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分析是一门如何应对变化的技术，它从来也不是一门如何预测未来的技术。无论以基本面或者以技术面为工具，投资分析的基点都是建筑在事件自身的演变并通过解析事件的可能性来映射未来的变化。

在这个体系中，技术分析显然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一般而言，技术分析是研究市场价格变化或者说波动的学问。众所周知，价格并不总是反映价值，过或者不及是经常的现象，两者之间总是有一段距离，甚或相距甚远。这是因为一方面价值这个概念的内涵相当模糊，极难量化；另一方面交易者作为一个群体所呈现的非理性行为——尽管交易者个体都认为自己是理性的——总是导致价格脱离其价值，使两者处于分离的状态。这样以来，过与不及就成为常态，那么价格的“过与不及”之间则是技术分析者的用武之地。技术分析能较好的测量价格与价值之间的背离程度并通过自己的语言刻划这种背离关系——这个意义上讲，它当然是测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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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市场，绝大多数交易是以实现“低买高卖”为目标（以获取利息为目标的货币基金或者以获取平均收益为目标的指数基金除外）。即使是价值交易者，认真衡量价值—价格之间的关系也是成功交易的关键。马克斯（橡树资本管理公司总裁）说，“没有任何资产类别具有与生俱来的高收益，只有在定价合适的时候它才具有吸引力”。

个人的理解，他是说价值交易者必须认真衡量价格，以价格为出发点，以低于内在价值的价格买进，如果买进价格过高，那就是失败的交易。然而，内在价值的概念非常模糊，不能量化，这样以来，实现低买高卖的理想交易就变得非常困难。技术分析以价格自身行为为研究对象——对价格波动结构以及群体市场心理行为的描述——从而有助于交易者实现低买高卖的理想交易。由此，即便是价值交易者，熟练的运用技术分析亦是成功投资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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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中最难判断的一点就是什么样的价格水平是安全的，不幸的是，由于理论的缺陷以及交易者自身局限性，即使被理论所“确认”的“安全价格”，出错的概率还是极大。“如果非要我归纳一下我的实际技能，那我会用一个词：逃生。运作一只对冲基金充分利用了我的逃生训练。我之所以富有，仅仅是因为我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错了。我基本上是靠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而屡屡大难不死、存活至今”,“一旦我们认识到有缺陷的理解就是人类的处境，那么犯错便没有什么可耻的，可耻之处在于我们不能改正错误。金融市场往往是不可预测的，因此我们必须做几手准备、考虑到多种情况。重要的不在于你判断正确还是错误，而在于当你正确的时候你赚大钱、当你错误的时候少亏钱”。

由此，交易者要接受控制损失的观念并随时给出是否犯错的基准。没有被证明错误的交易才是正确的，这是技术分析自身逻辑的要求。就技术分析的逻辑说来，它天然的是一种否定的思维体系。卓越交易者在拥有头寸之后，会随时给出证明自己错误的基准。只有在没有证明自己错误之前，这笔交易才是有效的、可靠的。他们会坦然接受小的损失，但决不允许小错误最终酿成崩溃性的大损失。故此，卓越的交易者其交易系统及其思维逻辑应当是否定的、可证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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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资分析的体系中，技术分析研究价格波动模式以及相关性问题；数量化模型则通过时间序列去研究价格之间的相关性，并据此开发各式各类的交易模型；基本面分析则是寻找价格与内在价值之间的偏离；此外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套利模型。但以上种种分析方法都存在相应的假设，这些假设条件大多与现实存在抵牾，也有很多假设条件是根本不可以被假设的，如波浪理论的“5-3”模式。传统分析方法的重大缺陷即在这些假设上，它违背了简单性原则而被人所诟病，在形式上往往繁复拖沓，丧失了形式美。爱因斯坦说：“逻辑简单的东西，当然不一定就是物理上真实的东西。但是，物理上真实的东西一定是逻辑上简单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在基础上具有统一性”。当自然科学越来越主张简单性原则时，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说并没有按照这个原则去发展，却走向了相反方向，与真实世界的逻辑简单性背道而驰，以致于越来越晦涩复杂。传统的证券市场分析方法也难脱此窠臼，很多所谓理论远没有触及金融市场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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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的实践中，我们发现传统技术分析体系程度不同的存在三大难题：

一是精确定义的问题。如交易者耳熟能详的趋势这个概念，交易者所理解的趋势是一种动向、一种倾向，这样就带来“同义反复”的问题，由此，趋势这个具有根本性的重要的概念，在传统技术分析体系中是没有被定义的，没有给予定量的精确的描述，这就为实盘操作带来极大困惑。

二是普适性的问题。比如波浪理论，它的“5-3”的循环模式，运用它分析股票指数，或许是合适的，但对于个股的分析，就遇到极大的困难。普莱切特曾坦率的承认，波浪理论并不适合运用在个股上。又如交易量这个指标，用它来分析股票是合适有效的，但在外汇市场、期货市场，就没有交易量的数据统计，所以它也不可能是一个普遍适用的分析体系。

三是概率描述的问题。交易者只能用“大约”“或许”“可能”等这些模糊的用语去描述市场，比如说“上证指数有止跌企稳的可能性”，只能说“可能性”，不能说“一定”“必然”“确定”等等，这就是概率描述的问题。

那么，技术分析的三大难题，精确性问题、普适性问题以及概率描述是不可解决的吗？应该说，这些难题在结构分析的体系中得到了完美的解决。

当然了，就其基础而言，结构分析仍然是技术分析方法的一种，但它却是一种全新的方法体系，它完全从市场自身的波动规律而构建，它不是闭门造车、凭空臆造的产物。尽管它从传统的技术分析理论中借用了个别的词汇，但它与传统的技术分析体系并没有任何源流关系，它不是道氏理论、波浪理论、分形分析等传统理论的总结与集成。就其理论特质而言，它是一门思维的艺术，它是思维方式而不是思维定式——这个基本思想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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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市场，衡量一个方法体系或交易模型的优劣，唯一的标准就是实用性。比如道琼斯理论，尽管它在技术分析体系中具有开拓性的巨大贡献，但它在实用性上却非常差。分形分析也是如此，它对金融市场的解释具有颠覆性的贡献，但它不是一个交易系统，几无可行性。波浪理论对价格行为的数量化尝试以及“5-3”模式的分形思想无与伦比，给予多高的评价都不为过，但它作为一个交易系统，它的多可性却令人生畏。众所周知，均线系统的可靠性极其有限，但它毕竟构成了交易系统，是一个买、卖的闭环。与传统的分析体系相比较，结构分析“两点一面”的交易系统在实用性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它简洁、完备、实用、高效，既有深刻的内涵，又具有外在的形式美，其他分析方法难以望其项背。一个被理论所保证的高效的交易系统，就使得交易者有了操作上的一致性，使得交易者就有了蜕变而为卓越的坚实基础，使得交易者逐步建立起高度的交易自信与勇气。建立在交易系统基础上又被理论所保证的交易自信是无可匹敌的！

在结构分析的体系中，“不预测、跟着走”是核心的交易策略。因为技术分析是一门如何应对变化的学问，是对变化的测量，“不预测、跟着走”的策略是技术分析的内在要求。卓越交易者没有立场，不会预设，他只是等待走势告诉他市场要向那里去，他屏息敛气只是等待猎物自己进入伏击圈，他扣动扳机的那一刻，只不过是对市场的走势（变化）做出的自然而然的反应。华尔街有一种说法：一个好的操盘手是一个没有观点的操盘手。要达到这样的交易境界，交易者要过两道关：向市场求真是第一个，向自己求证是第二个。前一个是对市场的认知，后一个是对自己的认知。前一个通过结构分析的学习很容易解决，但要过自己这一关则是一个长期修炼的过程。奥勒留说：“要相信你所看到的”，交易者最大的敌人来自于交易者的内心，要逾越自己内心的障碍达到这样的要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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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者所交易的其实是自己的交易系统，获取一定的经验后，多数交易者会根据已有的经验检讨并修正自己的交易系统，删减或增添一些条件使之趋于圆满，至于交易系统背后的思维逻辑是什么却被有意无意的忽略了。人类天性喜欢确定性，但技术分析却是一种带有否定性的分析方法，它需要交易者以“怀疑”的态度去运用它。“菜鸟”级别的交易者很难接受技术分析“否定”的思维逻辑，不会轻易接受控制损失的观点，而倾向于低位补仓或被动持有。此外，这个级别的交易者往往笃信指标分析并试图预测顶底，这显然是一种“肯定”的思维逻辑表现，或者他们运用的方法本身并不符合否定的逻辑结构。比如，价值交易者大多会形成偏向肯定的观点，当价格下跌并低于内在价值时，交易者将做买入操作；如果价格继续下跌，交易者必然加倍买入，因为此时投资价值变得更大，这事实上就复制了“等价鞅”制度。

其实，很多交易者虽然运用技术分析的交易模式，但并没有接受技术分析的思维逻辑。具体的表现就是不接受控制损失的观点，而采取低位补仓、降低成本的做法——这个方法其实就是在拒绝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是一种“肯定”的思维逻辑，而有经验的成熟交易者通常会接受“止损”的观念。也就是在进行交易之后，随时会给出证明自己错误的基准。这个基准主要包括：基于时间的止损、基于空间的止损、基于盈利的止损等等。这些交易模式的关键思维逻辑就是形成了“否定”的方式：只有在没有证明自己错误以前，这项投资才是有效的。亏损总是要发生的，关键的问题不在于何时发生，而是在于：它发生了，你怎么办？“如果一个头寸与我的判断相悖，我就出局；如果它与我的判断一致，我就继续持有。风险控制是交易中最重要的东西。如果一个亏损头寸让你感到不舒服，解决办法很简单：卖出，因为你总有机会再进来。”我觉得吉姆.琼斯的这句话价值连城。

看来，风险控制和错误投机的危机处理（这也是风控问题）是交易者必须优先解决的课题。失败或者错误无法避免，交易者所能做到的仅仅是设法控制失败所带来的损失，使它不至于陷我们于一败涂地之中而无法东山再起。就象华尔街著名人士伯纳德.巴鲁其所说的那样：“如果一个投资人的全部买卖能够对上一半，他该是满赚的，即使10次买卖只对3、4次，如果他在作错时迅速停损退出，还是可以赚上一大笔财富。”华尔街顶尖的投资人士威廉.奥尼尔也有同样的看法，“我翻阅过去的操作记录后发现，每买进十种股票中，只有一、二种真正赚到大钱。这意味着，若想挑到狂飙股起码要试上十次。”为随时发生的错误设置牢固的防线，毫无疑问这已经成为那些卓越交易者的共识了。

然而，很多交易者往往把风险控制与危机处理简单理解为“止损”，这就从一个误区跳进了另外一个误区。固然，止损很重要，鳄鱼法则说的就是止损的重要性，它的原意是指如果鳄鱼咬住你的脚，唯一的逃命机会就是牺牲这只脚。延伸到金融市场，鳄鱼法则就是，如你的交易背离市场的方向，马上平仓，不要心存侥幸。一般认为，止损的原因在于市场存在的随机性，如人为操控、群体心理、周期等，使得“历史会重演”这个假设只能在概率的意义上存在，因此，正确的交易与错误的交易在概率上就是各半的关系。与此对应，交易者总结的止损方法各式各样，概括起来，大致包括常规性止损与辅助性止损。前者意味着，当保有部位的条件消失，无论盈亏都要平掉这个部位；而辅助性止损的常见方法包括百分比平仓法，即当亏损幅度达到某个百分点时强制性止损，这个百分比往往根据交易者风险偏好、策略、交易期限而定，一旦定下来就果断执行。此外，还有回撤止损、期望R乘数止损、移动均线止损、布林通道止损、切线止损、筹码密集区止损等等，不一而足。认真研究这些止损方法就会发现，它隐含一个前置条件，就是把交易策略建立在概率的基础上，这势必带来频繁交易的问题，考虑到交易成本，这些止损的方法往往把利润吞噬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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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另一类交易策略即被强化，那就是提高交易的胜率或减少交易的频率以保证稳定的收益水平。提高交易的胜率以保证收益的策略，理想的情况就是提高交易决策的正确率（准确率）以减少止损或不止损。深入思考，会发现这个策略存在一个微妙的悖论，即交易系统添加“止损”指令以后，交易胜率将趋于降低，因为止损指令本来就是纠正错误的手段，所以提高胜率的方法必然是弱化止损，如此就出现了很微妙的循环：提高胜率的同时，交易者就必须容忍亏损。这样一来，就出现了类似于“等价鞅”的循环：即必然存在某一点，即使交易者放弃止损，容忍亏损，也不可能获得提高的收益率，这样提高交易胜率的初衷也失去了意义。那么，减少交易的频率以保证收益的策略怎么样呢？减少交易频率必然降低止损的总数量，这一点是一定的。但是，这又带来另外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即降低交易的频率并不意味着交易成功率的必然提高，哪怕一生只交易一次，也不能保证这一次的交易必然是成功的交易，或许是最糟糕的交易，比如破产退市。看来，降低交易频率的策略它只能起到节约交易成本的作用而无法保证交易胜率的提高。

那么，如何解决风控和危机处理的难题呢？在结构分析的体系中，我们看到交易策略的问题被简化为“两点一面”，两点是卖点与买点，一面是基本面。这样的交易策略中，风控与危机处理被包含在买点与卖点中，是买点与卖点的优选问题，而不是风控与危机处理问题。

当买入信号出现时，那是买入操作的优选问题；当卖出信号出现时，就是卖出操作的优选问题。这样一来，止损或保盈的问题就天然的被排斥在交易系统之外了，风控与危机处理就自然而然的被嵌入到“两点”中去从而自然的消失了。

就是说，结构分析的体系中，风控问题不是一个被独立衡量的单元，它已经有机的被“两点”的交易策略所包容从而自然而然的消失了。那些预设止损或预订止损计划，甚或把这项工作当做必须的决策程序或操作纪律的方法实在是极为笨拙而有害无益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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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那些业绩非凡的卓越交易者，会发现他们成功的背后是拥有同一个“圣杯”——独特的意志品质。心理学上一个著名的“延迟满足”实验：实验者发给一群4岁儿童每人一颗糖，同时告诉他们如果马上吃，只能吃一颗；如果等到20分钟后再吃，就给吃两颗。后来的跟踪观察发现，那些耐着性子吃到两颗糖的孩子，在中学阶段时表现出较强适应性、自信心和独立精神。在后来几十年的跟踪观察发现，有耐心等待两颗糖的孩子，在事业上更容易获得成功。这个实验是说，自我控制能力是值得称道的独特的意志品质，它是自我意识的重要成分，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重要心理素质。

交易者应当认识到，我们交易的对象是市场，但交易的主体则是我们自己，我们不过借助交易系统这个工具把自己的知识和心智结构以盈亏的方式体现出来而已。在投机交易中，或许最终的成败输赢取决于你的“延迟满足”能力：你要一颗糖？或是等待两颗糖？——这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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