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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新闻】

当下存在的这种公司治理法律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间的矛盾，根源上是因为规范中国资本市场的两大基础法律《公司法》和《证券法》遵循的是不同的法律传统，继而产生了法系冲突与法理冲突。第一，中国《公司法》主要依从大陆法系，而《证券法》则主要借鉴以美国为主的英美法系传统。各国的法律制度都根植于其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经过市场实践后才逐渐形成出一套成熟稳定的法律制度，具有内在的合理性。但在移植法律规则的过程中，尤其是公司法律制度时，则应当进行适当的调整，以适应我国具体的国情。第二，《公司法》的法理秉承大陆法系的委托代理理论，强调股东与董事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董事听命于股东，主张股东优先主义；而证券法的法理则遵从英美法系的信托理论，相较于委托代理关系享有很强的独立性，主要承担信义义务，并在英美公司中体现出CEO/董事中心主义。这种《公司法》和《证券法》根本法理上的错位和扭曲，反映在《公司法》和《证券法》的交叉领域中时就导致了法律适用和司法实践的混乱。表现在公司治理领域时，就发生了在股东优先主义指导下的宝能系借助杠杆之力打开了CEO/董事中心主义指导下的万科的大门这一事件。

　　通过上述法理角度的梳理分析，不难发现世界各国的法律制度都具有一定的本土路径依赖的特点。在收购与反收购法律上，规则制定者更多的是根据各国不同情况来考虑权力的平衡，而非简单的在两者间进行倾斜性权力分配。虽然发达资本市场上的已有经验能够为中国在进行反收购法律设计时提供一定的参考，但不能直接照搬原有立法，特别是在考虑到目前中国资本市场仍具有一定的行政性、过渡性与转轨性色彩之后。立法部门与监管机构应针对中国现行公司法与证券法律运行的实践情景、证券市场上各方参与者的利益诉求与治理能力进行综合考量，既不能全盘模仿股东优先主义，也不能都支持CEO/董事中心，而要坚持以符合中国国情的、以股东为主的利益相关者注意进行公司治理层面的法律制度建设。

　　当前我们需要对上市公司的收购与反收购行为秉持审慎立场，将满足公司治理对法律制度的需求作为资本市场上供给侧改革的重点，构建完善现有行政法律体系以保证市场的平稳有序发展。

　　总之，公司治理需要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作为依托，而该环境必须是市场化、法制化的。首先，公司是有着营利性目标、按照自身逻辑、在法治化的市场中运行的经济组织，需要经济型治理加以匹配，政府、资本市场、债权人等外部治理的重要主体在参与公司的治理时，也要遵循经济型治理的逻辑和规则，让企业接受真正收购“实战”的考验，在市场上实施市场化的并购、控制权争夺、股东诉讼等治理较量；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治理主体都要树立法治思维，在依法治国、依法治企框架下寻求“经济型治理”的办法，进行“实战”时也必须具有“合规”意识；再者，继续完善对金融机构治理机制的建设，强调市场外部治理与机构内部治理的有机结合，完善自身的风险管理与控制以促进“杠杆收购”发挥其治理作用；最后，加快在制度供给方面的建设，满足现行公司治理对法律制度的需求，使各项治理机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支持市场中多元治理主体公平公开博弈，以充分的制度保障来促进公司治理的制度建设与机制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