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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新闻】

对于金融机构的“被治理者”身份，我们认为要关注如下三点：第一，其经营目标中并非只包含营利目的，同时还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与公共服务职能。银行、保险等机构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与金融体系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柱，因此其更要提高对公司客户利益的保护力度；第二，针对提供杠杆资金的其他金融机构，应继续进行内部治理建设，通过科学合理的治理机制对其进行风险约束，资产配置不只追求收益更要考量风险的匹配性，避免在不当决策下出现资产负债端错配的情况；第三，当这些金融机构在涉及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的重大事项（关联交易、股份收购）时，应当及时向产品投资者披露如何使用这些股份表决权，充分征求其他股东的意见，发挥董事会尤其是独立董事的作用，切实保护公司、客户与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对于金融机构的“治理者”身份，我们认为也要做好如下三点：第一，强调其治理主体的身份，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参与上市公司治理，促进治理有效性的提升，以股权投资与参与治理的方式增加社会总财富；第二，从风险防范的层面对金融机构重大投资进行监管，允许保险资金、资管计划等有限度地进入资本市场，并在制度层面探索分层投票模式，如进行强调收益权的优先股投资，或是限制投票权的普通股投资等治理机制的创新；第三，明确金融机构作为治理主体的责任与义务，倡导其以长期稳健的治理者身份参与到公司治理中，发挥外部治理机制的积极作用，做市场上的价值发现者与价值创造者，而非风险的“助力者”。

　　我国金融机构的治理改革具有一定的双重性，也正处于行政型和经济型治理并存的阶段，监管部门政出多门、各管一方与金融机构混业经营之间也隐含了一定的错位风险。要从根本上防范这种治理风险，就需要继续深化治理改革，转变政府角色，实现“政监资”三分开与“出资人和监管两统一”的配套改革，在不遏制金融创新的前提下，有效防范监管风险，保护广大投资者的权益。

　　监管部门：制度供给的迫切性

　　法律法规等制度规范是公司运行的根本制度，也是监管部门参与公司治理的合法性来源。本次“宝万之争”就反映出中国公司治理法律制度在供给侧改革上的迫切需求，突出表现为：公司内部治理法律制度的需求远大于现有的法律制度供给，也大于公司外部治理法律制度的需求；尤其在上市公司敌意收购与反收购事件发生时，《公司法》与《证券法》等商法法规在内部治理方面的制度供给严重不足。在“宝万之争”后上市公司修改公司章程的浪潮中，增加的许多防御措施如“3%披露门槛”等就直接与原法律规定冲突，体现出“过度防御”的倾向。而《公司法》与《证券法》的原规定在性质上属于赋权性规则还是强制性规则，则决定了这些章程条款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但法律在这方面鲜有具体阐述，仍有待立法和司法的判决就其效力做出明确判断。对这些现实问题，目前监管层只能借交易所问询与约谈的形式做出行政指导性质的管制，尚无法在正式制度层面寻求治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