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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新闻】

所谓法律东方主义，按络教授的说法，乃是一套关于何谓无法以及何人并不拥有法的未被言明的文化预设。这也是近代法治话语中未被言明的核心成分，因为，若没有一个无法的、专制的他者来陪衬，法律现代性的世界也无以确立（第9页）。考虑到法治在现代性方案中的核心地位，把法律引入东方主义研究，其重要性不言自明。而以美国和中国为比较对象，无疑也极为恰当。因为，美国就是法治的楷模，中国则不啻是这楷模的反面，此种观念十九世纪已然，于今仍盛而不衰，由此产生的话语实践更是影响深远。这些，正需要一种东方主义的分析来详加揭示。

　　西方的中国形象纷繁驳杂，迭经变化，有研究者将此变化纳入西方现代精神的形成过程之中，以1750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段：之前的“中国”是西方人眼中的乌托邦，之后的“中国”则是西方现代意识形态的他者（参见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变成“我们”西方不想成为或不承认的对象。一句话，东方迥异于西方，中国是西方诸国所不是的国家。这样一个作为西方反面的中国形象，在孟德斯鸠、黑格尔、马克思、韦伯这些“古典欧洲东方主义者”（44页）的笔下日益丰满，深入人心，进而在西方支配东方的帝国主义实践中结出丰硕果实。这其中，就包括界定和规范近代东西方关系的国际法制度。

　　依通说，近代国际法制度始于1648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据此条约，所有国家皆享有平等主权，成为国际法上的平等主体。只不过，这里的“所有国家”并不出欧洲范围之外，相反，若把目光投向欧洲以外，则图景大变。因此，络教授援用卡尔·施密特的看法，将1492年欧洲人发现新大陆视为国际法的开端。从这个视角观察，国际法的生长和扩展便不只是一个关于欧洲各国不断融入平等秩序的叙事，而是一个开始基于宗教差异、后来基于文化差异排斥欧洲以外国家的故事。在此过程中，法律也不再是一种服务于普世性全球认同的手段，而是“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不同程度普世性的一种工具”（119页）。在这方面，十八世纪下半叶方始建国的美国当然不是始作俑者，但是当它通过与清廷签订《望厦条约》而获得诸多实质利益时，其手段的高明，就连一向思虑周密、极富统治经验的英帝国也自愧弗如。无怪乎嗣后列强在与中国签订同类条约时，无不将美式而非英式条款奉为范本（141页）。美国也从此成为西方在东方的法律帝国主义制度化过程中的“全球领航者”（26页）。

　　络著讲述的这个“奇特但几乎被遗忘的故事”，内容丰富，情节生动，意蕴精微，本文不能尽述，这里姑取一节以见其大概。

　　如前所述，法律东方主义的要旨，在于设定一个无法亦无主体的东方，进而推知识于权力，变意识形态为制度，将一套普世法律加于其上。确立治外法权，建立租界，适用领事裁判，诚为其题中应有之义，惟具体操作，临时变化，种种细微节目，足资考辨。这些方面，络著的描述与分析颇多可观，而其最可称道的地方还在于，这个东方主义的故事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多维的、流动的。换言之，这故事讲的不只是东方主义话语实践的单向展开，也是其反向展现，从而尽显其自相矛盾的过程。于是，法律东方主义的这一面，演变成了一个美国的法律专制主义的故事，其中，意在为中国提供一种法律治理模式的驻华法院，实际提供的却是一种“法律的专制主义”（26页，详158页以下），而想要将东方专制主义臣民阻拦于美国境外的愿望，更导致“美国境内某种法律专制主义的制度化”（第8页，详142页以下）。以后者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