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期待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章程》似已浮出水面。架构精简、中国保持“一票否决权”(veto)是两大亮点。

昨日，有外媒报道称，近日所看到的《章程》复印件显示，要求由一个无报酬的、非常驻董事会来监管该行，这一点与世界银行(世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亚开行)不同。此外，该行的项目将向所有人开放投标，而亚开行的合同仅向成员国开放。中国在亚投行的持股比例为30%左右，印度的持股料为8%左右，分列第一、第二大股东。

事后，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执行长Marc Uzan独家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这一可能的结果对中国而言是好的开头。亚投行在治理、投票方面的进展速度已经大超预期(ahead of curve)，而不设常驻董事会则是重大创新，该行的高效或将对其他多边机构产生‘传染效应’(contagion effect)。”

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行等老牌多边机构将如何应对?IMF第一副总裁利普顿(David Lipton)近日在北京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时表示，已与亚投行筹备方会面，IMF可以将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与亚投行分享，这有助于该行作出基建融资决策。

打造高效多边机构“新范式”

5月22日，亚投行在新加坡结束了最后一次筹备谈判会议，但财政部至今尚未正式公布《章程》。而接近财政部国际司的人士会后向《第一财经日报》透露，亚投行多方谈判“顺利结束”。

《华尔街日报》所述的《章程》复印件也的确反映出了“顺利结束”四字的含义。

关于精简、高效，一个无报酬的、非常驻董事会无疑将达成预期，这可能是亚投行的最大突破。亚投行的治理结构主要包括三层：理事会、董事会和管理层。

精简的重要性以一个真实案例或更加直观。布鲁金斯学会的杜大伟称，常驻董事会每年要耗去世界银行大约7,000万美元的资金。他表示，自己在世界银行工作时，管理层与董事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有些紧张，因为常驻董事会人员希望在项目的初期就能了解相关情况。

而关于高效的重要性，曾在IMF任职的人士告诉记者，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陷入严重经济危机的韩国只剩下可怜的39亿美元外汇储备，为渡难关，政府不得不在当年11月向IMF申请了紧急救助贷款，然而这换来的是IMF相关人士“入住”韩国央行，实时干预其如何使用款项、并要求其按照IMF的标准实行财政紧缩，效率极低、效果不佳。

再例如，马赛KEDGE商学院资深供应链管理专家张峰向记者介绍：“之前在印度看到世界银行贷款的马路中间断贷停工几年在那里。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西方机构条条框框较多、进度较慢、标准高，因此印度可能很难满足发达国家的要求，亚投行应该不会出现类似问题。”

分析人士指出，IMF、世行之所以如此行事，势必是为了符合西方的“游戏规则”，而对于亚洲国家而言或许并不适合，因此亚投行如果能够切实履行精简、高效原则，无疑为世界塑造了多边机构“新范式”(new paradigm)，这也或许将传导至其他老牌多边机构，改善全球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