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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贾雷德·戴蒙德

来源：正和岛商业洞察（ID：zhenghedaoshangye）

许多人都认为，美国正面临一些严峻的问题，正经历一场渐进式危机，既有社会、政治层面的内部问题，也有国际关系等外部问题。

例如，不少美国人担心，中国的崛起将给美国带来威胁。在很多美国人看来，中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超越美国，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我们越来越频繁地听到这样一种论断：21世纪即将成为“亚洲世纪”，更具体地说会成为“中国世纪”。

我和大部分美国人一样，都不能对上面提到的问题一笑置之。

在我的有生之年，几乎每个10年，美国都会经历一些问题，使美国人坚信这是有史以来最艰巨的10年。

例如，20世纪40年代，美国与日本及纳粹德国在二战中对峙；50年代，美国和苏联上演了冷战；60年代，古巴导弹危机和越南战争撕裂了美国社会。

可即使这样，我还是不得不承认：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当真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令人焦虑10年。美国目前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不是2020年总统选举这种迫在眉睫的问题，而是下一个10年，依然会面临的那些最为重要的问题。

1

政治极化

在威胁美国民主的基础性问题中，排在首位的、最可怕的，是政治妥协的加速崩溃。

政治妥协是民主政体拥有的基本优势之一，因为它能在预防多数人的暴  政的同时，防止心灰意冷的少数派造成政府瘫痪。

举例来说，当国会代表各持己见、僵持不下，且各方观点都未能获得足够多的支持者，因而都无法被通过时，各方必须达成某种妥协，政府才能采取实际行动。

在美国历史上，除了引发1861～1865年美国内战的那次明显的政治妥协崩溃之外，我们通常都能达成政治妥协。

然而，大概从2005年开始，在美国，政治妥协的形势不断恶化。不光是美国的两大主要政党之间，就连各政党内部的激进派和温和派之间也出现了妥协崩溃的情况。

这种情况在共和党内部尤为严重，与民主党达成妥协的温和派共和党候选人在竞选连任时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共和党内的激进派。

后果是2014～2016年，国会通过法案的数量是近期美国历史上最少的，致使预算的通过也落后于原定的计划，这为政府停摆埋下隐患，或者说加速了政府的停摆。

在美国，政治妥协崩溃的表现，包括程序性阻挠议事和阻止任命总统提名的政府职位候选人。

程序性阻挠议事，指的是反对某项提案的参议员通过发表冗长的反对意见，或是威胁要这么做，以达到强行使对方做出妥协或撤回此项提案的目的。

在实际操作中，原本会被多数派击败却意志坚定的少数派，可使用程序性阻挠议事策略，强行与多数派达成妥协；而心志坚定的绝对多数派，可通过“终结讨论”，拒绝与少数派达成妥协。

尽管存在权力滥用的可能，但这一体系在美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还是管用的。

然而，民主党总统奥巴马在2008年当选后，共和党人仅在4年间，就通过程序性阻挠议事策略，否决了他提名的79名政府职位候选人，比过去整整220年间的总数还要多。

在2012～2016年，即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任期期间，由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批准的总统提名法官人数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最少的，批准的联邦上诉法院法官人数是自19世纪以来最少的。

参议院拒绝总统提名的政府职位候选人时，常见的策略是拒绝召开讨论该提名的参议院委员会会议，以及针对已通过的提名，拒绝发起正式的参议院投票。

比如，一名候选人可能没机会上任，因为一直没等到参议院的投票，或在投票之前，他已经过世了。甚至一些比法官或大使职位的影响力要小很多，没那么重要的职位也会遭到阻挠。

美国人整体上正变得越来越极化，在政治上越来越不愿妥协。只需看看2016年总统大选的结果分布图，就可以发现，我们的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基本上是民主党的大本营，内陆地区和乡村则是共和党的天下。

各党派内部正日益走向同质化，在意识形态上越来越极端：共和党人愈加趋向保守，民主党人愈加趋向自由主义，而两党中温和派的身影逐渐消失。

调查显示，不少支持其中一党的美国人对另外一党越来越不能容忍，将其视为美国福祉的真正威胁，不愿意成为对方党派支持者的亲属或伴侣，而且期望生活在一个人人都与自己持相同政治观点的社区里。

2

低投票率

如果一个国家明文规定实行民主政体，但公民不参加投票或不能投票，那么这样的国家不配被称为民主国家。以此标准来看，美国差不多只能算是半个民主国家。拥有投票资格的美国公民中，几乎有一半甚至连最重要的总统大选投票也不参加。

在最近4次的总统大选中，每次都有近1亿拥有投票资格的美国人没有参与投票。不参加总统以下层级选举投票的公民比重就更高了。例如，在最近的一次洛杉矶市长选举中，有80%符合条件的选民都没有投出选票。

以不同方式衡量选举中的选民投票率，均指向了同一个结论：在富裕的民主国家（即所谓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美国在选民投票率这一项上是垫底的。

先看其他民主国家的情况：澳大利亚的选民投票率是93%，比利时是89%，其他大部分的欧洲国家和东亚民主国家是58%~80%。自1999年恢复自由民主选举，印度尼西亚的投票率为86%~90%，而自1948年以来，意大利的投票率最高时达93%。

相比之下，在历届总统大选中，美国选民的投票率平均仅为60%，历届国会中期选举的平均投票率则是40%。在当代美国历史上，最高纪录是在2008年总统大选中创下的，却只有62%，远低于意大利或印度尼西亚近年来的最低值。

当美国的登记选民被问到为何无意参与投票时，他们最常给出的回答是：不信任自己的政府，对投票的价值没有信心，或对政治不感兴趣。

此外，许多拥有投票资格的美国人未参与投票还有一个原因：他们无法投票，因为他们没有登记自己的选民身份。

截至目前，大部分的州已经实施（有14个州）或者正在考虑实施这种规定：要求潜在选民出示带照片身份证明（通常是驾照或者护照）。

这个制度设计成功剥夺了一些群体的投票权利。潜在白人选民中拥有带照片身份证明的人的比例，比非裔美国人或拉丁裔美国人要高（根据不同的年龄层，最高可达3倍之差）；富人中拥有带照片身份证明的人的比例也比穷人高。

有些州“对选民不友好”。亚拉巴马州在非裔人口居多的几个县开放的机动车驾驶管理处，每个月只开放1天；得克萨斯州只有1/3的县保留了机动车驾驶管理处，潜在选民最远要跑到250英里（约400公里）外的地方去登记。

有些州要求选民在选举日之前很短的时间段内完成登记，或仅在上班时间开放选举办公室。然而，较贫困的群体（包括我们最大的少数族裔群体）都要工作，无法把时间浪费在排长队上。

所有这些投票障碍共同造成了以下结果：在年收入15万美元以上的美国人当中，选民投票率超过80%；在年收入低于2万美元的美国人中，选民投票率还不到50%。

这些障碍左右着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还会对国会、州和地方层级许多势均力敌的选举竞争造成影响。而一旦美国人不愿意投票，或根本就不能投票，那我们的民主优势就会渐渐消失。

3

不平等与阶级固化

对于哪个主要民主国家最不平等这一问题，所有的量化指标和衡量方法都指向了同一个答案：美国。

美国经济不平等程度不断加剧，一些衡量结果被频频提及，且广为人知。例如，美国最富裕的1%群体的收入占未调整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从20世纪70年代的不到10%升至今天的25%以上。

在美国富人阶层的内部，不平等的情况也在加剧：最富裕的1%群体的收入增加比例要远远大于最富裕的5%群体；最富裕的0.1%群体的收入增加比例又大于最富裕的1%群体。

目前最富裕的三个美国人（贝佐斯、盖茨和巴菲特）的净资产加起来，等于1.3亿最贫穷的美国人的净资产总值。美国的亿万富翁占总人口的比例是最高的，是位列第二的主要民主国家（加拿大和德国）的两倍，是大部分其他主要民主国家的7倍。

早在1980年，一名美国CEO的平均收入就已是同公司内一名普通员工的40倍，而如今，美国CEO的收入已达到同公司内普通员工的几百倍。

虽然美国富人的经济地位要高于其他主要民主国家的富人，但美国穷人的经济地位也要低于其他主要民主国家的穷人。

和经济不平等问题密切相关的，是社会经济流动性问题，也就是个体克服经济不平等，从穷人成为富人的可能性。

美国人相信一个一穷二白、两手空空来到美国的移民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变成富人，但这一信念真的能实现吗？

社会科学家曾对此进行研究，结论是：美国的社会经济流动性比其他主要民主国家要低，而在收入的代际相关性方面则比其他主要民主国家要高。

例如，如果一个美国人的父亲属于同代人中最穷的20%群体，则这个美国人有42%的可能也会成为同代人中最穷的20%群体，而一个人通过白手起家成为美国最富有的20%群体的可能性只有8%。

遗憾的是，这个问题陷入了恶性循环：近几十年，美国的经济不平等程度在不断加深，而社会经济流动性在不断下降。美国政府受到富人的影响越来越大，结果是政府会通过迎合富人的法律，这提高了代表富人利益的候选人赢得下一场选举的可能性，这些人在赢得选举后会通过更多迎合富人的法律条款，从而导致美国政府更多地受到富人的影响……

这听上去像个烂笑话，却是美国当代历史的真实写照。我们所坚持的“白手起家”的信念并不现实。“白手起家”在美国的可行性，比在其他主要民主国家要低。

4

未来投入减少

就科学和技术领域而言，美国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美国40%的经济产出都来源于这两个领域，该比例比其他任何主要的民主国家都高。

到目前为止，在每一个主要的科学领域，如化学、物理、生物等，美国贡献的高质量科学文献数量都领先世界。世界上半数的顶尖科研机构都是美国的。美国在研发上的绝对支出也是世界领先的。

但有一个因素令人感到悲观：美国政府在教育、基础设施、非军事研发等公共用途领域的投入不断减少，而在毫无经济利润可言的领域投入巨大。

当然，大部分的投资都是私人投资，投资者期望获利。很多潜在收益无法吸引私人投资，因为收益期太长（如普及初等教育的收益），或收益会扩散到整个社会（如消防部门、道路的投资收益）。

如此一来，美国从前建立在高水平劳动力、高科技水平基础上的比较优势，正逐渐消失，其原因至少体现为以下三个趋势：

第一，至少自21世纪初起，美国政府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支出已经在减少。在州政府层面，高等教育拨款的增长速度仅为监狱拨款增长速度的1/25，甚至有十多个州对监狱的支出已经超过它们对高等教育的支出。

第二，从世界标准来看，美国学生的表现正在不断退步。现在，在对数学、科学的理解和考试分数方面，美国学生的表现在主要民主国家中排名较低。

在芬兰、德国和其他主要民主国家，（中小学）教师吸引了最顶尖的毕业生，因为收入、社会地位高，也少有人跳槽或转行。相比之下，在所有主要的民主国家中，美国教师的相对工资最低。

另外，韩国、新加坡和芬兰的所有教师读书时的成绩都排在自己班级的前1/3，可几乎有一半的美国教师读书时的成绩排在自己的班级的后1/3。

第三，美国的教育质量在州和州之间以及州内存在巨大差异。在美国，教育拨款和制定教育标准的责任落到了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头上。各州在公共高等教育上的学生人均支出相差高达11倍。

在较贫穷的区域或较贫穷的州，学校得到的财政支持会较少。同一区域内，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也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美国政府对公立学校投入的减少，以及学生受教育机会的巨大差异，意味着美国在缩减对大部分国民未来的投入。没有这些投入，美国经济迄今所享受到的比较优势，在将来可能不复存在。

5

结语

虽然美国人越来越担心自己国家的状况，但极化、低选民投票率和选民登记障碍、不平等和社会经济流动性下降，以及对教育和公共领域投入的减少这些根本性问题，尚未成为国民共识。

很大部分的美国政治家和选民正努力让这些问题变得更糟，而不是去解决它们。太多美国人试图把问题归咎到别人身上，他们最喜欢将中国、墨西哥和非法移民作为替罪羊。

有钱有势的美国人意识到美国出问题时，首先选择为自己和家人找好退路，以逃避美国社会出现的问题，而不是贡献自己的财富和力量去寻找解决方案。

目前，最受他们欢迎的逃避策略是在新西兰购置房产，或花一大笔钱将废弃的美国地下核弹发射井改造成奢华的防御地堡。

可是，如果整个美国都逐渐陷入崩溃，地堡中的奢华文明缩影和新西兰与世隔绝的房产，又能够存活多久？以下这段对话充分反映了这一问题：

问：美国何时会严肃地看待自己的问题？

答：当那些有钱有势的美国人终于意识到自己的人身安全不受保障的时候。

对于这个回答，我还想补充：如果大部分美国人一直处于愤怒、挫败并且绝望无助的状态，那么有钱有势的美国人无论做什么，都无法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

以上内容摘自贾雷德·戴蒙德的最新著作《剧变》。

温馨提示：投资有风险，选择需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