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记者刘敬元

　　作为一种创新性的业务模式，“保险+期货”已取得快速发展，服务了广大农户，但这一模式尚待完善，特别是在商业化和可持续发展方面。

　　从过往看，诞生于扶贫攻坚阶段的“保险+期货”，尽管保费资金来源结构有所优化，但仍有不少为补贴性质。中国期货业协会数据显示，自2016年开始，“保险+期货”共投入保费金额67.2亿元。其中，期货交易所支持保费21.85亿元，参保主体自缴保费20.44亿元，政府财政补贴保费20.33亿元，期货公司捐赠保费2.96亿元。

　　在农业保险领域专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保险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庹国柱看来，如果没有政府的保费补贴，绝大多数农户或难参与“保险+期货”，而期货是市场化工具，国家给予财政补贴的理由还不充足。

　　记者在孟连县采访时了解到，2022年开始“保险+期货”逐步转变成自主经营阶段，相关补贴减少、自担保费上涨后，农户出现了参与与否的分化。

　　2016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中8次提及“保险+期货”，是农业保险方面提及次数最多的内容。庹国柱认为，一号文件提及某个问题的次数多，一方面表明这个问题对于农业保险发展和“三农”工作非常重要，另一方面表明问题一下子可能落实不了。实践、政策酝酿和制定都需要一定的时间，“保险+期货”已有诸多试点，但是在理论上还没有研究透彻，政策界限还不清晰，认识还没有达成一致。

　　据了解，现在“保险+期货”大多为“价格保险+期货”，这种模式下，保险公司的身份角色也存疑，即到底是保险还是中介。相较之下，“收入保险+期货”有本质不同，保险公司至少承担了产量风险，是保险公司和期货公司各自发挥专业价值支农惠农的方式。

　　如何优化“保险+期货”？庹国柱从资本市场、农险经营主体、监管部门等维度提出了多个建议。例如，农业保险经营主体要继续配合期货市场主体，做好“价格保险+期货”的试点；保险机构要进一步与期货公司合作，继续开发和试验“收入保险+期货”产品，为将来农业收入保险的普遍推行创造出独特的经验和模式。同时，监管部门应当认可“收入保险+期货”产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性质，并在有关财务会计规则以及农业保险再保险方面给予肯定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