

再来看日本，从1975-1991年，同样16年，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只有4.4%。

日本、德国这种发展比较好的国家，它们在同样一个水平之下增长速度只有2%点多到4%点多。很多人就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大概也就是4%多一些，不够乐观。

②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增长缓慢

世界上出现人口老龄化的国家，经济化程度很慢。比如日本这些年的经济增长在1%左右。

因此，有人认为，我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了，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比前面更低，跟过去每年9.2%的增长相比，是一个非常大幅度的下滑。

2.乐观派依然看好中国的未来发展

① 传统产业的后来者优势

中国可以在改革开放以后连续42年达到9.2%的增长，靠的是在追赶阶段的后来者优势。

看后来者优势不是看现在的绝对水平多高，而是要看与追赶国家的差距有多大。

• 2019年，中国的人均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只有美国的22.6%。

• 德国是在1946年达到美国的22.6%，1946-1962年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达到9.4%。

• 日本是在1956年达到美国的22.6%，1956-1972年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达到9.6%。

• 韩国是在1985年达到美国的22.6%，1985-2001年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达到9%。

这里还要附带提一下，1998年，韩国遭遇了东亚金融经济危机，经济出现负增长。即使在这种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韩国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还有9.0%。

所以，我们要知道后来者优势不是看我们自己的绝对水平，是看我们跟发达国家的水平。所以，从后来者优势这个前提来讲，我觉得我们应该还有9%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潜力存在。

② 新经济的换道超车优势

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以后就开始发展经济，积累了上百年资本。

所以，人均户籍金融资本比我们多很多，这是它们的优势。

中国有德国、日本、韩国都不具备的新经济优势，如互联网、移动通讯、新能源等。

新经济的产品研发周期特别短，而且以人力资本投资为主，金融资本用得不多，因此，我们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至少可以并驾齐驱，甚至有换道超车的优势。

比如，如果研究需要硬件，我们有全世界最完整的配套产业链。新产品的研发出来以后，马上可以进入到中国的大市场。

根据胡润独角兽榜显示：创业不到十年、未上市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独角兽，2019年，全世界有484家，其中中国有206家，美国有203家。2020年，全世界586家，美国有233家，中国有227家。

我们和发达国家比，人力资本基本没有什么差距，可能还有优势。因为人力资本分为先天的聪明才智和后天的教育学习。

先天的聪明才智是常态分配的，中国是14亿人口的大国，所以我们天才多。

后天的教育学习，从幼儿园到大学，再到研究所，我们进而发达国家的差距非常小。尤其是新技术研发最主要是工科，而中国工科的人数在全世界是最多的。

③ 老龄化对增长潜力的影响较小

人口老龄化一般发生在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在过去一百多年平均每年的人均增长率是2%。

如果人口有1%的增长，老龄化增长率是3%，如果人口增长率有1.5%的增长，老龄化增长率可能就达到3.5%。

如果出现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就从平均3%、3.5%变成2%了，再加上一些社会经济问题，可能就更低一点。

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必须全部靠自主发明，虽然回报很高，但成功率低。

没有新技术发明，没有新产业出现，也就没有产业升级的空间。

中国现在还处于追赶阶段，即使人口不增长，还可以把人口从劳动力附加值比较低的产业配置到附加值比较高的产业，中间还会有技术升级、产业升级的空间，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快。

同时，我们的退休年龄在全世界可能算是最早，男的60岁退休，女的55岁退休，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普遍在65岁以上。

如果说因为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的供给少了，我们可以延缓退休年龄，增加劳动力供给。更重要的是，劳动力对生产的贡献不仅是数量的贡献，还有质量的贡献，我们可以用提高教育来提高劳动力的素质。

• 德国1946-1962年的年均增长率是9.4%，年均人口增长率是0.8%；

• 日本从1956-1972年的年均增长率是9.6%，年均人口增长率是1%；

• 韩国从1985-2001年的年均增长率是9%，年均人口增长率是0.9%；

• 中国2019年人口增长率是0.3%，将来可能会降到零。

即使把人口因素考虑进去，我想对增长潜力的影响顶最多是1%，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我经常在各种场合讲，中国在未来到2035年之前还有8%增长的潜力。

了解增长潜力就像买新车时了解最高时速一样，需要的时候可以开得很快，但是不见得要开那么快——有8%的增长潜力，也不见得要开足马力，达到8%峰值。尤其现在在新增长方面，我们追求的不是速度，而是高质量。

高质量增长要解决环境的问题，如“碳达峰”、“碳中和”。

其次，我们还要在增长过程当中实现共享，要解决城乡差距，东中西部的差距等等。再加上后来者优势的前提是要有自己的新技术。

无论如何，我相信从2021年到2035年，中国应该可以实现平均每年6%的增长。按照这样的速度，到2025年，人均GDP就可以跨越14535美元的门槛。

如果跨过了，我们就不是中等收入国家了，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要翻一番了，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同时，如果我们有8%的潜力，实现6%左右的增长，到2035年，人均GDP可以在202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如果翻一番，中国人均GDP就可以实现总书记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的目标。

因为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是14535美元，如果人均GDP达到23000美元，可以算是中等水平的高收入国家，这是将中国建设成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当我们达到22000或23000美元，发达国家应该在50000美元、60000美元。虽然还有差距，但是我们有后来者优势。

当然，要解决中美的争端，避免人家卡我们脖子的问题。我相信有6%的潜力来实现4%左右的增长应该还是游刃有余。

如果来能够实现4%左右的增长，到2049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大约是4.5万美元的水平应该可以实现。

届时，我们就是一个高收入国家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能够实现。

如何通过改革释放增长潜力？

对于2021-2035年6%左右的增长，以及2036-2049年4%左右的增长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认清我们自己的潜力，同时保持定力，做好自己的事情，深化改革，深化开放。

我倡导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而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是靠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

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我们有两个优势：传统产业上面，我们有后来者优势；在新经济、新产业革命上面，我们有换道超车的优势，其中，就要充分利用比较优势——这就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同时进行。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

要知道产业升级中有很多要给申请者的激励，要帮申请者克服软、硬基础设施的不足，同时也要知道我们是一个转型中国家，尤其中国的转型是采取渐进的双轨制。

起初，是老人老办法，给保护补贴。

而新人新办法，是放开准入，政府招商引资，设立工业园区，因势利导。

过去40多年，我们从原来只有计划经济一轨，到后来的计划和市场双轨并行。但是在转型过程中，为了老人老办法，政府对市场有很多干预。

1.有为政府

随着改革开放，产品市场基本上都放开了，但是要素市场还有很多堵点、淤点，因为政府还有很多为了保护补贴老产业，对要素市场进行了干预。

比如，用本来利率就很低的贷款和储蓄，来补贴资本密集的国有企业。随着资本的积累，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国有企业大部分也符合比较优势了。

现在，贷款利率都放开了。但是，存款利率还没有放开，所以存贷差还有3%。好处是银行的利润特别高，但这抑制了一般储蓄者收入的来源。

因此，利率市场化除了贷款利率放开，存款利率也要放开。

2.金融结构改革

金融市场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是配置资金，除了银行之外，还有股票市场。

改革开放初期，股票市场走的是审批制，符合实际情况。但是，合适的方式是注册制。

不过注册制怎么样来有序地进行，还要继续探索推动前进。

除了价格由市场来决定，很重要的就是金融结构，目前我们能发展的金融里面主要是银行和资本市场，还有一些公司债。

大银行主要是服务大企业，股票市场服务大企业和创新型企业。但是，我们经济当中的绝大多数还是农户，还是微型、小型、中型企业。

现在50%的税收来自于农户、微型、小型、中型企业，60%的GDP来自于农户、微型、小型、中型企业，80%的就业来自于农户、微型、小型、中型企业，但是他们在当前的金融结构下得不到金融支持。

金融应该服务实体经济，这是实体经济的大头。所以，要用新的金融科技来支持这些微型、小型、中型企业对资金的需求。

但是，金融科技的渗透还是有限的，因为只有在网上有金融交易的企业才有可能得到服务。因此，还要发展能够给农户、微型、小型、中型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安排。

3.其它要素配置

第一，土地。

土地是一个很重要的生产要素，城市的土地是国有招、拍、挂。但是，让农村的集体土地入市，才能够更好的配置。

第二，人才。

要让人才在市场中真的流动起来，每个人的能力得到最好的发挥。

户籍制度、房价过高都不利于人口流动，是制约人才市场的两大桎梏。所以，我们既要改革户籍制度，同时要让房价回归，房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第三，产权。

从政策上讲，不应该有产权歧视，应该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但也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这样才能更好地利用增长潜力。

第四，开放。

除了国内的改革，非常重要的是开放，因为我们现在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构建新的发展格局。好处是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不管外面风雨飘摇，我们都可以很稳定。

但是，同时经济要发展好，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要让国内循环跟国际循环相互促进，利用好国际资源，不过可能碰到“被卡脖子”的问题。

4.被美国卡脖子的问题

首先，美国能卡我们脖子的一定是在技术含量高的领域，是美国的比较优势，但是新技术的研发成本很高，研发出来后有多少预算决定了有多大的市场。

而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所以要卡脖子不是没有代价，多半会“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高科技企业如果卡中国的脖子，它很可能从高盈利变成低盈利，甚至是不盈利，会导研发的后劲就不足了，从企业的角度讲，企业是不愿意这么做的。

但是，美国政府为了维持霸权，宁可牺牲经济利益，给中国的展制造障碍。

中国走到今天，不管任何技术，只要我们愿意利用新型举国体制，短则一年，长则三年，一定能够攻克。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任何技术只要被中国攻克了，中国的生产成本会比其他国家低，它的市场就被中国占领了。

所以，开放既是我们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市场、两种资源，也是化解美国想跟中国脱钩的一个最好的办法。

总体来讲，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只要我们保持定力，深化改革，深化开放，是能够驾驭这个变局的。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到2049年第二个百年目标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能够实现，到那时全世界都达到一个新的稳定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