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承包权质押贷款：指农户以其承包的土地承包权（含水面）为质押物，解决种植、养殖过程中的资金需求的贷款业务。该业务是我行在《物权法》通过后的一个支农业务创新，作为拓宽农民贷款渠道和规模的一个有益尝试。”在苏北某农村合作银行的宣传画册上，记者看到了这样的金融产品介绍。同一页上，还有林权质押贷款的产品介绍。 “你们创新的步子很快啊。”记者第一次接触到有银行开展土地承包权和林权质押贷款，“现在这两种贷款业务开展得怎么样呢？” “到现在一笔也没有办成。”该银行分管信贷的副行长老张告诉记者。 配套不力创新难 “为什么？这样的产品，应该很受农民欢迎才对啊？”记者很不解。 “主要是相关部门不作为，办理业务所必需的配套制度跟不上。”老张有些焦急地说，“就拿林权质押贷款来说吧，按照规定，要办这笔业务必须有林权证，而且林权抵押给银行后，涉及到的林木如要砍伐，须提前通知银行并获得银行同意，这得相关部门配合才行。我们早就想开展，也多次与林权管理部门沟通，可他们就是不肯接受登记、办理林权证。” “为什么不肯办理？政策不是允许和鼓励这样做的吗？”记者追问。 “虽然说政策允许，可是毕竟全国还没有先例。我们这种小地方，万一出点什么事情呢？有关部门还是怕承担责任吧。”老张表示。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土地承包权质押贷款业务上。虽然目前相关政策已经允许这么做，但是由于配套政策未跟上，金融机构在实践中很难操作。 “像我们这儿，人均耕地面积也就在１亩左右，个体分散地拿一两亩地到银行抵押没什么意思。土地承包权质押贷款实际上是以土地流转、规模经营为前提的。但目前土地流转相关的制度并未完善，法律上也未明确。”老张说，“我们在操作中碰到‘三无’：无登记部门、无证、无价格。因此，目前土地承包权质押贷款不具备可操作性。这是全国性的难题，不仅我们一家碰到。” 信息不畅钱难来 “听说国家开发银行一家分行最近有４０亿元的贷款额度给省内的生产型企业，我这个兴奋啊。”某贫困县分管经济工作的副县长对记者说，“回来一问那些整天诉苦从银行贷不到款的企业负责人，他们居然没一个人知道。” 这位副县长非常苦恼地告诉记者，目前没有适当的渠道获得金融机构的相关信息，金融系统的信息披露不够充分，很多政策性信息他们无从知道。“像这次国开行某分行４０亿元贷款额度的事，我是因为分管经济工作，平时就对这些信息很留心，这次出去开会时偶然听到的。回来一问，没一个人知道，就赶紧派了两个人到这家分行去盯着，至少得努力争取机会啊。” 然而，让这位副县长苦恼的不仅仅是资金难来。“我们感觉上海的金融辐射力度有限，到长江边就没了，到不了苏北。”他对记者说，“在我们这种经济欠发达地区，金融支撑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太重要了。我们迫切地需要人才，愿意踏踏实实在农村干的人，懂经济、懂管理的人，尤其缺金融方面的人才。” 人才抽血更要命 这位副县长所期盼的高素质人才固然缺，但更为紧迫的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基本劳动力都已经出现边缘化的现象。“十户九空”，是这次苏北农村实地考察中，不同地方流传着的同一句俗语。 “现在到村子里走一走，如果说‘十户九空’有点夸张的话，三四户空着是肯定的。”某贫困县政府农村办公室主任对记者说，“不少人家一年到头大门紧锁，家里的承包地、自留地都是荒着的。” 正值农忙季节，记者一行实地走访的几个村庄，在田里做农活的不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就是四五十岁的妇女。村子里，大门紧闭的农房大约占到一半。 “留在这里的是没法出去的，或者出去了也找不到工作的。”当地一位村干部说，“我们通常说是‘９９３８６１’部队。‘９９’指老人，‘３８’指妇女，‘６１’指儿童。由于家中少人照料，现在不少小学都实行寄宿制了。” 据了解，该贫困县６０万人口中，常年在外打工的人口有１９万，占到３２％，而这部分人群恰恰是人口构成中最富活力和创造力的青壮劳动力。在另一个贫困县，大约１００万人口中，外出打工的也占到２０万。 各地的村庄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空心化”现象，留守家中的老弱妇孺成为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人员，农业生产正面临劳动力极度缺乏、后劲不足的窘境。 “有人比喻说，各金融机构在农村是‘资金抽血机’，将农村资金输向城市。”上述农办主任叹着气说，“但是，比‘资金抽血’更可怕的是‘人才抽血’。” 少人愿做村干部 “你猜我一年拿多少工资？”某贫困县村支书老赵问记者。 看着记者一脸茫然的样子，老赵向记者伸出了４个手指，“４０００多元。” “其实正常应该有八九千元的年收入。”同行某农信社负责人向记者解释，国家财政给村级干部的工资标准是每人每年８０００多元。现在精简人员，每个村只配两三名村干部，可是同时又乡镇撤并，撤并后有的村人数很多，两三个人没办法处理那么多工作，就只能另外再找人帮忙，通常村干部总人数有５到６人，但国家财政拨款还是那么多，这样分下来，每个人就只有４０００多元了。 “我们这里缺人，缺‘能人’。”该负责人告诉记者，老赵现在５０多岁，做村支书十几年了，十几年如一日，带领全村人致富，曾经被评为省劳动模范，这在村干部中已经算是少之又少的“能人”了。 但是，老赵的家庭经济来源并不是靠担任村支书职务所领取的工资。他有自己的家族企业，生产当地特产，主要收入来自于自己企业的经营利润。“做村干部，真的只有两个字，‘奉献’。”老赵对记者说。 然而，在基层村组，更为普遍的情况是，很难找到像老赵这样有头脑、有能力并且愿意“奉献”的人来做村干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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