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所发布的物价指数显示，虽然现阶段中国经济尚未陷入全面通缩，但结构性通缩已经显现。2015年1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0.8%，自2009年11月以来首次低于1%；同期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下降4.3%，连续35个月负增长。作为整体物价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PPI指数持续负增长，并且带动CPI涨幅不断收窄，表明当前经济结构性通缩确定无疑。

　　引发经济结构性通缩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持续性大幅跌落，输入性通缩压力加大；二是前期货币政策偏紧，未能及时降息与降准，该加油门时却踩住刹车不放，对于正常经济活动形成人为抑制。

　　尤其需要引起决策部门警惕的是，目前经济领域已经出现了较强烈的全面通缩预期。人们普遍担忧，2015年内结构性通缩有很大可能向全面性通缩发展，CPI与PPI或双双进入负增长通道。正是这种通缩预期的存在，使得投资盈利前景黯淡，抑制了许多领域中的投资活动。消费品价格水平预期走低，也使得消费者持币观望，压缩和推迟即期购买。受此影响，一段时期内我国内需将一步减弱，加剧产能过剩，致使经济下行压力额外增加。由此可见，对于不断增强的经济通缩预期，必须未雨绸缪，采取有力措施及时化解。这是经济稳增长的迫切要求，更是现阶段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如何治理中国经济通缩预期？当务之急是要做好三件事。

　　一是督促已批复投资项目尽快开工。近期决策层再次强调，要增加有效投资。这是因为目前固定资产投资仍然占据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半壁河山，经济增长稳定器的作用短时期内难以替代。为此有关部门密集批复了一大批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粗略估算总投资额已有数万亿元之多。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上述投资项目应在 2015年上半年内迅速开工，形成实实在在的建设施工量，推动金属、水泥、工程机械等投资品消费量的稳定增长。否则，就不能形成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有效投资，难以产生生产与消费的强大需求基础，经济通缩预期自然不能消除，经济稳增长将大打折扣。

　　二是实施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目前世界主要国家央行[微博]都在实施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对抗最大“经济敌人”——通货紧缩和通缩预期。尤其是不久前欧洲央行推出QE，估算向市场注入流动性超过1万亿欧元。受到日本、瑞士、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央行货币宽松大潮影响，美联储有可能推迟加息，致使全球货币战争硝烟弥漫。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央行也应采取降息、降准的宽松措施，以顺应潮流，承担相应的抗通缩责任。另一方面，已批复投资项目尽快开工，也需要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予以支持。虽然去年末和今年初人民银行[微博]有过一次全面降息与降准，以及多次定向降准，但继续宽松空间仍存。毕竟目前中国存款准备金率之高仍为世界各国前所未有。现在国内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超过 5%，远远高于发达国家接近零的利率水平，中国工商企业利息负担实在太重。所以2015年内人民银行还应当数次全面降准和降息，使存款准备金率逐步回归正常水平，金融机构利息水平逐步向发达国家靠拢。这是防范通缩及通缩预期的重要措施。

　　三是主导人民币适度贬值。一段时期以来，中国外贸出口增速持续回落，今年1月更是出现负增长。究其原因，除了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劳动力成本上升外，还在于持续多年人民币单边升值的累积效应释放。因此，有关部门应当因势利导，借助经济增速下行、财政赤字扩大、国际收支盈余下降、外汇储备减少，以及美联储加息预期等条件，主导人民币适度贬值，作为支持出口，对抗输入通缩的一项重要举措。当然，人民币贬值也要掌握节奏，2015年内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幅度控制在3%左右，最多不要超过5%。

　　只要我们做好了上述三件事，相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经济通缩预期，对经济走势以及商品市场、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等各类市场产生积极影响。

　　看不懂的平减指数

　　GDP总值分现价与不变价两种，不变价经济增长率乘以GDP平减指数，就是现价经济增长率。在中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平减指数统计，而是用CPI 与PPI指数来合成。比如1978-2013年间的CPI增长年率是2.5%，PPI增长年率是1.9%，同期的GDP平减指数基本是CPI与PPI之和，即4.4%。

　　2014年GDP增长率是7.4%，CPI是2%，PPI是-1.9%，所以若按历史规律和沿用的方法，GDP平减指数本应基本为“0”，但按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计算，去年GDP的现价增长率是11.9%，所以平减指数是4.19%，即平减指数与CPI、PPI的关系出现了显著背离。

　　如果看2014年前三季度，GDP平减指数是1%，而前三季的CPI增速为2.3%，PPI增速是-1.8%，两者之和约为0.5%；四季度 CPI平均值是1.5%，PPI是-2.8%，两者之和约为-1.3%，而四季度的现价GDP增长率却是19.2%，实际增长率是7.3%，则平减指数竟高达11.1%。所以，平减指数与CPI、PPI的严重背离主要是发生在四季度的统计中。

　　如果GDP平减指数发生异常变化，肯定会在增长结构上有所表现。由于在GDP总值中，工业占36%，服务业占48%，所以下面我们主要看工业与服务业的平减指数与CPI、PPI的关系。2014年四季度工业不变价增长率为7%，现价增长率却为15%，平减指数为7.5%，但四季度的PPI增速却是-2.7%，其中12月已降到-3.3%，所以四季度工业增加值平减指数与PPI的背离就高达10个百分点以上。而服务业四季度不变价增长率是 8.1%，现价增长率竟高达28.8%，平减指数为19.1%，但按照统计局的服务业价格统计，去年四季度是1.9%，所以服务业增加值平减指数与服务业 CPI的背离更高达17个百分点以上。

　　GDP平减指数与CPI、PPI同源，都是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价格水平的反映，所以不可能CPI、PPI向下，而平减指数向上。去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在下行过程中开始显露出通缩迹象，表现为各类价格指数的逐季走低。但进入四季度，虽然CPI与PPI的通缩势头更加明显，平减指数却脱离了消费物价与工业品物价的走势，突然拔高到11.1%。2005年和2007年是新世纪(66.07, -4.70, -6.64%)以来中国的两个严重通胀的年份，GDP平减指数也没有高过8%，而若平减指数高过10%，CPI与PPI本应都该高过5%，我们看到的应该是严重通胀形势，这与当前的通缩形势完全不符。

　　还有一个观察角度，就是各地区GDP平减指数的变动情况，因为全国GDP是在各地区上报数字基础上的汇总处理，如果各地区的平减指数与国家统计局的平减指数大体相符，则去年全国GDP平减指数与CPI、PPI增速的背离也有根据。由此我计算了GDP总值排在全国前16位的省、市、区GDP平减指数情况，这16省市2014年经济总值占全国总量的82%，应有足够的代表性。在这16省市中，去年平减指数高于1%的只有5省市，最高的是上海和北京 (1.9%)，有10省市在1%以下，其中还有6省市是负值，最低的河北只有-2.4%。但是全国的统计结果是4.19%。显然，去年全国GDP平减指数的高估，不是出在省市。

　　看不懂的经济增长率

　　笔者不仅是对平减指数看不懂，对实际经济增长率更看不懂，还是从发电、运力和货币这三个与经济增长相关性最强的指标来分析。

　　先看发电量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十五”期间国内GDP平均增速9.8%，发电量增速为13%；“十一五”期间GDP平均增速是11.2%，发电量增速为11%。“十二五”前三年的GDP平均增速8.2%，发电量平均增长8.7%。可见新千年以来，包括次贷危机以来，发电量增长率始终高于同期经济增长率。但是去年经济增长率7.4%，发电量增长率却只有3.2%。从时段看，去年上半年，发电量增长率5.7%，GDP增长率7.4%；三季度发电量下降到1.7%，GDP增长率还是7.4%；四季度发电量下降到1.3%，GDP增长率只微弱下降到7.3%。所以发电量与统计经济增长率的背离，主要是发生在去年下半年，尤其是四季度。

　　如果发电量大幅低于经济增长率，那只有一个解释就是用电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工业用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3/4，在工业用电中重工业又占八成以上，所以如果是经济增长大量节电，必然是因为重工业用电比重大幅度下降。但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数据，去年工业用电中，重工业比重是83.3%，2013 年是83.4%，只有0.1个百分点的变化。显然，去年中国的用电结构并未发生显著有利于节电的变化，那为何发电量却与经济增长率发生了严重背离？

　　如果按经济增长与发电量1:1的比例计算，去年实际经济增长率可能已经下降到只有3.2%，四季度只有1.3%。由于四季度用CPI、PPI加总的平减指数已经是负值，现价经济增长率进入去年四季度可能已经是负增长。这个情况与2014年8月以来企业利润就已进入负增长，四季度负增长 4.8%，12月份负增长8%的情况，也是相匹配的。

　　再看铁路货运情况。新千年以来，经济增长率与铁路货运量的比率平均是1：0.63，即经济增长1%，铁路货运量相应增长0.6%。按照这个关系，去年经济增长了7.4%，铁路货运量至少应增长4%。但是去年上半年，全国铁路货运量下降2.1%，三季度下降2.5%，四季度下降7.8%，其中 11月下降6.9%，12月份下降11.4%，这是前所未有的降幅。按照四季度铁路货运量的巨大降幅，四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应该已经下到“零”以下。这些情况都说明，自去年8月工业增长率突降2.1个百分点开始，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出现了“断崖式衰退”。

　　再看货币。货币主要看M1，因为M1是交易中的货币，如果看贷款，在经济不活跃的时候，企业获得贷款会存而不用，就会表现为虽然贷款与M2的增长率都很高，但M1增长率很低，所以经济增长的势头强弱，主要与M1的增长率相关。

　　新千年以来，M1的年均增长率为15.3%，是同期经济增长率的1.5倍。2011-2013年，经济增长率年均8.2%，同期M1增长率年均也为8.2%，是1：1的关系。但是去年M1只增长了3.2%，这个增长率是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有货币供应量统计后未曾有过的低值。2012年一季度也曾出现过M1为3.4%的增长率，但以后又逐渐恢复，全年仍上升到6.5%。去年上半年，M1增长率还在8.9%的高位，但到9月末下降到4.8%，四季度就降到了3.2%，所以主要是在四季度发生了萎缩，与2013年四季度相比，M1新增额从2.5万亿元减少到2.1万亿元，但四季度统计的现价GDP新增额却有3.5万亿元，这个GDP增加额就显得不真实，何况去年四季度股市开始活跃，大量货币交易是服务于股市而非实体经济。

　　综上所述，如果按照消费与工业物价走势，以及电力、运输和货币所表现出的经济运行态势，去年的实际经济增长水平可能已经“破5”，现价增长率更可能在去年四季度已经进入负值。

　　目前唯一与经济严重下行不匹配的情况是就业，但这其中恐怕也有水分。不是说失业率指标不准，因为的确还没有出现大量失业的情况，而是从生产积压情况越来越严重来看。反映生产积压的指标是产成品库存增长率。如果产成品增长高于生产增长，就表明销售不畅；如果产成品增长大幅高出工业生产增长率，企业就不是为市场而是为库存生产。由于产品不能实现销售，生产过程的维持，如购买原材料、燃料动力和支付工资，不是要动用以前的利润结存，就是要用银行贷款或社会融资来支付，因此是不可能持久的，一旦企业利润结存耗光、信用耗光，为库存而生产的过程就必然走到尽头。

　　去年现价计算的工业增长率是6.3%，统计局公布的产成品增长率也是现价的，是12.6%，正好是现价工业增长率的一倍。新千年以来，现价工业增速与产成品增速的关系平均是1：1，2011-2013年平均是1:0.98，还是接近1：1，而去年则是1：2。这种变化，说明企业的生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在为市场需求生产，而是在靠吃老本和借贷来维持企业运转，则就业的状况即使好，也是难以持久的。另一方面，没有企业愿意为库存生产，出现这种情况，是企业为了维持不关门、职工队伍不散而在苦撑，如果宏观形势再不显著改善，出现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的情况恐怕也不是危言耸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