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秦旭东　见习记者　黄磊　北京、广州报道 　　李玉赋强调，查处涉及国家公务员的商业贿赂案件是工作的重点，同时要重点关照“利用审批权和执法权在商业活动中索贿受贿的腐败分子”。 　　自去年8月开始的反商业贿赂专项行动，终于到了一个“期中盘点”时刻。 　　在7月31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央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监察部副部长李玉赋介绍了这项工作的阶段性成果―――从2005年8月到2006年6月，全国共查处商业贿赂案件6972件，涉案金额19.63亿元。 　　李玉赋表示，“在当前一些领域和行业商业贿赂还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必须集中力量突破一批大案要案，严厉惩处违法犯罪分子，有效遏制商业贿赂滋生蔓延的势头。” 　　而此次新闻发布会还公布了15起典型案件，包括河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张全、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副局长于庆香等多名政府官员受贿案和数位国企管理人员的受贿案。 　　这个“典型名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目前商业贿赂的集中、高发区域：包括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资源开发和经销六大领域，以及银行信贷、证券期货、商业保险、出版发行、体育、电信、电力、质检、环保等九个方面。 　　数据显示，这一轮反商业贿赂行动中查处的案件，上述六大领域和九个方面的案件达5480件，占案件总数的78.6％，涉案金额16.04亿元，占总金额的81.7％。 　　本次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的另一个重要信息是，查处涉及国家公务员的商业贿赂案件是工作的重点。李玉赋也强调要重点关照“利用审批权和执法权在商业活动中索贿受贿的腐败分子”。 　　在被查处的6972起案件中，涉及国家公务员的案件1603件，占总数的23.0％；涉案金额5.08亿元，占总金额的25.9％；涉及厅局级干部49人，县处级干部367人。 　　之前，有专家主张制定专门的《反商业贿赂法》。对此，在7月27日举行的“今日中国论坛・反商业贿赂高峰论坛”新闻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最高院应用法学研究所所长胡云腾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检察理论研究所所长张智辉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均表示，从目前看，我国的相关法律，特别是刑法里有很多条款，基本能够涵盖商业贿赂的各个方面，是能适应需要的，为此制定专门的法律并无必要。 　　但同时，他们一致认为，对现有法律条文进行细化是下一步的工作重点。两高将根据下一步工作的情况，适时出台相关司法解释。 　　张智辉表示，“我国目前情况下，商业贿赂往往和政府权力干预相联系，为了达到商业上的目的，追求商业利润，来贿赂政府官员，这些都可以按照刑法的规定，从犯罪主体的身份、所利用的权力来区分，做出处罚。” 　　张智辉说，“把反商业贿赂作为一个专项工作来开展是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刑法要对此做一个专门的规定，有一个专门的罪名。” 　　胡云腾则认为，刑法中的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涉及的是严格意义上商业贿赂，而国家公职人员，包括国有企业的工作人员行贿受贿的，涉及职务犯罪。现在所说的商业贿赂把这些都包括了。 　　胡云腾表示，我国反商业贿赂方面的法律同国际上相比，特别是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比，差距主要在对贿赂的对象、方式，特别是犯罪主体上的规定上，需要完善。另外，我国对贿赂犯罪的概念同很多国家不一样，有量上的要求，比如行贿、受贿要达到一定数额才构成犯罪。 　　而在6月29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六)》中，已经把商业贿赂的犯罪主体扩大到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 　　刑法第163条被修改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同时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胡云腾透露，两高已经着手就《刑法修正案(六)》出台司法解释，主要是要增加部分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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