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时报记者黄海婷胡梦然深圳摄影报道

　　9月21日，南向资金净买入超30亿港元，其中港股通(沪)买入超22.84亿港元，港股通(深)买入超7.21亿港元，延续了9月14日至18日当周南向资金持续净流入的态势。资金面的持续活跃，正是香港资本市场制度变革窗口期的市场表征。

　　9月16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首份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2030年)》，并发表《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这份规划将香港资本市场纳入一个由政府主导、有约束性目标的资源配置框架，明确提出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GDP比重由2024年1.63%提升至2030年3.00%，制造及新型工业增加值占GDP由3.80%提升至5.50%等量化目标，标志着港股市场从单一的跨境融资通道，向集融资、资产交易、人民币国际化、科创产业赋能、财富管理于一体的综合性制度平台转型。

　　围绕这一制度跃迁的逻辑与路径，《华夏时报》记者深入采访了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金融发展与国资国企研究所所长胡彩梅、香港经济学者及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刘鹏。三位受访者从不同维度拆解了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港股市场的制度重塑意义，以及从“通道型市场”向“制度型市场”转型的关键变量。

　　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

　　胡彩梅在采访中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港股市场最具制度分量的变化，是把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将港股的交易货币生态从“港币/美元计价”升级为“人民币资产—人民币交易—人民币定价”的闭环。“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将香港资本市场纳入一个由政府主导、有约束性目标的资源配置框架，把港股定位从单纯的跨境融资通道升级为集融资、资产交易、人民币国际化、科创产业赋能、财富管理于一体的综合性制度平台。”胡彩梅告诉《华夏时报》记者。

　　这一判断在五年规划文本中得到印证。规划明确提出“系统性构建多元化资本市场”，并在“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专章中部署“推动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鼓励内地及国际投资者使用人民币作为投资货币，同时促使更多上市公司设立人民币柜台。

　　值得关注的是，这一制度安排的政策推进节奏正在加快。2026年8月3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港交所举行的人民币国债期货上市仪式上表示，“当前中国证监会会同香港方面正在抓紧推进人民币股票交易柜台、REITs纳入沪深港通各项准备工作”。9月4日，香港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进一步表示，“香港市场已在技术上准备就绪，迎接人民币交易柜台纳入港股通，正与中国证监会商定时间表”。这意味着，从政策信号到技术准备，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已进入落地前的关键阶段。

　　对此，梁海明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香港本身就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但人民币国际化下一步不能只看境外人民币有多少，更要看人民币能不能真正用于投资、融资、交易和资产配置。人民币柜台进入港股通之后，可以增加内地和国际投资者使用人民币投资港股的场景，也会推动更多上市公司增设人民币柜台。”

　　胡彩梅进一步分析，这一制度安排解决了离岸人民币投资资产稀缺的痛点。“过去大量人民币只能做存款、债券，股票层面缺少可直接投资的人民币计价权益资产。上市公司增设人民币柜台并接入港股通，内地南向投资者可以直接用人民币买卖港股人民币柜台，不需要先换港币，境外机构也可以通过离岸人民币直接投资港股，扩大离岸人民币的投资应用场景，推动人民币从结算货币向计价、投资货币升级。”

　　从制度演进的角度看，这一变化的深层意义在于，香港人民币市场不再只是一个“资金池”。梁海明告诉《华夏时报》记者：“香港的人民币市场将逐步形成从融资、投资到结算、风险管理的完整生态。这个变化，对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枢纽地位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都有实际意义。”五年规划中“构建全覆盖、多层次的人民币跨境流通网络”“增加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管理工具及风险管理产品”等部署，正是这一生态建设的制度支撑。

　　四个关键点的系统性重构

　　如果说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是制度跃迁的“切口”，那么从“通道型市场”向“制度型市场”的转型，则需要更系统的框架支撑。胡彩梅对《华夏时报》记者分析，通道型市场主要承担“内地企业出海融资、外资投中国资产”的中转桥梁功能，业务高度依赖跨境流量；制度型市场则形成内生完整生态，具有独立资产定价能力、丰富产品工具、多元本土与国际投资者、强大产业赋能功能，规则体系可以输出标准，吸引全球主体主动来港开展业务。

　　采访中，胡彩梅将这一转型拆解为四个关键点：一是资产端实现资产来源多元化，继续承接内地硬科技、新经济企业，同时吸引海外优质企业迁册、二次上市，壮大大宗商品、绿色、科创、家族办公室相关资产；二是资金与投资者端构建多层次长线资金底座，壮大家族办公室、主权基金、保险资金、养老金等长线资本，把香港从IPO募资地变成全球资产配置与财富管理沉淀地；三是产品与基建端补齐完整工具链，完善CMU债务基建，发展衍生品、数字资产、人民币计价股票与大宗商品；四是规则与监管协同，发挥普通法优势，在上市、数字资产、家族办公室、知识产权融资、跨境监管协作等方面形成接轨国际又适配中国国情的制度。

　　梁海明对这一转型有相似观察。他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港股过去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帮助内地企业对接国际资本，也帮助国际资金进入中国市场。下一步如果要从‘通道型市场’走向‘制度型市场’，关键是不能只解决资金‘进得来’、企业‘上得了市’的问题，还要让资本愿意长期留下来，让企业能够依托香港开展全球经营。”他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概括这一转变：“香港不能只把买卖双方介绍到一张桌子上，更要有能力陪着企业把生意长期做下去。这也是从‘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走向‘超级合伙人’的应有之义。”

　　五年规划在“优化股票和债券市场”一节中明确提出，提升市场深度、广度与流动性，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及国际资本“引进来”，承担香港作为国家金融对外开放试验田的角色。在债券市场方面，规划部署完善“债券通”(南向通)，持续推进南向通在投资规模、投资者范围、产品、交易安排等方面的优化扩容，推动更多内地机构投资香港债券市场，扩大“股票通”“债券通”“理财通”“私募通”渠道和业务量。在大宗商品领域，规划提出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探讨发展人民币计价黄金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加强与上海黄金交易所和上海期货交易所等内地交易所合作。

　　港股市场纵深的外部变量

　　制度型市场的构建，不仅需要内部制度框架的完善，还需要外部市场纵深的拓展。

　　五年规划专门设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打造双向服务平台。胡彩梅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目前已协助超340间企业，约三成在港设总部或财资中心，这对港股市场意味着三个层面的增量：增厚港股的上市公司储备池，带来机构资金与业务沉淀，优化投资者结构。

　　“在港设立国际总部、财资中心的出海企业，大多有跨境融资、并购、风险管理需求，港股自然成为其首选境外上市平台，扩大港股IPO储备，改善新股供给质量，尤其利好硬科技、新能源、跨境供应链类企业。”胡彩梅分析称，“财资中心承担集团全球资金归集、跨境投融资、汇率风险管理，会在香港沉淀资金，使用港股市场的股票、债券、衍生品工具做资产配置与风险对冲，带动二级市场、固收、衍生品业务活跃度，不仅仅是一级市场IPO。”

　　梁海明对记者表示，这组数据说明越来越多内地企业到香港，已经不只是为了上市融资，而是开始把香港作为全球经营的重要节点。“超过340家企业获得出海专班协助，其中约三成在香港设立地区、国际总部或企业财资中心，说明企业的资金管理、海外业务和专业服务需求正在进一步沉淀在香港。对港股来说，这会带来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上市不再是一笔孤立的融资交易，而可以和企业落户、财资管理、跨境并购、海外投资连接起来。”

　　在亚太资本流动的新角色上，胡彩梅认为香港的传统角色是“中国对接西方”的超级联系人，新角色是大湾区连通整个APEC亚太资本循环枢纽。她具体提出三个方向：一是大湾区与APEC之间的跨境资本试验枢纽，依托大湾区先行先试探索数据跨境流动、跨境投融资规则；二是亚太离岸人民币资产定价与配置中心，依托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枢纽，发展人民币股票柜台、人民币债券、大宗商品、衍生品，为APEC区域机构提供一整套人民币计价的投资、避险、融资工具；三是绿色与可持续资本的亚太集散枢纽，把大湾区绿色项目和APEC区域绿色资本对接。

　　梁海明表示，把APEC和大湾区放在一起看，香港有条件进一步成为亚太资本与产业之间的“超级合伙人”。“今年APEC财政部长会议在香港举行，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则在深圳举行，香港和深圳一个突出金融，一个突出科技和产业，两者正好可以形成互补。香港可以一头连接大湾区的科技、产业和优质企业，一头连接东盟、中东以及其他亚太市场的资金和投资者，再把离岸人民币、融资、保险、法律和专业服务嵌入其中。”

　　五年规划在“深化国际交往合作”和“共建‘一带一路’”章节中，明确支持香港“吸引更多国际组织和多边机构在香港设立办公室或区域总部”，并“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APEC)、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组织”。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章节中，规划提出“探索优化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机制”“深化跨境黄金加工贸易，探索绿色金融、可持续投资，以及金融科技合作，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碳市场及绿色金融生态圈发展”。

　　香港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全球第三、亚太第一，同时面临新加坡、迪拜等市场竞争。胡彩梅表示，本轮改革可以守住香港亚太区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定位，强化人民币、大湾区、超级联系人的差异化赛道，“但不会自动带来港股市场持续走强；优势能否兑现，取决于改革落地成效、实体经济企业供给、全球宏观环境多重条件”。

　　这三层改革叠加，构成了港股市场从“通道型市场”向“制度型市场”转型的完整框架。判断标准不应止于短期IPO数量，而在于制度弹性、运营效率和市场纵深能否形成可持续的竞争优势。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为港股市场设定的，不是一场短期繁荣的冲刺，而是一场制度型开放的长期跃迁。这场跃迁的成效，将取决于规划实施保障机制能否真正落地——正如五年规划第七篇所部署的，“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以及“根据实际情况对五年规划进行中期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