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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新闻】

美国的排华立法和判例并非孤立，它们一经做出，便立即进入某种司法循环的全球链中，在不同国家的立法和司法机构中被相互引用和强化。比如，英国枢密院就援引美国最高法院的推理来支持澳大利亚的排华立法，而美国最高法院后来又把这一澳大利亚判例用作证明其判决正当的理据；而当1892年美国国会议员格里主张延长1882年排华法案时，他的一个理由是：提议的新法案明确仿效了具有典范意义的澳大利亚排华立法。还有人注意到，在一些欧洲国家，这些针对华人的歧视性立法和判例，被用来证明限制亚洲人、犹太人以及东欧人的正当性。最后，在美国国内，由此建立起来的不受宪法制约的“无限且专制的权力”，一种东方专制主义所“特有的”标志，除了施用于华人，也施用于领地居民（如菲律宾人和波多黎各人，尽管他们并非东方种族），施用于印第安人（“根据美国宪法的逻辑，在法律上，印第安人是他们自己土地之上的外国人”，148页），甚至，施用于主要生活在犹他领地的摩门教民众。这些摩门教信众虽然皮肤白皙，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如一夫多妻或集体财产制等，却与盎格鲁-撒克逊的美国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如果不把他们视为“身披美国人外衣的‘真正的’东方人”（148、149页引塔波特语），美国人的自我认同当如何维持？

　　按法律上的分类，排华法案及判决均属美国国内法，在遥远的中国建立治外法权则属于国际法，两者领域不同，法理各异，涉及的对象和要解决的问题也不相同。但从法律东方主义的角度看，它们干脆就是同一个故事的展开。在这个故事里，作为他者的中国和中国人只是配角，甚至客体，但这个配角或客体却不是可有可无。借助于制定和实施排华法律，美国完成了对其国家的主权建构；通过在中国建立治外法权，美国实现了它的帝国构想。而比这些更重要的是，通过把中国界定为无法之地，把中国人视为不具个人意识的非主体，美国和美国人最终确立了自己作为自由、民主、法治楷模的世界形象。即使是在治外法权、排华法案都已成为历史陈迹的当下，这种世界形象依然屹立不倒。

　　上述情形意味着，法律东方主义并未随旧的治外法权的终结而终结，它依然存在，依旧支配着人们关于法律的想象，只不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采取了一种更为曲折、更加隐晦，但很可能也更加坚实的方式。比如，《排华法案》虽已废除，但是相关判例仍然有效，因这些判例而确立的绝对权力依然存在，只是其对象先后变成了激进主义者、同性恋者（1950年代）和恐怖分子（今天）。不仅如此，基于此类判例而产生的宪法法理学还延伸至诸如行政法这样极为重要的新兴法律领域，并在更广泛的范围里产生若干令人忧虑的后果（228-231页）。更不用说，通过：一，建立海外军事基地的全球网络；二，单方面扩展其国内立法的治外适用范围；三，发挥一套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贸易组织等的全球影响力，当下美国法域外帝国的身形依然清晰可辨（203-207页）。不过，在络教授讲述的这个当代法律东方主义的故事里，最精微也最动人心魄的部分恐怕还不在此。在以“没有殖民者的殖民主义”为题的结语一章，络教授写道：“作为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制度全球化的结果，法律东方主义的话语在今日的中国与在美国一样盛行。如果治外法权帝国主义乃是一种没有殖民地的殖民主义，那么我们可将中国现代法律改革的诸多方面看作是一种没有殖民者的殖民主义。”（198页）法律东方主义魔幻般的支配力在这里真正显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