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始，经济危机就在资本主义世界频繁爆发，1873年的经济危机更是以“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著称。彼时，金本位制限制了货币对危机的反应，现代财政工具也未被广泛应用，各国政府如何选用政策工具才能使经济从危机中复苏？作者Peter H. Bent立足时代背景，从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条件改善角度着眼，探讨这一时期二者在推动危机后经济复苏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贸易保护是当时重塑经济活动为数不多的手段之一，各国政府通过提高关税保护国内幼稚产业从而刺激经济增长(List,1909;Amsden,1989;Juhász,2018)。同时，贸易条件的改善也与这一时期的产出增长相关，当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的比例朝向一国有利的方向移动时，即使是短暂的冲击也能永久地提高产出和平均增长率(Basu and Mcleod,1992）。作者首先以美国为例，比较了民主党执政期和共和党执政期政府应对危机采取措施的经济效果(见图1)。

图1绘制了1870—1913年美国平均关税率、贸易条件和产出的数据系列。左图红色竖线表示1893年的经济大衰退，绿色竖线显示了人均GDP回到危机前峰值的年份。由于民主党执政期实施的贸易自由化政策与当时国内的经济大萧条时期相重叠，这使得持保护主义观点的共和党人断言自由贸易政策延长了大萧条。当1897年共和党人威廉·麦金利就任总统后，关税税率被提至美国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结果同年经济就表现出从大萧条中复苏的态势。图中显示了这一时期美国的经济复苏与平均关税率的提高和贸易条件的改善不谋而合。

接下来，作者使用1870-1913年35个国家的年平均关税率、贸易条件和人均GDP数据验证二者如何与经济复苏相关联，数据来自Blattman et al. (2007)数据库。其中关税率的计算是依据一国当年进口税收收入与进口值之比获得，贸易条件使用该国出口与进口价格之比进行衡量。为捕捉关税或贸易条件在经济危机期的政策效应，作者定义了一个新变量，将经Hamilton过滤器提取的关税和贸易条件序列周期性成分，在危机年或衰退期大于或等于一个标准差原始序列的首个年份对应的观测值赋值为1，作为主要观察的政策解释变量。回归结果见下表1。

表中(a)行第1列显示了如果所有国家在危机后经历了关税税率的正向变化时，人均GDP的增长率约为3.4%；相比之下，如果没有经历正向变化(第2列)，增长率约1.2%；平均处理效应(第3列)显示，关税税率正向变化的政策效应为人均GDP增长2.1%。类似的，第(4)到(6)列显示了贸易条件改善时对人均GDP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贸易条件改善反而与人均GDP增长率的降低有关，作者认为这可能由于贸易条件的波动性会降低各国对外资流入的吸引力，产生了一个不吸引人的外商投资环境。

(b)—(f)行表示作者分别考虑到将时间点提至危机前、将样本期内任意时刻出现的正向变化赋值为1、控制初始较高平均关税率的国家、同时包括关税和贸易条件以及引入二者原始序列的情况，回归结果都与(a)非常接近。

更进一步，作者将样本国家划分为“核心”和“外围”，其中“核心”国家限定在美、英、德、意、法和澳大利亚发达经济体，回归结果(g)行显示。如果核心国家没有经历正向的关税变化，它们在危机时期的产出增长率会更高，换言之，此时贸易保护主义对欠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复苏有着独特帮助；如果核心国家没有经历贸易条件的正向变化，同样产出增长率会更高，这表明核心国家的复苏前景最好是在此期间有稳定的贸易条件。

如何才能摆脱金融危机的阴霾？本文作者结合历史背景发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经济复苏相关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融危机已成为现代经济中难以避免的部分，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去认识和理解危机后的经济复苏，毕竟“历史不会重演，但总是惊人的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